摘要：黄平是广州起义时的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三人（张太雷、黄平、周文雍）之一，身兼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人民外交委员，是唯一在广州苏维埃政权兼任两职的领导人。黄平于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时到河北省检查工作在天津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在狱中自首叛变。建国后，在对广州起义的研究中，对于广州起义时身居要职的黄平提及很少。这里主要介绍黄平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一些活动情况。

　　黄平是广州起义时的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三人（张太雷、黄平、周文雍）之一，身兼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人民外交委员，是唯一在广州苏维埃政权兼任两职的领导人。黄平于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时到河北省检查工作在天津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在狱中自首叛变。 建国后，在对广州起义的研究中，对于广州起义时身居要职的黄平提及很少。这里主要介绍黄平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一些活动情况。

　　黄平（1901--1981）出生于湖北汉口，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曾入青年会中学、沪江附属中学读书。1928年毕业后到北平，先后在英文日报、英文导报社做校对，并在远东通讯社做过翻译。1923年到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担任过李大钊的英文翻译。1924年春，由赵世炎、陈延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一月奉派回国。后到香港为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工人委员会创设国际海员俱乐部，任中共香港特别支部书记。1925年6月参加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顾问，协助罗亦农在罢工工人中发展了上千中共党员。1926年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工人部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并在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7年4月，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南方局军事委员，在广州领导工人斗争。

　　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在白色恐怖中，广州工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在广州市委的领导下，于4月24日和25日，发动了总同盟罢工，罢工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李济深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雇主的进攻。参加罢工的有海员、汽车司机、手车夫、印刷工人、店员、银行职员、码头工人等。总同盟罢工期间，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省农会的宣言撒满了广州街头。这是出现在刚刚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的几天时间里。说明广州工人阶级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1927年6月，参加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黄平，根据中央指示，回广州开展工作。与市委书记吴毅、工委书记周文雍等一起在白色恐怖下的广州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一）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了贯彻会议精神，8月19日，黄平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到香港开中共广东省委会议，"此间完全接受会议之决议案，并决定暴动计划（计划、口号等附上），省委之改组并组织广州、西江、北江暴动委员会，分派人到各地工作。" 11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正式决定举行广州起义，要求广东省委发动农村和城市的暴动。并"会合成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11月26日晚，黄平参加了由张太雷在广州召集的省委常委会议，参加会议还有陈煜、吴毅、沈青、王强亚和国际代表纽曼，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指示"决定立即暴动"，并从发动总同盟罢工，组织工人赤卫队。加紧策反张发奎的军队，以及发动市郊农民暴动等方面做准备。会后，张太雷将会议决定的内容写信给在香港的常委恽代英及张善鸣、沈宝同，转报告党中央。报告中还提出"关于军事工作，此地需要一个组织，唯尚未定如何形式。" 黄平向张太雷建议，为了秘密起见，人数要少。张太雷接受了黄平的建议。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三人组成，作为起义总指挥机关，由张太雷任总指挥。根据省委指示，黄平与周文雍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将广州工人赤卫队进行改编。广州工人赤卫队的前身，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各进步工会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如"剑仔队"、"工人自救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这些组织是属于各个工会，相互之间只有非正式的关系，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心。原来计划准备将赤卫队按区来划分管理，一共划十一个赤卫队的区委会。由于时间紧迫，计划实现不了。因为当时是处在秘密条件下进行的，各工会不可能相互很快认识，而区委员会又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秘密组织自己的队伍，暴动的时间日益逼近。 这时，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将队伍统一改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下辖七个联队，两个敢死连，消息局及汽车队。每个联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小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大队还设参谋长和党代表。总队部设有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工作人员。全队约三千人。还指派广州市委工委书记，起义"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周文雍担任赤卫队总指挥。派徐向前任第六联队队长，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沈青任第二联队队长。还派一些具有军事才能的干部担任指挥。经过黄平、周文雍的努力，工人赤卫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严密了组织，充实了军事力量，大大提高了战斗能力，为广州起义准备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另外还组织特别工厂制造五百个手榴弹和炸弹，准备了一千支标枪。

