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钟明同志的私下交往不多，工作上接触也少，但对这位革命前辈却有发自内心的钦敬，这是有缘由的。

　　解放前，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地下学联（爱国民主协会） ，跟随革命大潮干过一些活动，当年与同学们战友们一起热血沸腾奋不顾身去履行任务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我的直接联系人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许多工作布置和学习安排都从他那里来，有时这位同学会暗示“上面”的某些意图，我心中也清楚在这群学生以外、以上还有更严密的组织，更高层的人物在指挥着，在领导着我们，这神秘的人究竟是谁呢？在那里呢？直到解放后，我知道了这位领导人就是钟明同志，从而听到了一些关于钟明同志的传奇式活动鳞爪。

　　准确的时间记不起来了，大概是距钟明同志逝世约四、五年之前，当时，我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广州地方志的总纂，参与编写广州首卷地方志（断代由1840年到1990年止，其间有一百五十年之长） 。我希望能向这位革命前辈探询一些历史的背景，于是，我请求和他见面，记得约见的地点是广州东山区的一个院子里。这次见面除了谈到解放前后的一些历史事实外。他还就广州某些历史事件发表了很坦率的个人见解，出语惊人，因此这次谈话就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次震憾。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回忆起来，他谈了两个方面的情况和看法。其一是，他回忆解放前在广州地下时做过的事，其中有令他很高兴、很欣慰的工作，他说，据他所知当年在广州参加地下学联的同志，到今天也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贪污腐败，或者干出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大家都一直在

　　兢兢业业的工作。当然，和这些同志的自律，以及党组织不断的教育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确切地证明了当年发展地下学联成员的工作做得完善和正确，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别有用心的人污蔑说广州地下学联是一个坏组织，其中没有一个好人" 文革中有不少参加过地下学联的同志被污蔑为走资派、叛徒、反动权威等等# 。经历过这么多的重大考验，这些同志都保持了全节，这个事实，令他很欣慰，也很自豪，历史作证了。其二是他很沉重地也很深情地说到了解放后在广东发生的一场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他说，当年反地方主义的风暴袭来时，我曾被有些人认为钟明抗争不力，辩解不勇，后来党为广东地方主义平反和纠正时，我又被有些人认为钟明对平反的态度不鲜明、不积极，有些同志不理解，甚至有误解。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当年在广东和广州开展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是某些

　　人别有用心，另有企图的一次大规模的莫须有的政治阴谋，是党内一次没有根据，毫无事实的极不正常的政治陷害。今天，党组织已经对当年在广东，广州开展的反地方主义工作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为受害者受株连者，作了平反纠正。我回忆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由始及终，我的对待，我的做法，总的来说，还是从实际出发，有理，有据，有节的。我从党内斗争和革命工作中有两条体会，第一，在受到斗争，受到审查，已无法自保时，就要据实力争在最后处理时不要受到开除党籍这一最严厉的处分，留在党内比被扫地出门大大不相同，能留在党内，总会有机会为自己、为事件、为他人辩清是非，这就是留有说明情况的余地，被开除出党了，这种余地就大大减少。而且，以后要恢复党籍也非常困难，左

　　审右查，长年累月，时间过去，可能人也死去，一切都过去了。第二，则是当政治斗争过去，冷处理时，最好能争取在一个有可能和领导接触的工作位置，使自己的意见可以上达天听。当年反地方主义斗争以后，我最后得以保留党籍，后来还在高层机关工作，因此在党组织平反和纠正反地方主义的错误过程时，我就能说得上话，我的意见和看法，以及当年反地方主义的一些真实情况，我都对领导人表白过，核心领导人都知道，我认为，这对平反和纠正广东反地方主义起了良好的作用，但这一些，并不是很多人知道和理解，我也难以一一剖白了。谈话的最后，钟明同志十分感慨的说：“资元同志，今天我向你说了不少心里话，你还年青，你听听有好处。”钟明同志的这些话，令我深深震动，使我加深了对党内斗争复杂性、反复性、曲折性的认识。也使我对一位革命前辈，一位老地下工作者的老谋深算，聪明睿智有所感悟。任何道路，都是不平坦的，凡事做到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实在不容易，中有大智慧，大勇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