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毛泽东长期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在广州，他从事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并对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进行了睿智的理论探索。广州，对于伟人毛泽东的?D起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伟人毛泽东崛起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少年时代即有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志，生前对全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生于相对闭塞的湖南农村。他是逐步从地方性革命者逐渐成长为全国性政治人物和党的领袖的。在这个角色转换的过程，广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从地方性领导人到全国性政治人物的角色转换

　　毛泽东30岁以前，除几次离湘到京、沪、汉等地短期活动外，学习、生活和工作在湖南，他的关注点也在湖南。中共“三大”之后，特别是1925年到广州之后，他的关注中心和活动舞台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立足于湖南的地方性革命领导人

　　早年长期生活工作在湖南的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并积极投身于湖南的地方事务，素有改造湖南之志。1919底，他以学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参与反对北洋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1920年6月，张敬尧在直皖战争的背景下被撤换，并逃离长沙。谭延?]率湘军入主湖南，“湘人治湘”得以实现。谭延?]为了利用皖系倒台后的形势站稳脚跟，宣布湖南“实行地方自治”和“省长民选”。湖南自治运动乘势展开。

　　毛泽东积极投身于这场“自治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撰写了20多篇文章和书信，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主要有：一是提倡“湖南们罗主义”，甚至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他说，“湘人自决主义者，们罗主义也。”意即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湖南不得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不得干涉湖南事。他说：“胡?m之先生有20年不??政治的主??，我?F在主??20年不??中央政治”。[①] 二是建立“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D?D湖南共和国》的文章，号召建立“湖南共和国”，并认为这是湖南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他甚至主张“索性分裂”，将全国22行省3特区2藩地“分为二十七国”。[②] 三是促进谭延?]、赵恒惕政府推行自治，主张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实践湖南自治。

　　不过主政的地方实力派，只想“湘人治湘”，并不希望真的“湘人自治”。自治运动旋即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紧放弃了湖南自治和“独立”的想法。但是，由于其活动舞台还局限于湖南一隅，立足湖南或者说以湖南为根据地，进而达到改造全中国的思路还没有改变。赵恒惕驱走谭延?]，毛泽东则联谭反赵，一直受到赵政府的迫害。一九二三年春，长沙街头贴出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毛泽东旋即离开经上海秘密赴广东。

　　2）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和党的领袖的历史起点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委员、秘书。这是他从地方革命领导人向全国政治人物转换的关键一步。但这种转换是渐进的。三大期间，他经常到“春园”附近的“简园”，与时任大元帅府建设部部长的谭延?]，洽谈“联谭倒赵”事宜，力求联合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三大后，毛泽东留中央机关工作，继续做谭的工作，劝其不要再用“联省自治主义”的口号，以便与中共湘区委在省内开展的联谭倒赵斗争相呼应。8月，谭延?]部北伐入湘，于9月初一度攻占长沙。当时已随中央迁沪的毛泽东，也于同期赶赴长沙。谭军不久退回广东，毛泽东继续留在长沙，积极参与湖南国民党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和改组活动。

　　1924年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是他走向全国政治舞台的又一重要步骤。作为国民运动的坚定维护者，毛泽东受到国共两党内反对派的敌视。中共和共产国际方面，有人斥之为“马林的人”与“胡汉民的秘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于国共合作，非常热心，甚至有过分之嫌，因此备受部分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中共党员的非议。由于毛泽东主张国共合作，被斥之为“马林的人”。同时，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后以候补中委身份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与胡汉民共事。胡任执行部常委兼秘书处主任和组织部长，毛泽东则任秘书处代理文书科主任和组织部秘书。因而又被攻击为“胡汉民的秘书”。毛泽东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定态度，特别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态度，更是遭国民党右派的嫉恨。由于兼顾两党的大量事务，积劳成疾，1924年12月，毛泽东离沪赴湘养病。在沪的国民党右派人士，竟为此而弹冠相庆。

　　1925年，毛泽东趁在湘养病之机，在家乡湖南湘潭从事农民运动，再遭赵恒惕政府的通缉。9月，毛泽东经湘南第三次来到广州，全身心投入到以广州为中心和策源地的大革命。由此，他的工作中心和关注重点均发生了根本变化。

　　2、毛泽东大显身手的政治舞台

　　作为大革命中心和策源地的广州，历史性地充当了?D起中的毛泽东大显身手的政治舞台。

　　1）大革命时期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国民党一大和二大，毛泽东均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内，毛泽东认真履行职责，热心于国民党的各项活动，从而获得了全国性的政治影响。

