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田夫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刘田夫同志是一位很受干部、群众爱戴和尊敬的老领导，他的逝世，大家深感悲痛！

　　1939年秋，党组织安排我在当时台山四区秋祜乡乐郊里曰上小学任教，主要任务是掩护粤中区特委黄泽成同志地下活动，他是中区特委宣传部和青年部部长，经常来往台山开平各地。那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原来的汽车公路都破坏了，人们来往主要是靠步行。曰上小学刚好位于台开交界的山村，他住在这里，对外公开称是我的同学李鹰扬，中山大学毕业，在广州沦陷迁来台开的各中学教书，住在这里，来往比较适中和便利。

　　到了1941年，党介绍李克平同志到曰上小学和我一起任教，从这年起，中区特委书记刘田夫同志就经常来往这里。这样曰上小学成为一个掩护中区特委活动的一个点，这时还编写油印发行特委内部刊物、"内部学习"，和转发台山方面铅印"学生知识"期刊。

　　我家居的荣华里位于现在开平市三埠镇获海圩附近，全村只有三间半屋，住有三户人家，除了我家外，另一户是一个单身农民秋成伯。再一家是一个老太太和炎婆，群众关系十分单纯，很有利于来往交通和掩蔽我党地下活动工作。而我父亲余子超是一个贫苦旧知识分子，当过小学教师和小职员，经常失业。我母亲李悦仙，是一位善良家庭妇女。我家生活主要是靠租耕地主土地为活，子女众多，生活十分困难，对国民党有不满情绪。由于我是党员关系，从1940年起，黄泽成、李克平及后来的刘田夫等同志，都已来往住宿过我家，与我父亲已经熟识，大家叫黄泽成、李克平同志为李先生，叫刘田夫同志为刘叔。由于我家处于这种极为有利掩蔽地下活动的条件，因此，1941年下半年，当组织调我回家乡负责掩蔽党地下活动工作，还从开平调来周慧秀（女）同志作为掩护和配合。从此我家就成为了直系中区特委领导下在获海圩附近的交通点。一直坚持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时，我和周慧秀同志先后在获海圩附近的宏毅，文言，仁杰等学校任教，以小学教师身份作为掩护。刘田夫、李国林、周天行、李克平等同志经常在文言学校碰头开会，并来往食宿于我家。这样我的父母弟妹，亦逐渐了解我们是为革命做地下工作的，同时亦逐步受到党的教育，对我党有进一步了解，同情和支持我们工作。我父亲主动为我们了解三埠地区国民党军政情况和动态。对来往我家的同志，对外都说"是我家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李克平、欧惠英夫妇，刘田夫、周敏玲夫妇，曾先后在我村和炎婆家里住过一段时间。

　　1943年春，刘田夫同志把一套军用地图交给我保管，反复叮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保管好，以后有用。到了1944年夏天，新会、江门等地被日寇占领，我党领导下的广东省中区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新高鹤宣告成立，刘田夫同志才通知我把这套军用地图送去，这时他任广东省中区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年底，中区人民抗日游击队主力由新高鹤向西转移，在新兴焦山地区遭国民党158师袭击，一部分同志被捕，囚于新兴县监狱。我弟余毅，同乡青年余坤、余伟亦在战斗中被捕，囚于狱中，我们得知消息后，马上通过我妹余杰明把情况报告给刘田夫同志，他对狱中同志十分关注，指示要利用各自社会关系设法营救，并利用我们家属前往探监关系，送钱物给狱中同志，还布置我父亲往返带密信与狱中同志联系。

　　1945年11月，刘田夫、谭桂明、吴枫三同志，从游击区来到我家，这时国共谈判已签订了双十协定。根据党的部署，从事武装斗争的同志，一部分转移东江参加东纵北撤，一部分复员地方工作，还留一部分在山区掩蔽坚持。囚于新兴狱中同志亦根据双十协定陆续释放，通过我弟关系纷纷前来找党组织联系。因此我家这个地下交通站，又负担起掩护来往同志北撤和复员地方的艰巨任务。

