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钟国祥同志有党组织联系是在1940年夏，他的组织关系由中共广东省委转到中共北江特委青年部交给我。当时他在连县文理学院附中（后改称粤秀中学）读书，我任中共北江特委青年部部长、中共连（县） 连（ 山） 阳（ 山） 中心县委书记，直接领导文理学院、文理学院附中的党组织。文理附中原有张悦宽、赵方幸、梁碧三位女党员加上钟国祥一起，成立了党支部，由钟国祥任支部书记。这一段，他的工作很出色，有很大成绩。

　　一、文理附中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和首届学生自治会主席

　　1940年秋，我向文理附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军、参党和参加抗

　　日根据地的指示并研究如何贯彻执行。钟国祥根据他在广州和庚戌中学工作的经验，提出从建立读书会入手，培养建党对象，发展党员。我同意他的意见。因此，文理附中的读书会便逐步地大量发展， 达到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35%—40%，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他亲自组织成立的第一批读书会有“十月社”（后名为“努力读书会”，钟是主要负责人）、海屋读书会”（李树中负责）、“春雷读书会”等。成立秘密读书会的目的是：团结教育青年学生，组织学习进步书籍，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

　　革命人生观，培养积极分子，为建党作好准备。读书会的具体学习内容，主要是进步文艺作品，通俗社会科学著作，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雇庸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个别党员通读了《资本论》第一卷。读书会还要求每个成员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党组织通过秘密渠道订阅党中央南方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从中获得党中央对时局的主张方针政策、全国抗日战争情况。读书会成员如饥似渴地争相传阅，受到很大教育，提高了认识。参加读书会的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每个成员都把自己看作是革命组织的一分子。这些读书会都有共产党员参加，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党的外围组织。

　　附中读书会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初期不分年级，综合成立；后来因人数增多，便按年级成立，把原来三四十人的一个读书会，分为二至三个，便于相互了解和读书活动；再进而把秘密读书会和公开合法的学习自治会以及班级会开展学习活动结合起来。经选举，钟国祥担任文理附中第一届学生会主席，掌握全校的学生活动的领导权& 后来，麦扬担任学生会主席’ 。还成立全校的公开组织“文苗社”（李士熊负责） ，开展进步的文艺活动和出版墙板，进行宣传。学生会成立后，还成立了以赵方幸（指挥） 、谭林、罗万明、戴江、马文钰、邝惠娟、包文英、黎玉瑗、崔克玲、唐乔等为主要骨干的歌咏团；以区达生、李严、李伊、李戈伦、徐裕炎、王桐丽、马淑琼等为主要骨干的话剧团，在全校和

　　连县的农村中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宣传进步，反对倒退，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附中党支部在秘密读书会、歌咏团、话剧团等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发现和识别积极分子，作为建党对象，加强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分作若干批，个别吸收入党。钟国祥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第一批先后入党的有：李树中（重新入党） 、李士熊、郑彦文、黎绍裘、彭绍光（彭会） 、李焕华、岑煜荣、王克虎等。至1941年夏，又有吴荣宇、梁棣生、林乃桑、陈志方、张肇周、赵克墀、潘其滨、邝本铃、劳次英等分别入党。还有第三、第

　　四、第五批……分别入党。至1942年10月，附中党员共70多人（包括转来党员） ，占学生总人数10%*强。

　　1941年6月，钟国祥毕业，考入文理学院教育系。附中支部书记由李树中接任。1941年1月，我调任中共粤北省委青年部副部长，住于坪石。分管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法商学院、文理学院、文理附中（粤秀中学） 、中大附中、阳山中学等的党组织。为了加强对文理学院和附中的领导，密切同地方党的联系，中共连连阳中心县委副特派员钟达明，住在东坡，协助我直接领导文理学院党的工作。当时，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由于钟国祥已担任学习自治会主席的公开工作，因此，不安排他在文理学院的党支部工作，由钟达明直接和他联系，主要开展公开活动。钟国祥的活动能力和应变能力强，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团结人，肯帮助人，办事公平公道，为人正派，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所以，他入文理学院读书不久，在参加“挽林斗争”（国民党广东教育厅撤掉林励儒担任文理学院院长职务，广大学生要挽留） ，尤其是在“驱徐”的激烈斗争中（训导主任徐某推行法西斯教育，压制学生活动，造谣学生“煽动抢米”，“共产党暴动”，引起广大学生强烈反感和不满，要求上级将他撤职） ，钟国祥被选为“驱徐委员会”的五个常委之一。他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是非分明，态度坚决，团结广大群众，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积极工作。后来，国民党广东当局采取各打五十板、息事宁人的办法来处理：一方面改为由省教育厅厅长兼任文理学院院长，林励儒“另有安排”，训导主任调走；另一方面逮捕驱徐委员会正副主席张启彤、赖至茂，开除五个常委（包括钟国祥） 和几个委员的学籍。省委青年部和文理学院支部迅即开会研究决定：一是向广东当局要求立即释放，对被捕同学进行营救和慰问（经过7个月多方面的工作，保释出狱）；二是迫使院方对被开除同学发成绩单或转学证明，不愿意转学的帮助解决就业；三是对广大同学进行民主爱国教育，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教育，反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放手发展抗日民主进步力量；四是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提高运用战略和策略的水平。