　　首先，以高超的斗争策略，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有效斗争。在国民党一大上，国民党顽固派方瑞麟提出的旨在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案在讨论时，他适时提议表决，结果提案被否决；黄季陆提出关于比例选举的方案，也因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而被“保留”。他经常利用参加国民党重要会议之机，提出各种议案。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宣部任内，他以中宣部和个人名义，向国民党中常委提出的方案事项达30余项。他的积极活跃，对于国民党会议通过政策的倾向，有极大影响力。孙科认为，提出方案要想通过，只要找毛泽东等人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

　　其次，筹备国民党“二大”，确保国民党一大正确路线的延续。毛泽东是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并受命起草《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的通告，宣布国民党“二大”的召开。当时，戴季陶抛出一套“中间派”理论，企图用一条中间路线取代国民党“一大”制定的革命路线。毛泽东集中对此进行了批驳，使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成为“一大”革命路线的继承者。他还认为，广东必须成为贯彻国民党“一大”革命路线的阵地，坚决捍卫“一大”制定的革命路线。1925年10月，广东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党代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负责起草大会宣言。他还为《大会会场日刊》撰写了《发刊词》，并在大会闭幕时发表演讲，宣传国民党一大的正确路线。

　　2）扩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宣传工作于全国

　　在中宣部代部长任内，毛泽东厉行整顿和改造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使之革命化，使之走向全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组织家、宣传家和政治家的卓越才华。

　　一是厉行整理中宣部部务。他制定并实施办事规程，克服原先的官僚作风；设立宣传材料的搜集、储藏机构。他还特别重视延揽人才。国民党二大后，各地才俊来广州甚多，他多方罗致，宣传部“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如沈雁冰任秘书，肖楚女任干事。

　　二是推广宣传工作于全国。此前，中宣部只辖广东一省，与其他省市党部均无联系。因此，许多地方宣传部各行自是，有的因缺乏指导而放弃职责。毛泽东到任后，帮助和督促各级国民党党部健全了宣传工作机构，并在上海设立交通局，沟通与全国各地的关系。通过报纸、刊物、文件及各种渠道，向各省市布置工作；亲自撰写各种宣传大纲和口号，加强全国宣传工作的计划性和目的性。同时，坚决要求各省市宣传部向中宣部报告工作。到1926年5月，全国向中宣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12个（当时国民政府仅辖两广），中宣部收发文件千余份。

　　三是有效开展宣传工作，配合大革命的各项工作。他非常重视新闻出版工作。经他提议，国民政府将其重要文件收入国民教科书，他还亲自组织编写国民运动丛书，并创办了著名的《政治周报》。他力求在全国普遍设立国民党的言论机关，要求有条件的省份自己办党报，无条件的则津贴原有的报纸，使之改变方向。

　　在中宣部长任内，毛泽东主持的宣传工作，以强劲的宣传攻势配合国民革命。斗争锋芒首先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组织反击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批判戴季陶主义，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新老右派。他主持下的国民党宣传工作还特别注意发动民众，参加大革命，特别是支持北伐战争。

　　3）领导全国农民运动

　　1926年2月，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从而参与了对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他经常到各种场合演说农民运动，在国民党重要会议上，提出有关农民运动的方案。5月，广东省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广西、福建等11省的代表出席，实际上具备了全国性意义。他参加会议的领导工作，并在会上作报告。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在于他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农讲所开学。不久他辞去国民党中宣部的职务，专注于办农讲所。这届农讲所规模空前，共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学员327人。在办学上也独具特色，一是注重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按省区将学生组成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并拟出36个研究项目；二是重视调查研究，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除要求学员填报调查表格外，还先后派出学员前往韶关、海丰等地实习。这些，为此后在武汉举办的中央农讲所探索了经验，并为农民运动从广东推向全国做了准备。在此基础上，他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并在武汉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诞生地之一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进程。在广州，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中国的基本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道路，并进行了理论著述活动，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环节。

　　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论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5年9月下旬，毛泽东经湘南来到广州。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最早刊登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1日和3月13日，在《中国农民》第2期及《中国青年》第116、117期重新发表。这一光辉著作，后来被作者确定为《毛泽东选集》的开卷之作。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第一卷的开篇文章，并作了一些修改，删去了各个阶级及其各个阶层的数字和具体实例。

