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国内"左"倾思想错误在党内占有主导地位，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思想下发动的广州起义使革命有生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由于执行"左"倾路线方针，非但没有认真吸取失败教训，反而致使中共广州市委机关屡遭破坏，使地下党组织在广州无法生存，导致我党在广州的地下领导工作被迫中断。本文由此认为，"左"倾盲动主义不但直接导致了广州起义的失败，而且在起义失败后，还继续危害着广州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生存，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左"倾盲动主义对广州起义失败前后的影响及危害是由于受到当时的历史局限性而不可避免造成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要坚持革命斗争，强调工人阶级要时刻准备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广州起义就是在这个总方针确立下发动的一次武装暴动，但历史证明广州起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动的一场不合时宜的武装暴动。由于敌强我弱，虽然起义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起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思想下发动的广州起义使革命有生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起义失败后，在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下的中共广东省委非但没有认真吸取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反而采取了不切实际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广州市委机关在起义后数年间屡遭被敌人破坏，使我党在广州的地下领导工作被迫中断，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文就"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广州起义失败前后的影响及危害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左"倾盲动主义对广州起义的影响，导致起义最终失败。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9月的《中共中央常委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的信》中就提出："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 但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利后，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联席会议上还主张："既然我们广东的暴动是完全独立的行动，当然决不能因叶、贺军队失利而取消之"，"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 但中央临时政治局根据形势需要，指示广东省委："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 在当时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中央做出这个决定应该说是比较稳妥和现实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在当时对中国革命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故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在随后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且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在此影响下，广州起义又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1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 会议并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到广东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中共南方局书记张国焘未到任），并兼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具体负责广州起义的组织和发动工作。

　　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的领导下，对广州起义的态度积极响应，并积极着手准备。11月26日，张太雷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并做出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中共广东省委并拒绝了与张发奎的合作谈判，还提出了让广东当局难于接受的六项先决条件 ，认为："决对不能与张妥协，广州应准备暴动"。  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指出张发奎同蒋介石、桂系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号召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准备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即德国人纽曼，亦称威尔曼）亲临广州，他坚决支持发动广州起义，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下达"禁令"，要求禁止与张发奎进行谈判，并将与张发奎谈判的主张斥之为："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 直到起义前夕，张发奎还试图与中共代表谈判，"但广东省委拒绝与他对话"。 随后，诺伊曼又向莫斯科汇报了广州起义计划。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在征求其他政治局委员意见后，于12月10日回电诺伊曼："关于广州事变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广东省委决定12月11日发动广州起义。

　　但是，广州起义在爆发三天后就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后，斯大林曾评价说："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 1928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会议上谈到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1、它是工人被击溃后发生的。2、工人没有受过训练。3、作战计划不好。没有进攻精神。根本没有撤退计划。4、没有做士兵工作。5、没有同农民建立联系。" 由此分析得以证明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发动得一次没有把握的武装暴动。对此，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广州起义失败是盲动和冒险的结果，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对广州起义的评价是："把广州起义看作盲动是完全错误的。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过去一个阶段所进行的英勇的保卫战，尽管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但它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新的、苏维埃阶段的一面旗帜。" 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革命形势时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受此影响，中共六大也认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暴动，在政策上绝非盲动主义的政策。" "广州暴动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障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客观上在革命失败过程中成为'退兵时的一战'。" 但周恩来在召开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举行广州起义时说："我们没有搞懂什么是起义。这是盲动主义。我们不懂农民暴动的作用和意义" 。