　　对被汪精卫抛到街上的两万省港罢工工人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被裁撤的三千铁路工人，黄平也将他们组织起来。"他们是推翻现政权的暴动顶好的鼓动者。" 还有在广州印刷工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印刷工人文化程度较高，在大罢工时他们争取的权利较多，"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的损失最大，所以一经发动，革命斗争热情最高，党在印刷工人中的组织也比较强。

　　同时开展对农民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去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斗争，11月26日，省委在作出立即准备起义的同时，把发动"市郊农民的暴动"作为准备起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指示"各地农民更须尽可能与广州工人联合，特别是海丰军队及农军，要准备向此方移动，以待时机，而东莞，宝安的工作更为重要。"作为广东省委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的黄平，除了参与研究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还亲力到下面落实贯彻省委指示。认真做好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

　　广州起义的日期原定在1927年12月12日，正当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我党设在小北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泄露，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汪精卫闻广州即将发生事变，于12月9日三次弛电张发奎、陈公博、朱晖日等反动头目，催促他们迅速解散教导团、驱逐赤卫队，搜查工会，逮捕苏联领导。张发奎又电令前敌总指挥黄其翔回广州执行此计划，黄其翔于12月10日清早到广州。同时，朱晖日宣布全市特别戒严，在这形势突变的关头，"革命军事委员会估计到，整个暴动计划很有不能实现的危险，因之赶快决定把暴动的日子由十三日提前到十一日。" 于是，中共广东省委和以张太雷、黄平、周文雍三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马上"对一切党部机关、工会、赤卫队及教导团下了准备斗争的命令。"

　　12月11日凌晨四时，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了。黄平原定和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纽曼）在广东省财政厅附近一个机关等待暴动后去公安局指挥部，诺依曼忽然改变计划不来，黄平在机关里等待。四时许，黄平到马路上迎接教导团，并当向导带教导团冲到公安局。6时，广东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即在原广州公安局内成立及办公。红军司令部及赤卫队司令部亦在这里。苏维埃政府在这里举行了首次会议，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政纲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黄平任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兼外交委员。颁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苏维埃革命纪实》、《工人武装起来》等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其中《广州苏维埃宣言》署名是：广州苏维埃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起义后，从各处收缴来的武器用车运到广州苏维埃大院内。来领枪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络绎不绝，这时黄平也帮忙把枪支从卡车上御下来交给工人们。11日晚6、7点时，黄平参加了张太雷在公安局中楼底办公室召开的会议，决定还是继续攻打中央银行。12月12日黄平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陈郁、周文雍、杨毅等人来到丰宁路西瓜园参加"广州工人拥护苏维埃政权大会。回公安局后有罢工工人纠察队要到黄沙车站作战，黄平在公安局广场上给罢工工人纠察队编好队伍，讲了一番鼓动的说话，工人纠察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黄昏时，得知张太雷牺牲的消息，"这一消息给我当头一棒，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叶挺不在，文雍也不在，四周只有几个人，一个军人也看不见，但还有恽代英。我暗下决心要与公社共存亡。所以八时左右，我向在座的人建议，让恽代英隐蔽下来，写广州暴动的始末。""到了十点钟模样，参谋长徐光英忽然出现。他说不能支持了，建议撤退……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含泪而退了。"