　　除此之外，在穗期间，毛泽东还撰写了《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

　　毛泽东在广州的这些论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第一，是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全面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划分了革命的敌友界限，为革命党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提供了根据。第二，比较清楚地指出了当前的国民革命与过去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及中国辛亥年革命的区别，提出一条进行国民革命的路线。这些论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目的，实际上规划了一条大体正确的国民革命的路线。第三，是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论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最本质的内容?D?D地主阶级是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根基，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国民革命反封建的性质和发动农民斗争的决定性意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论著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实质性阶段。首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的典范；其次，是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教条主义者的束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具体实际阐述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第三，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的理论先导。

　　2、广东经验及总结，构成了他关于中国国情认识和农民问题学说的思想渊源

　　在广州，毛泽东对于事关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睿智的理论思考，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国情认识和农民问题学说的基本框架和思想渊源。

　　首先，从实践基础上看，在广州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农运政策、广州农民运动特别是农民讲习所对于推动全国农民运动，包括湖南农民运动具有重要影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的又一光辉著作。该书所根据的湖南农民运动，相当一部分是广州农讲所学员发动起来的；而且，全国各地农民运动深受广州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农民运动政策的影响。以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为代表的广东农民运动，为广州国民政府的农运政策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其次，从理论形成过程考察，广东经验对于毛泽东有重大影响。1926年1月公开出版的《海丰农民运动》，集中体现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历史经验，在全国有极大影响。瞿秋白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做的序，就是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③] 事实上，毛泽东对于彭湃及广东农运经验非常重视，甚至将能否推广这种经验提到有关整个中国革命胜败的高度。他说“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④] 而且，他毛泽东与彭湃一道领导农民运动，彼此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相互交流、共同探讨。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广州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的理论在广东接受了最初的检验。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负责指导广东区委开展对农村的调查工作。他非常重视对广东农民运动的调查研究。1926年2、3月间，他亲自前往韶关考察农民运动达两星期。农讲所任内，他又派出学员前往韶关、海丰等地实习。他还要求学员填报调查表格，然而认真整理这些调查材料。他经常应邀演说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广州期间撰写的论著都发表在广州的刊物上，并拿到会场和课堂上，接受广东农民运动实践的检验；在此基础上，又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

　　3、广州实践与思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基本策略的理论基础

　　对于统一战线，毛泽东非常重视，将它视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方针，开创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和伟大实践。毛泽东在三大后，曾一度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他后来与斯诺所说的“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活动”，不愧为中共统一战线的卓越组织者和实践者。

　　事实上，他还一直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构建者。他在广州进行的思考与理论阐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基本策略的理论基础。第一，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把千百万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中来。毛泽东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肯定了统一战线广泛性与统一性的关系。第二，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右派的理论和策略。他首次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D?D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⑤] 第三，提出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他提醒全党，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泯灭了自己的阶级性。他说：“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 [⑥]

　　毛泽东广州期间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论述，为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一切革命阶级共同革命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

　　三、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毛泽东继续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毛泽东长期生活在北京，并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和指导工作。广州，仍备受他的关注。全国解放前夕，他让叶剑英同志辞去首都的领导职务，挥师南下。行前，他向叶剑英面授机宜。建国后，他又多次来广州。在广州，他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开展调查研究，进行视察和参观活动中，接触普通劳动人民，了解人民的生产生活。无疑，毛泽东的音容笑貌永远的留在广东人民的心间。不过，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睿智思考。

　　首先，毛泽东在广州作出了许多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决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经常在这里听取南方各省区的工作汇报，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性意见；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就事关全国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例如，1954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一五计划”；1961年3月的“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其次，就事关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他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在穗期间，毛泽东自己注意开展调查研究，而且要求身边的同志和全党注意开展调查研究。他关注广东，并要求广东发挥优势。1956年3月，当他了解到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时，指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要注意引进外资，并表示中央将进一步研究；他了解到南海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也建议大力开发。

　　再次，进行了重要的理论著述和整理活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其中选入了广东的九篇文章，并为其中6篇文章加了按语。1958年，他在广州写下《介绍一个合作社》。1960年1月至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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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毛泽东：《反???y一》（1920年10月10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3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3?D505页。

　　[③] 瞿秋白：《〈湖南农民革命〉序》（1927年4月11日）。

　　[④]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164页。

　　[⑤]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

　　[⑥]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