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华南地区曾经长期从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从青年时期到老年时期，都一直非常关心、重视和致力于青年一代成长的事业的著名共产党员钟明同志，逝世已经两周年。作为一个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志、老下级的我，不禁思潮滚滚，怀念不已！

　　我开始认识钟明同志是在广州解放初期。那时我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与他相见。当时他是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在会上和会后，我听到一些同志介绍，知道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是中共广州市地下组织的特派员（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工作） ，除领导广州地下党组织外，还统一领导广州市党的六个地下秘密外围组织（广州地下学联、妇联、教协、工协、经协、解放军之友社） 的革命活动，是中共广州市党的地下活动特别是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钟明同志直接领导下，广州各个地下外围组织作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大力宣传了中共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和动摇它的统治；培养、壮大了革命力量；支援华南革命游击战争，为游击区输送干部；调查、研究和准备接管解放后广州的各种资料；开展护校、护厂，迎接广州解放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我在投奔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前也曾先后在广东、贵州、浙江参加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受过一些锻炼和考验，所以对于钟明同志这样一位当年广州的著名学运领导人，份外感到可亲、可敬！我趁会议间隙，专门向他请教过当年华南地区爱国民主学运的一些情况。

　　上世纪80年代之初，我被广东省委派遣，与其他三位同志一起，担任副总编辑，协助总编辑吴有恒同志筹备复刊曾在“十年动乱”期间被封闭的《羊城晚报》。此后，我又从吴老那里了解到：钟明同志原来是与吴有恒同志先后一起工作过的，革命情谊深厚，历经锻炼、考验的老战友。钟明同志1919年8月在广东惠州一个地方出生（其家乡现已划入深圳市），从幼年起就在香港各级学校读书，后来参加秘密的进步组织，成为香港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1936年，他经当时担任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吴有恒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学生支部书记、香港市委青年部负责人。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担任中共粤东南特委青年部长和中共九龙区区委书记期间，被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推选为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与担任代表的吴有恒同志一起奔赴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在准备正式开会期间，他曾先后在马列学院学习和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前的1945年5月，党的“七大”正式举行时他亲身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又与吴有恒一起，被派遣参加王震、王首道同志领导的南下粤桂部队。后因日本公开宣布投降，中共中央指示部队中途折回，钟明和吴有恒等共四名出席“七大”的广东代表，则被秘密派回香港工作。从此，吴有恒到了粤西、粤中地区领导人民武装斗争，他则到了广州从事开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战线) 工作。他先是任广州地下党特派员，后是任中共香港分局（后改为华南分局）城市工委的副书记，并仍兼任广州地下党特派员，一直到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广州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监委书记、副市长等职务，但在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反地方主义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过审查、批判、甚至降职下放。在这两次运动中，吴有恒同志都是和他一起在广州同受处分、大受折磨的难友。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获得“平反”。他曾先后当选省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80年代，他与吴有恒同志一起担任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还担任过省人大党组书记）。他在1991年7月离休前还担任过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我在钟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是1993年底我在羊城晚报岗位上正式离休后不久开始的。那时广东省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名叫广东省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由一个在80年代成立的广东省老干部关心青少年成长研究会发展、改名而成的。钟明同志在担任省顾委副主任期间就曾与刘田夫同志一起担任过这个研究会的顾问，后来正式成立“关协”之后，他又被“关协”全体成员推选为会长。我离休后不久，被一些老同志推荐作为“关协”副会长的候选人。钟明同志曾经亲临当时我在东山新河浦五横路的宿舍，向我提出“邀请”。当时我在接待这位热情而又谦虚的老同志突然光临的时候，真有点感到“受宠若惊”。我在听到他讲述的一番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大意义的道理之后，便立即表示乐意在他直接领导下参加这一工作。

　　我在省“关协”（担任关协副会长） 和后来由“关协”被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改称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单位工作（担任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的若干年来，长期受到钟明同志的正确领导。回想起来，钟明同志的言行表现给我的深刻印象：他的确是一位胸怀全局，工作负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老同志、老领导、老革命家。