　　广州起义是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对领导武装斗争进行探索的初期，它局部的胜利和全局的失败都为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广州起义的胜利虽然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除了敌强我弱，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主要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在革命低潮之时，采取了军事投机政策，李立三虽然表示他并不赞成广州起义是"军事投机"的提法，但在广东省委发出的第七号通告中，同意将省委全体会议决议案中"遂把这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这句话，正式更正为"遂把这次暴动计划，变成军事投机的方法"。 "但盲动主义则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这种盲动主义也贯穿在整个起义行动当中，造成其失败的主要教训表现为：1、起义是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依靠一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工人赤卫队在部分起义士兵的配合下就发动了武装暴动。起义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不可能长久维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2、没有让起义领导人，特别是没有让军事指挥员提前介入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在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 甚至起义领导层在起义前还不知道叶剑英的真实身份，"暴动前还讨论了叶剑英的问题，是否事先告诉他暴动的打算、时间和计划"，"不宜把我们暴动的计划告诉他，所以叶剑英事先是不知道的。" 由于两位军事负责人都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参加起义的指挥，他们并不很了解起义的详细计划，这样就很难发挥他们的军事指挥才干。3、在起义前没有提前准备逮捕反革命头子，在起义后又没有及时对敌人进行必要的镇压。以致张发奎、黄其翔、朱晖日、陈公博等反动头目在逃脱后，可以迅速调集军队进行反扑镇压，迫使起义军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这就决定了广州起义失败迅速的结局。4、在起义后没有及时占领石井兵工厂和军械库，使得后续敌人有充足的弹药供应。而且在起义部队缴获部分敌人枪械后，不是有步骤地发放枪支弹药给工人赤卫队使用，而是在混乱的匆忙情况下随便发放，由于工人赤卫队没有军事常识，有些赤卫队员"甚至有携长枪而带短枪子弹的，有带短枪而带长枪子弹的便带回家的"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部分反动工会的工贼，其中包括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的成员在冒领到武器后就立即向掉转枪口向起义军进攻。5、起义前没有制定失利后的撤退计划。军委干部曾干庭在起义前提出万一失利后的撤退准备工作，但张太雷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在起义后的军事形势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叶挺认为起义已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主张保存革命力量，主动撤出广州，转入农村。但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极力反对，他认为叶挺的主张是想去"做土匪" 反对退却，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 。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说："我们不怕兵力不够，只怕共产党不待兵来便先向东北两江逃" 由于叶挺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导致起义军在遭到强敌的包围下损失惨重。叶剑英认为："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也提到："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可以保持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通过"左"倾盲动主义对广州起义失败的影响，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当时中国革命存在着急躁冒险情绪和军事投机主义倾向，由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权威，导致 "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在中共党内占有主导地位。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由于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独秀提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 广州起义失败就是这种盲动主义的结果，起义不但造成5700多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还直接导致广东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在后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提到："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二、"左"倾错误对起义失败后的危害，导致广州市委机关屡遭破坏。

　　广州起义失败进一步证明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采取在中心城市举行暴动并夺取政权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对中国党内存在着"革命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病症"提出了警告，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当时的中国革命高潮期待值过高，既对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严重性估计不足，也不愿意承认广州起义失败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的结果。而中共党内也没有从起义失败中认真吸取和总结教训，最终导致中共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非但得不到有效制止，反而使"左"倾错误在党内起到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遭受严重摧残后，有在推行'左 '倾盲动主义中遭受新的重大损失。""广州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1928年1月1日至5日，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全体会议，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时，非但没有进行认真总结失败教训，反而却过多地追究起义领导者的责任，指责他们："在政策上组织上都犯着极深的机会主义，不单是不能领导革命，而且是革命的罪人。" 并采取惩办主义的做法，决定执行"政治纪律"  ，决定对起义领导人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叶挺等给予处分，并将原广州市委书记黄平撤销党内职务。会议决定以麦裕成为书记并迅速组建中共广州市委。由于麦裕成曾参加过广州起义，在此时出任广州市委书记是极其危险的，结果麦裕成与市委委员周文雍、季布高等人在重返广州后不到一个月，广州市委机关就被破获，1928年1月下旬，市委书记麦裕成、市委委员黄丽江、范慎修等40余人相继被捕遇害。中共广东省委对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及时撤出参加过广州起义的领导干部，避免更大损失，而是要求迅速恢复广州市委，随即任命季布高为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周文雍任市委委员。周文雍作为参加过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起义失败后，省委不顾他个人安危，采取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将他由香港重新派回广州做地下工作。而且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中共广东省委不顾当时的白色恐怖，要求广州市委在春节期间发动工人举行骚动（又称"春骚"）。由于叛徒告密，周文雍于1928年2月2日被捕，2月6日英勇就义。2月中旬，广州市委共有10人被捕牺牲。1928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派省委常委吴毅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季布高任市委常委兼兵委书记。他们两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广州工作，均参加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服从组织安排，从香港返回广州开展地下工作。但他们也先后在1928年的7、8月间不幸被捕遇害。