　　二、东江纵队在广州的秘密交通站

　　1941年5月至7月，中共粤北省委、广西省委和南委相继被破坏，党中央决定广东国民党地区党组织停止活动。这个决定由东江纵队转告粤北省委留守人员，便有步骤地贯彻执行。当时党中央对抗日战争的全局作出战略部署，提出要加强敌战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以配合战略反攻。由于钟国祥的家庭在广州，父亲参加过孙中山的美洲同盟会，思想进步，并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我同意他转到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广州做地下工作，同他约定秘密联系的代号，首先要在广州站稳，东江纵队会派人来找他。过了一段时间，东江纵队（简称东纵） 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派杨和（后任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到广州开展情报工作和建立东纵在广州的地下交通线，同钟国祥取得组织联系，把此任务交给他，并住在他的家里。还有担任从广州到东纵秘密交通线做地下工作的是钟达明及其爱人（关婉明），他们和钟国祥建立密切联系。此外，从广州到粤北的地下交通线由钟国祥负责。在日军侵占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交通工作来回走动，是个很艰苦、很危险的工作，容易暴露，一旦被敌人发觉，就会遭受到逮捕坐牢甚至被杀害。粤北交通线更为复杂，危险性更大，要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土匪（大天二）活动区和日伪占领区，既要有政治的坚定性和勇气，又要善于应对敌伪顽和大天二的严查盘问与敲诈勒索，才能顺利通过。

　　为了安全通过这条交通线，钟国祥曾经化装为走水客的故衣商人和利用他父亲的社会关系，开辟这条交通线。

　　在这条交通线上，钟国祥曾三次来回通过并顺利完成任务。

　　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到粤北护送我经广州回到东纵。1943年冬我和原粤北省委秘书长严重到东纵向尹林平汇报粤北省委被破坏和停止活动后党组织的情况（1943年春党中央在东纵成立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尹林平任书记） 。1944年1月，尹林平派我回粤北工作，准备恢复粤北党组织。当时我想留在东纵搞军事工作，青年人总是对打仗有兴趣，但组织的决定必须执行。我回到韶关在一个党员家里见到《列宁读〈战争论〉笔记》一书，我即借来学习。当天晚上在坪石车站的旅店中被铁路警察检查出来，作为有共产党嫌疑被捕。不久，我借口逃出来。转移到连县星子黄孟沾同志处，委托到东纵的同志向尹林平、杨康华汇报，请求把从连县到广州转东纵的交通线和关系给我，以便再到东纵。不久，这个任务交给钟国祥。他到连县见到我，沿途护送我，南下广州，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大天二地和敌伪区时，通过各种关系和随机应变，我们都能通过。有一次到了三水芦苞地区，刚好碰上日军检查，我听不懂日语，受到一再盘问，没有跟上，钟国祥见状，马上回头走向前去用日语说明，方得放行。到广州后，我住在他家里一星期左右，见到杨和和钟达明，由关婉明带我经东莞到东纵司令部。刚好黄松坚到东纵向省临委汇报和研究恢复党组织活动问题，同住在一个房间，畅谈苦欢。

　　第二次钟国祥到粤北是护送黄松坚。黄松坚从东纵到广州时，也住在他家里，再由他护送到英德—— — 北江特委机关所在地。

　　第三次是1944年秋，日军发动打通粤汉铁路，沦陷区扩大，东纵大发展。我把在粤北联系大学、中学和地方党的党员姓名、地址、联系暗号上交尹林平、杨康华，派钟国祥等到粤北通知党员和动员进步青年到东江纵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他到了坪石、韶关等地，找到李树中、黎绍裘等，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他这一批先后有40多人经这一条线到广州转东纵。

　　钟国祥完成此任务后，提出要到东纵参加学习和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经我同意他到东纵政治部主办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学习，担任青干班党支部组织委员。结业时，梁嘉（珠江纵队政委）要求东纵派干部予以支持。钟国祥是新会人，属珠纵活动地区。他和青干班一批同志调到中山五桂山珠纵工作。从此，我和他不在一起工作。