　　钟明同志在省关协和省关工委担任主要领导期间，他首先关心和致力的是把关协和关工委的组织建立和发展起来。原来关心青少年成长研究会只有少数团体和成员参加，他加紧领导大家把关协组织扩大到不仅有省直单位而且有广州市和省内的团体和个人参加。为了让广东省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得到广东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省广大老同志的关心和重视，在他领导关协广大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力争省委的批准，终于在省关协的基础上于2000年1月成立了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钟明同志则任第二主任；前省委书记、前省人大主任林若同志任第一主任（林若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是中山大学学运的领导骨干，20世纪后期又曾先后在广州市和广东省担任领导工作，与钟明的革命战友情谊甚为密切）；方苞同志为常务副主任。从此，广东省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在全省得到了全面的崭新的发展。

　　钟明同志不但“学而不厌”，而且“诲人不倦”。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但他仍然坚持“老有所学”，与时俱进，所以在关协和关工委开会时，他仍然见解新颖，使人得益不浅。他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同志们的各种意见。他亲力亲为，自己动手。他亲自带领一些同志到基层（如东山区等）、到学校（如广州地区一些大学等）作调查研究，开座谈会，作讲演、报告，他亲自拟定工作计划，总结工作经验，起草和修改各种报告。他工作积极而又谨慎，考虑和处理问题时不骄不躁，既从当前着手，又往远处着想。因此使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使关心下一代的事业得到稳步而又不断的发展！我记得，在省关协即将过渡到省关工委之际，有一批曾在宣传、新闻和文史工作战线上长期工作过的老同志到省关协、省关工委来参加“关心下一代”的工作，特别是从事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时，他热情洋溢地表示热烈欢迎，并详细地介绍情况，使得大家都很受感动。由于他的积极建议，省关工委宣传委员会加紧筹备出版一份公开发行的“关心下一代”刊物。后来省关工委决定同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等三个单位合作，派了一些老同志到《源流》杂志社，共同办好这个以“弘扬革命传统，关心年轻一代，促进老区建设，合力振兴中华”为编辑方针的刊物。在近几年间，《源流》杂志迅速发展，对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越来越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一些同志曾经听到钟明同志他晚年的体会。当别人询问他离休以后经常关心什么事时，他曾说：“我经常思前想后。”他思前思后什么呢？原来他经常考虑当年领导地下党斗争时，特别是领导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时，至今还有什么遗留问题需要解决、落实的没有。他想后想的什么呢？就是他非常关心在新时代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把下一代，把青少年努力培养成中华民族的合格继承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他毕生怀着的这种崇高理想，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大力献身于青年工作，九十年代以后，一直把自己的晚年精力，完全付给了“关心下一代”的事业。钟明同志以年老体弱带病之躯，长期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直到他患癌病晚期之际，我前往探望他时，他仍然精神焕发地同我从当前国际国内大事说起，谈到如何按照中央精神结合广东实际，进一步做好对下一代，特别是对青年干部和大、中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真使我感动！

　　钟明同志更是一位胸襟宽广，目光远大的革命者。他离休前后，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正省级干部待遇。别人问起他的感受时，他说，他对这种待遇并不计较，但他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后，他在政治经历上曾“四起四落”，现在中组部授予他的这种待遇，正是对他的一生献身革命事业的评价，他对此很感谢党和人民。在我的印象中，过去他从未谈过他在广州解放后五十余年来，个人所受过的坎坷经历和历次不公正待遇的具体情况，更未埋怨过党组织，心态显得非常坦然。他的这种正确态度，使我和其他许多同志都敬佩不已！

　　回忆起两年前在钟明同志追悼会上看到的一对挽联，上一句是表述他一生从事革命事业，下一句是赞扬他一直关心青少年成长。我总觉得这就是对他的终身经历的恰当写照。钟明同志的革命精神、高尚风范和卓越贡献， 应该成为我们老同志们和广大中年、青少年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