　　（三）

　　黄平由始至终参加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了严重的处分。1928年1月1日至5日，李立三在香港坚尼地城（西环）羲皇台23号四楼省委机关招待所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会议，总结广州起义问题。会议决定执行"政治纪律"，处分黄平等一批广州起义的领导。"黄平同志系最高指导机关负重要责任的同志。所以指导机关所犯的一切错误，黄平同志应负重大责任，尤其是退却时，没有具体的计划，未设法通知负责同志的错误更大，所以黄平同志应予开除常委委员，广州市委书记，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留党察看三个月之处分，请中央批准。" 对于处分，黄平心里不服，在会上与李立三顶撞起来。"李立三讲了几句开场白以后，首先就批评黄平，说黄平作为广州起义的三人小组领导人之一，事先没有很好发动群众，没有做层层发动工作，致使许多工人都不知道广州暴动，甚至起义开始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接着，他又批评黄平不负责任，特别是张太雷牺牲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只通知武装部队撤退，不通知工人赤卫队撤退，以致工人赤卫队坚守无援，弹尽粮绝，牺牲惨重。黄平不服，据理力辩，力求表白自己在白色恐怖下做了不少工作。李立三很生气，拍台大骂说："你还不肯承认错误，我以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向共产国际控告你！……他俩一个批一个顶，争嘈得很激烈。

　　1月21日至22日，广东省委派黄平、罗登贤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广州暴动前后情况的汇报。汇报详细地叙述了：群众问题、组织问题、暴动前之准备、暴动决定的会、暴动开始后问题等。周恩来听了他们的汇报并作了记录。中共中央研究了广东省委报告和黄平、罗登贤的汇报，于1月25日致函广东省委，要求广东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假使省委还有意见，必须在2月中省委扩大会议时再行讨论，并决定要立三到中央面谈，调中夏代理广东省委书记。

　　黄平受处分后，按照当时的做法，要将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处分的同志派回广州工作。当时广州还处在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疯狂屠杀的形势下。周文雍、吴毅就是这样派回广州不久就遭国民党逮捕枪决了。黄平也准备派往西江工作，中央知道这个消息后，将他调往上海协助苏兆征办全国总工会工作。

　　1928年6月，中央通知黄平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8月16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黄平作了《关于广州起义的发言》。在广州起义周年纪念时，黄平写了《广州暴动及其准备》一文，刊登在莫斯科无产阶级书店出版之《广州公社》一书。此篇文章提到"本文未提暴动怎样被压服下去，与为什么原因，关于这些问题须另有专文记之。" 关于这些话的意思，黄平在1962年写的《黄平对广州起义的回忆》一文中有了解答："我当时之所以不谈这些问题，是因为恐怕把领导上的缺点写多了，会被反对暴动者利用，写少了，又不真实，所以我完全不写。而且那本纪念广州暴动小册子又是公开刊物，所以我便不想写了。现在看起来，我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我在这里把当时没有说的话说出来。" 作为广州起义的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黄平，对广州起义的失败，是有着深刻的反省。他在晚年写的回忆录《往事回忆》中提到几个错误：1、关于成立一个三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黄平向张太雷建议为了秘密起见，人数要少。张太雷采取了他的意见。于是成立了一个三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即张太雷、黄平、周文雍。张太雷任书记。张太雷除了领导省委之外，还管军事。周文雍管工人赤卫队，黄平协助市委书记吴毅和周文雍。这个组织人数太少，不能真正照顾全部工作。暴动后也没有扩大。2、暴动前20天左右，有一次张太雷在私人谈话中问黄平是否可以暴动，黄平没有问什么理由，就随口说要暴动。这种没有商量的口吻使张太雷不再说话。3、对于暴动前什么时候通知香港的同志回来，黄平说越晚越好，为的是减少被捕的危险。结果叶挺、杨殷回来时距离暴动时间只有6小时。事先不让他们参加制定暴动计划，不给他们充分时间制定行动计划和准备工作，他们怎样能完成任务呢？何况巷战对叶挺也是陌生的。责任应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黄平的责任更大。4、没有将暴动日期事先告诉当时作为主力军的教导团负责人叶剑英。在暴动前几天，张太雷征求黄平意见，是否要让叶剑英知道暴动的日期，黄平说叶剑英入党不久，又是教导团的团长，还是不告诉他好，暴动后再请他来。5、当知道张太雷牺牲后，一下惊慌失措，没有及时组织起义队伍撤退。

　　广州起义已过了80年，当年浴血奋战的人们都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日子，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观点来纪念广州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