　　为了使工作顺利进行,台山各县委主要负责人黄文康同志介绍我与当时已是地下党员,并在我邻乡三思乡当国民党乡长的余和俊同志取得联系。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掩护来往同志的地点，除了我家交通站外，还扩大到三思乡园美村党员余月中家，盘星里党员余益珠家，进步青年余柏林家，来往同志分别以抗战胜利后，返回广州、江门、香港等地商人公务员教师身份出现，因为这一期间来往人员较多，引起三思乡副乡长余蕴山注意，他曾多次对地下党员正乡长余和俊同志提出：近来乡里和获海圩有很多外地生面人来往，要注意这些人是不是奸匪（奸匪是国民党对我党游击队的诬称）。余和俊同志即将这个情况向党汇报，要大家提高警惕，刚好这时三思乡和燕南乡合并为敦思乡，我家是属于燕南乡，根据这个情况，刘田夫同志指示：在并乡选举乡长时，一定要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做好有关父老乡亲和保长工作，设法使原三乡乡长，地下党员余和俊同志当选为正乡长，副乡长一职则选我父亲余子超担任。我们按指示进行工作，选举时这个计划全部实现了，这样新成立的敦思乡，不论政权、财权、武装权、文教权，都掌握在我党手里。一切工作都在我党领导下进行，有许多来往同志都有敦思乡公所出具证明转往各地，敦思乡成为一个"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权，不但使当时经过三埠北撤和复员同志来往，及掩蔽主要领导住宿开会等工作，得到了绝对安全保障，还为今后在该乡内组织掌握党地下武装，继续做好交通联络，掩护地下活动，运送枪枝弹药、医药物资支持游击队等工作，创造了更为安全，更为有利的条件，还为1949年6月该乡乡队，党员干部、进步青年，在余和俊同志率领下举行武装起义打下基础。

　　1946年初，春节期间，刘田夫、谭桂明等同志，在他们住地园美村，专门以香港某商行名义，与当地群众举办武术表演狮子采青等春节联欢活动。直至该年五月，掩护部署游击队北撤和复员地方任务胜利完成。这时国民党蒋匪帮撕毁双十协定开始发动全面内战，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转入解放战争时期，刘田夫同志亦往东江参与东纵北撤的领导工作。在临行前的晚上，他专门和我们几个党员谈话：分析了当时全国和广东省的革命形势，指出了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但亦会遇到困难甚至挫折，这是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考验和锻炼。他勉励我们留下来的同志要坚定信心，坚持下去，要学习先烈们为革命出钱出力出命，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就是在敌人刀斧加身，也要坚贞不屈、坚持革命到底。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大大鼓舞了我们留下来坚持工作同志的斗志，我们台山四区特别支部全体同志，遵照刘田夫同志的教导，一直坚持至1949年年底广东省全面解放止。其中还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四邑心脏地带三埠郊区，组织了敦思乡武装起义，使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惶惶不可终日，吓破了胆。

　　刘田夫同志是一个既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是有真挚革命感情的人，解放初期，他任高雷地委书记时，路过三埠，还抽时间到我家探望我父亲，询问别后生活及我们几兄弟妹等人工作情况。1952年，他主持粤西区党委工作，直接领导粤西区沿海渔区渔业民主改革工作，这时刚好我在阳江最大渔港闸坡渔民镇任镇委书记，他经常前来检查和指导工作，他艰苦朴素，深入群众，住食在渔工家，与渔工渔民三同，访贫问苦，深入渔船进行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贯彻执行渔改政策，提出：依靠渔工、贫苦渔民，团结劳动渔民，改造渔业资本家，打倒渔霸、渔栏主，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方针。使渔区民主改革顺利进行，胜利地完成任务。为尔后渔区发展创造了条件。

　　文化革命中，他受到冲击，但他在恢复省委工作后，得知1945年党组织安排我父亲余子超担任"白皮红心"敦思乡副乡长一事被揪斗成为错案，他和周敏玲同志即向开平县委说明真相，证实当时是为了掩护北撤和中区特委领导同志活动，经过组织研究决定，由他亲自安排的事实，使这个错案得以彻底平反。

　　刘田夫同志到茂名市检查工作时，曾多次到我弟余毅家探望我年老母亲，在我母亲患病住院时，还托人送来钱物慰问。1989年我母亲在开平老家病逝，刘田夫、周敏玲夫妇二人还送了花圈。以上这些，使我们全家各人深受教育和感动，激励着我们今后要更好地为党工作。

　　刘叔的一生，正和他的名字一样，他是一位在革命园地里辛勤耕种，忘我劳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田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此谨以："百花一朵送刘叔，田夫风范永留存"。寄托我家各人对他的敬意和哀思！敬爱的刘田夫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