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宋庆龄病逝后，廖承志写了两篇充满感情的诗缅怀宋庆龄，其中有一篇诗云：

　　童年初睹丰姿美，六十五年事尚新；

　　痛惜伟人今谢去，深宵泪湿满衣襟。

　　这首饱含感情的诗篇，把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风雨征程中所建立的革命友谊描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廖仲恺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孙家和廖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宋庆龄于1893年出生，廖承志1908年出生，比宋庆龄小15岁，他尊称宋为“叔婆”，可见他们两家世交之谊。1914年底，宋庆龄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了日本，接替姐姐宋霭龄的工作，正式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次年10月25日，和孙中山结婚。那时，孙中山住在青山原宿109号，廖仲恺则住在千驮谷，两家距离很近，步行只需5分钟即可到达。据统计，从1913年9月至1916年4月，廖仲恺到孙寓去拜访孙中山就达462次之多，可见他们来往之频繁。廖承志就是在1916年初由父母亲带他到孙家，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这最初的印象使他终生难忘。

　　那时，孙中山正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三次革命。廖仲恺、何香凝虽然对入党所履行的手续有看法，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都先后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廖仲恺还被孙中山任命为该党的财政部副部长，积极为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这时孙家和廖家的关系十分密切，友谊深厚，只要一睹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一家人以及日本友人在一起庆祝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集会时的照片，廖承志倚靠在孙中山面前的亲热镜头，就可窥见一斑。1916年4月27日，廖仲恺一家人随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回国后，又同住在上海，两家来往仍然十分密切。1917年9月以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廖仲恺都是重要助手之一，廖承志也一直跟随父母生活，见到宋庆龄的机会就更多了，对孙夫人宋庆龄的敬仰，受到她和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成为廖承志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使廖承志难忘的是，1933年3月28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串通上海市工部局把他逮捕后，宋庆龄挺身而出，积极参加营救。她得知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何香凝表示慰问并查询具体情形。然后，她与蔡元培、何香凝、杨杏佛等人商量，拟聘请吴凯声、马常为廖承志的辩护律师。1933年3月29日，当杨杏佛受宋庆龄等人的委托，找到吴凯声大律师时，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法律顾问，他爽快地答应了宋庆龄的聘请，愿为营救廖承志而竭尽全力。1933年3月29日上午宋庆龄在中央研究院召开 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此事。会后发表了宣言，严正指出：“3月28日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三人由同寓者之报告被捕，依报章所载，其罪状为加入共产党及工会运动，罗余两人于寓所逮捕，廖于数小时后竟因偶尔投访，同遭拘禁。……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尚非法律所不许，应即立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法，为吾国民必争之权利。”宣言发表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在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积极营救下，1933年4月1日，廖承志终于获释。

　　廖承志出狱后闲居家中，焦急的等待着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也正是宋庆龄代表“国际”和他接上了头，使他奔向令他神往的川陕苏区。那是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突然来到廖承志的家中。“夫人……”他又惊又喜，不知如何是好。“不，叫我叔婆。”宋庆龄亲切地说，美丽的脸上泛着笑容。“是，叔婆。”宋庆龄面色十分凝重，但十分明晰，说：“我今天不能待久。”“嗯。”廖承志顺口应道。“我今天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宋庆龄说这话时声音很轻。“最高方面？…….”廖承志茫然了。“国际！”宋庆龄说了这两个字，随后补充说：“共产国际。”廖承志心里乐开了花，脸上泛着微笑。“冷静点。”宋庆龄看他那激动的劲儿，劝道。随即简捷地说：“我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他飞快地写好了，交给了她。宋庆龄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纸卷塞进去，匆匆而去。1933年8月底的一天，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回到家中。她把一支藏有中共党组织秘密通知的香烟交给弟弟。廖承志打开一看，是党中央通知他到中央苏区的密件。他欣喜若狂，匆匆准备即告别慈母，踏上了新的征程。廖承志到川陕苏区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劫难，终于在1936年到达陕北。在延安的日子里，他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宋庆龄和自己的母亲在上海全力支持抗日的报道，深受鼓舞。

　　1938年1月初，廖承志奉中共中央之命，组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担任主任之职务。此前，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护送下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廖承志到香港后没几天，同年1月11日，便匆匆与相恋了4年多的经普椿喜结连理，作为“叔婆”的宋庆龄，愉快地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开始后，笑容可掬的宋庆龄送给新娘两块精美的绸缎衣料，并亲手把一条光闪闪的金项链挂在新娘的脖子上，然后分别与新郎、新娘握手，热情地祝贺这一对新人“幸福美满，白头偕老”，霎时，席间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由新郎给新娘戴上了一枚闪着晶莹光泽的钻戒。婚礼虽然简单朴素，但充满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在香港的日子里，宋庆龄和廖承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取得骄人的成绩。1937年底，中共中央代表曾面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周恩来对他说，八路军在敌后英勇作战,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赢得广大华侨的钦佩,纷纷捐助款项,医药和其他物资,可是没有机构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去设立一个办事处。我们不会公开挂牌，办事处是秘密的，将不妨碍英国的中立地位，请卡尔将军关照香港英国当局，这个要求得到应允了。廖承志到达香港后，和姐姐廖梦醒商量，打算在香港成立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同时还成立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组织，以便向公众征集援助并同海外援外团体机构取得联系。这个组织由谁来领导呢，廖氏姐弟深感他们自己的威望不够，他们想到了宋庆龄。这时，新西兰作家和记者杰姆斯·贝特兰也到了香港，他带了周恩来的一份报告给宋庆龄，这份报告谈及八路军伤员需要医疗服务和医药等。所以，当廖氏姐弟向宋庆龄征求意见，请她担任这个组织的主席和实际领导时，宋庆龄欣然同意，表现十分积极主动。