　　1928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派蒋光廷等人重建中共广州市委。8月17日，新任广州市委书记阮峙垣与市委负责人蒋光廷、吴星崖、闻禧、方达史等先后相继被捕，广州市委机关再一次遭到破坏。1928年8月，中共广州市委又再次重建，9月，参加过广州起义的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李耀先被捕，并遭杀害。在这届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后的不到4个月时间里，至1929年的1月，中共广东省委又安排了四届广州市委开展地下工作。在这四位市委书记中，许潮和邓发后被调回香港另行安排工作，而姚常和黎伟雄则在被捕后叛变，并给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造成极大破坏。1929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由凌希天主持中共广州市委工作，他在广州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不幸于10月下旬被捕后残遭杀害。1929年11月至1932年8月，中共广州市委（曾改称中共广州特别支部）又改组五次，其中三次再遭破坏。1930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派杜式哲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5月27日，因市委机关暴露，杜式哲与市委成员10余人被捕后英勇就义。1932年3月，中共广州特别支部书记杨泓章因叛徒出卖被捕。8月10日，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陈复也在被捕后牺牲。至此，中共广州市委机关被迫停止工作，并与省委中断了联系。从1932年8月至1936年的四年时间里，我党在广州的地下领导工作几乎处于瘫痪停滞状态。

　　广州党组织屡遭破坏，市委负责人相继被捕遇害。从外部环境来讲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残酷镇压的结果，但从内部因素来说是中共广东省委没有认真吸取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而党内的"左"倾错误则是危害广州地下党组织生存的主要原因。"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拼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广东省委在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下，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州暴动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而不是最后的一幕" 在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还乐观地认为广东形势仍继续高潮，并把组织广东的第二次暴动作为当前的工作中心。1928年1月25日，广东省委在《致广州市委第一封信》中提到："我们目前的策略应是积极的进攻"，4月12日，广东省委在《广东政治任务的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又指出："广州是全省政治中心"，"广州暴动的再起，又必然是全省暴动的完成。"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地区的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残遭杀害，已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此时我党在广州地区的工作应是采取隐蔽的工作方针，逐步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而中共广东省委却急于要求广州市委为发动第二次暴动而采取激进的做法，则把广州地区极为有限的生存力量完全暴露出来，以至很快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当时的'左'倾错误，主要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否认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讲革命形势夸大为'不断高涨'，并由此出发，不但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在各处发动没有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 此外， 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中共广东省委在对待干部使用的政策上，也使我党蒙受了巨大损失，导致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牺牲的优秀干部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

　　在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刚转入地下工作时间不久，还缺乏必要的地下斗争经验，所以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最主要的是由于受到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中共广东省委非但没有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反而采取极端不负责任的冒进态度。广东省委又陆续把曾参加过广州起义，并将在起义失败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并已安全撤退到香港的幸存领导干部又再次派回广州参加地下工作，并让他们"戴罪立功"，指示他们要在白色恐怖之下准备重新组织暴动，这种军事投机的盲动主义做法不但极不现实，而且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无疑是不顾他们的死活，轻易断送他们的宝贵生命，其后果就是中共广州市委机关在白色恐怖之下被敌人屡遭破坏，大批我党的优秀干部在被捕后惨遭杀害，广州地下党组织也几乎彻底瘫痪，教训十分深刻，牺牲也极为可惜。由于在党内先后出现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和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都给我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对在白区的地下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广州党组织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几年里，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广州起义虽然只坚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它作为"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 正如毛泽东说过："革命失败，得到了惨痛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使我们党彻底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广州起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它同时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我们今天必须要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存在的失误，惟有这样才能按照科学的发展观来认真看待和理解历史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得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