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早已载入史册，无庸置疑。然而，"三大"所作的重大决策不是偶然的，它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饱含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和积极进取精神。其中1922年4月底同在广州召开的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又称广州会议），就是共产党人最早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一次会议，笔者认为，它的历史地位同样不容轻视。

　　一、"广州会议"前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建立起来的。它在建立时通过的党纲中写道："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同时还在"党员条件"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但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①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时就具有十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鲜明的阶级立场。诚然，今天看来这些提法未免幼稚，但它确是反映了当年共产党人的认识水平。

　　事实上，建党初期，即1921年7月～1922年5月底前，党的领导人还不懂得统一战线。而列宁为首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则在实际的革命斗争认识了无产阶级与其他革命阶级建立联合阵线的重要性。因此，通过各种会议阐述这种观点，还派出代表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展革命活动，到中国来的有维经斯基、马林等人。马林到中国进行考察后，提议共产党人要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但他的提议开始却无人喝彩，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反对态度。     陈独秀在1922年4月6日给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的信有十分清楚的表述，他把反对意见列为六点理由：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②从这封信的内容看，不光是陈独秀本人，而且包括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的党员同志同样持反对态度，由此，笔者认为此时反对国共合作的声音在党内是占了上风的。仔细分析，这也在情理之中。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在历史上有其进步作用，但要共产党人与之合作，大家一时都难以接受，毕竟两个党代表的是两个对抗的阶级。同时，成立不久的共产党，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可能十分深刻与透彻；又对本国国情认识不足；同时还未经历过大的斗争考验，缺乏实践经验，对许多问题也无法深思熟虑。换句话说，这时的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处在"初级阶段"，如果他们一下就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反倒是令人生疑的。

　　然而一个月多后，党内对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此中间，党中央在4月底曾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党团领导干部会议（以下称为"广州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之一为讨论国共合作事宜，而且在会议中间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对党中央后来的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广州会议理论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广州会议--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发生变化的起点

　　1922年4月底，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先后抵穗。党中央对这两个代表大会高度重视，在会前先召集了一次党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两个会议的有关问题以及讨论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这为后来全党认识的提高提供了条件。     4月底召开的党团领导干部会议，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蔡和森、邓中夏、谭平山、俞秀松、刘尔嵩等20多人出席，青年国际代表、俄国人达林也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

　　光从出席会议的人数和人员身份就不难看出，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据达林早年回忆，当时全国共有党员125人，而出席广州会议的达20多人，约占全国党员1/5，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中央局的成员3人中有2人出席，书记也来了，对全党的影响力可想而知。从出席会议人员的身份看，准备参加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一大"的代表都是当时全国工运和青运中的优秀分子，可以说，这个会议真是精英云集。

　　其次是会议内容。由于年代久远，笔者无从看到会议的有关记录，只是通过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根据出席广州会议的代表身份、会后的成果来了解该次大会。这次会议首先传达了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那次大会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所应采取的立场，讨论了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等问题，指出了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苏俄全权代表达在广州会议上有重要发言，相信他是传达上述会议精神的人员之一。其次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达林后来写的《中国回忆录》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可惜他仅仅描述了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4月底至5月初在广州举行的共产党的会议上，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以张国焘为首的另外一些与会者反对统一战线，他说是'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张太雷和瞿秋白支持我，他们所持的观点是，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③除达林外，张国焘也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次会议。两份当事人的回忆为我们了解广州会议提供了佐证。

　　可以认定，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不同见解的充分辩论，各种观点激烈碰撞，使年轻的共产党人受益匪浅。他们权衡利弊，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寻求新的答案。正如达林所评价的"虽然与会者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广州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了。"④

　　因此，笔者认为，这次大会未能作出决议固然是一大遗憾，但它的重要性同样是客观存在的，起码它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一）会议通过激烈争论，使许多人提高了认识，接受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建议，赞成国共合作的意见逐渐在党内占了上风。

　　（二）促使党的主要领导人转变态度，从而直接导致党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三）与会代表会后将准备国共合作这一信息带到随后召开的两次全国性大会中去，对推动全党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极为有利。

　　（四）这次会议使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正确的认识。

　　三、"广州会议"的积极成果

　　"广州会议"时间虽短，但其意义是重大的。其积极成果体现在：

　　（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自己的国情有了新的、比较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反映在随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查阅有关文件，能看到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宣言有这样的字眼："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援助"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⑤上述两次大会对当时革命对象的表述，换上今天的话，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比起党的"一大"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飞跃，这一飞跃，既与列宁为前的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分不开，也与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分不开。而这一思想成果笔者认为最早产生于"广州会议"。这一思想成果也对党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产生了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需要建立联合战线。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的《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文章改变了以往对其他党派简单的排斥态度，首次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基本主张。陈独秀指出："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像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因此，共产党应同"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得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⑥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年轻的共产党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这篇出自陈独秀之手的文章，针对当时军阀混战和"武力统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各种论调纷纷出笼，令人莫衷一是的现状，运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等问题，批判了当时出现的对时局的种种错误主张，揭示了造成时局纠纷的根本原因，指明了解决时局问题的正确途径。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原来对国民党排斥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国民党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与分析。《宣言》指出："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为日后的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广州会议是我党接受国共合作建议最早的一次会议。

　　我们知道，当年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到中国考察，然后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问题，马林是第一人，查阅有关记载，从马林提出问题的1922年3月底至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之间，作为党的会议，而且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唯有广州会议。所以作为接受国共合作建议最早的会议，广州会议当之无愧。

　　（二）广州会议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会议。

　　虽然会议没有作出决议，但是，会议通过传达学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精神，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并且基本接受国共合作这一建议。这一认识上的飞跃，直接体现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那两次会议都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而6月份我党第一次《对时局的宣言》和7月党的"二大"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后来统一战线的建立，都与广州会议的思想成果不无关系。只是年代久远，缺少完整的会议记录而未为人们重视。

　　（三）广州会议中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在广州会议中，对于国共合作的问题，无论是年长的党的领导人，还是年青的党的干部，大家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平等的心态充分发表意见，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竟持续达几天之久。正是在激烈的思想观点交锋后，正确的观点才逐步为大多数党团干部所接受，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对一项重大决策能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应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体现。今天，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笔者认为这正是对党的历史上正确做法的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广州会议中共产党人的开放观念也是值得称道的。

　　当时年幼的共产党对中国的国情并不深刻，对马克思主义接触的时间也不长。然而，他们所具有的开放观念，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党的书记陈独秀就是一个具有开放观念的领导人，他较早从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接受了它。1922年5月5日，他在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和马克思纪念大会时，发表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讲，指出马克思所具有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号召"青年诸君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⑧显然陈独秀是在号召青年人一要理论联系实际，二要参加革命斗争。开放，吸取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这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重要因素。广州会议上，开放的共产党人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理论，接受了远东各国共产党与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精神，摈弃了党的"一大"时对中国国情不准确的分析，从而达到思想认识上的新飞跃。假如他们闭关自守，不学习不研究革命理论，不接受别国的先进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革命策略，共产党就不可能与时俱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中国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历史的经验和今天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注：

　　①《"一大"前后（一）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见《"二大"和"三大"》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④达林《中国回忆录》第91页，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见《先驱》第八号第1～2号，1922年5月15日出版。

　　⑥《陈独秀文章选编》第182页，见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⑦见《"二大"和"三大"》第40页，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177～178页，见三联书店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