　　经过密锣紧鼓的准备，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笔者注）于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寓所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一个以争取国际援助，支持祖国抗战为宗旨的抗日爱国组织，总部设在半山区西摩道21号。宋子文任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是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廖梦醒是宋庆龄的秘书、中央委员、办公室主任。此外，还邀请一些国内外知名人士担任中央委员之职务。廖承志既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同时又是保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他十分尊重宋庆龄，充分发挥她的作用，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凡是宋庆龄发起的活动，尽管廖承志工作很忙，他总是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如：宋庆龄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就得到廖承志的大力支持。1941年7月1日晚，位于香港湾仔庄士顿道179号的英京酒家门前，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人海如潮。宋庆龄主持的“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在这家酒家举行，廖承志出席盛典。当宋庆龄梳着中国的传统发髻，身着黑绸镶边旗袍，笑吟吟地走到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宋庆龄首先发表演讲，当她讲到这次运动的目的就是用募捐经费来帮助中国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用工业合作的办法来帮助中国的斗争时，许多听众被她的话所打动，纷纷涌向台前慷慨解囊。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廖承志站了起来，大声说道：“等孙夫人讲完，等一下还要进行义卖。”当宋庆龄演讲完毕，宣布开始义卖时，廖承志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尊敬的孙夫人对保卫中国同盟开展的一碗饭运动率先响应，这里摆着孙先生生前珍爱的、当然也是孙夫人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当场义卖作为捐献…….”廖承志的话音未落，就有许多人涌向主席台，献钞票，递存折，纷纷解囊。“一碗饭运动”得到英国香港当局的支持，同时还得到港九地区的酒楼、茶室、茶居、西菜馆、商会五行商会的赞助，各饭店纷纷认捐“救国饭”，在廖承志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宋庆龄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共筹得港币2.5万元，全部赠与中国工业合作社。

　　香港及海外捐款捐物的活动，在保盟及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领导下，由于宋庆龄和廖承志的大力推动，搞得有声有色，成绩巨大。如：1939年4月，保盟收到新四军来函，得知他们需要单人蚊帐和奎宁等药品。宋庆龄、廖承志等人很快又募集了一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6000码蚊帐用料和2000个消毒包。当时，解放区第一辆配备流动手术的大型救护车，第一架大型X光机，都是由保盟捐助的，甚至当时许多到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医生如：马海德、柯棣华等人都是由宋庆龄等动员介绍来的，这些国际友人为抗日救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手持白旗向日本投降，香港沦陷。宋庆龄于香港沦陷前6小时乘坐最后一架航班离开香港前往重庆，1945年12月离渝赴沪，继续从事中国福利基金会（保盟的前身）的工作，为革命从事募捐活动。廖承志则在香港营救大批文化人撤离香港后，于1941年12月30日与连贯、乔冠华三人坐船过沙鱼涌，由东江游击队短枪队护送至广东惠州市。1942年1月22日乘船，30日抵达老隆，于2月初抵韶关市。同年5月30日，因叛徒出卖，在广东乐昌县城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江西马家洲集中营、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等地，过了几年的铁窗生涯。1946年1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后，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之职，转战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虽然宋庆龄和廖承志这段时间里不在同一个城市任职，但他们始终关注着对方的行踪和安全，并从中得到鼓舞。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共和国的诞生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和廖承志同住在北京，他们都很忙，但宋庆龄一如既往，像对待自己的亲侄子一样关爱廖承志。每逢宋庆龄生日，廖承志、廖梦醒姐弟和妈妈总要前往后海宋庆龄寓所探望，祝贺生日快乐。十年浩劫中，廖承志被“监护”，过着牢狱般的日子，宋庆龄十分同情，她经常通过自己的秘书打听廖承志的消息。而当她自己有困难时，她总是想到请廖家的人帮忙。“文革”中，因为廖承志被软禁，所以当宋庆龄知道自己父母在上海的万国公墓被红卫兵砸得稀巴烂的时候，她立即派人叫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到她家，看红卫兵砸烂坟墓的照片，并请廖梦醒把照片转送给周恩来。梦醒很快把照片转交过去。1967年3月13日，廖梦醒收到邓颖超关于处理此事经过的信和坟墓修复好后所拍的照片，廖梦醒立即将信和照片送给宋庆龄看，宋庆龄阅后甚为感激。

　　几十年的交往，宋庆龄和廖承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81年5月底，当宋庆龄病危时，廖承志曾经写信给住在美国长岛的宋美龄，希望她能回国探望自己的亲姐姐，可是宋美龄因故未能回来。同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廖承志悲恸至极，泪水滚滚而下。他含泪写了《我的吊唁》一文，发表于5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寄托他的怀念。在宋庆龄忌辰一周年之际，他又发表《我的回忆》一文，缅怀宋庆龄光彩夺目的一生，“艰苦奋战，如千丈巨岩，顶住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文中字字句句，寄托着他不尽的崇敬和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