　　三、两次被捕，蒙冤多年，无怨无悔

　　在钟国祥一生中，建国前，为了党的革命工作，被国民党逮捕两次，坐了两次牢；建国后，也坐了两次牢，受到很大冤枉和委屈，但他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矢志不移。1945年春，钟国祥等到达五桂山，珠纵政委梁嘉等同志接见，安排钟国祥任珠纵第一支队政治处组织股长、保卫股长。不久，日军发动进攻。他和梁奇达转移到宝安，派他到广宁向率领部队开辟新区的梁嘉政委请示汇报工作，当天晚上遭受敌人突然袭击，同梁嘉失去联系，在寻找部队的过程中第一次被国民党逮捕，转到高要、新兴县等处坐牢，受到酷刑，过着非人生活，因防备他逃跑，加重脚镣，双脚损伤化脓和患重病。后经家人多方活动，通过赵元浩的朋友认识国民党第三区专员说情，才保释出狱，回到广州，同党组织取得联系，调他到香港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和筹款，他创办了汉华中学，他推让别的同志任校长，自己任事务主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不贪图个人名利，立党为公的精神。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调他到粤桂湘（包括广宁）参加武装斗争。1948年春，粤桂湘纵队调他到广州担任地下交通联络工作，主要是解决好对粤桂湘纵队的物资、医药和电台器材的供应等问题。同年9月，钟国祥和曾还在家里第二次被捕，也受刑。经过家里变卖家产，筹借了一大笔钱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才得以保释出狱。随即到香港，请求解决党组织关系问题，因他属粤桂湘纵队干部，要回部队解决。

　　广州解放后，钟国祥找到粤桂湘纵队政委梁嘉，又请求解决党的关系问题。梁要他先回西江工作，任西江支前司令部秘书处长、副参谋长。支前结束，他任西江专署粮食局秘书科长、副局长（正局长由西江专署副专员叶向荣兼任） 。此时，钟国祥得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黄松坚的证明，通过西江地委组织部恢复钟国祥的党籍，但地委组织部负责人不同意，顶住不办。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毫无根据地把钟国祥打成“大老虎”、“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被判两年徒刑。建国后，第一次坐牢。从此，蒙冤数十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是对钟国祥最严峻的考验。刑满释放后，就一直在农业部门作为劳改释放人员做一名普通的基建工作者。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极“左”思想指导下，钟国祥重新被揪斗，他被捕的问题重新被审查，并决定开除他的公职，监督劳动，他的日子更难过。本来，钟国祥在国外有亲属，多次提出要他出国。曾还的家兄是个爱国的富商，在香港和国外有众多产业，多次要他们夫妇到那里工作，都被他们婉拒。钟国祥和曾还相信党、相信自己，一生清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的事，坚信有一天定能正确解决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还历史本来面目，回到党的组织中来，做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处在如何难堪的景遇，都无怨无悔毫不动摇地要留在国内、留在广东。钟国祥不计较工作职务，对分配任何工作，都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每年“七一”，钟国祥都用他独有的方式来纪念党的生日，矢志不移、念念不忘要回到党的队伍中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一大批干部平反冤假错案。这年，钟国祥调到暨南大学工作，他和我商量如何平反他的问题。我认为首要的关键是要省农业厅同意平反。我通过各种关系，得以同省农业厅长见面，并详细介绍了钟国祥的历史、表现、被捕和保释等情况。说明钟国祥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还加上黄松坚的证明以及“三反”“五反”是个错案等，我认为替钟国祥复查平反完全符合十一届三中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省农业厅长听了以后，便同意由人事处去复查，由厅党组决定平反。之后，我前后同人事处长商谈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我具体介绍钟国祥的历史、表明我对平反的看法；第二次整理好上报平反材料，还有不清楚之处，向我了解和补充；第三次厅党组织开会讨论，意见不一致，结果未能通过平反。后来，我继续为钟国祥的平反奔波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关系终于在1984年获得平反并恢复了党籍，钟国祥多年的心愿实现了，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

　　四、晚年的光辉

　　钟国祥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和过党组织生活以后，心情愉快，精神振奋，又像回到青年时期一样，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尤其是梁奇达调他到暨南大学工作后，更为显著。他发挥立党为公、顽强拼博精神，日夜操劳，全心身都扑在工作之中，为暨大的校园建设、校产建设，华侨医院建设、教职员工宿舍和学生宿舍建设，以及离退休干部的福利等都作出重大贡献，受到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赞扬，被老干支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我和他的来往也较多。东江纵队活动的相叙，过年过节的叙谈，文理学院同学的共叙等，互相交谈。但是，毕竟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他的晚年光辉暨大同志了解得比我更深刻、更生动，他们最有发言权。因此，我就在此搁笔，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