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等机关单位被夺权 

1月24日，受上海派性组织向市委夺权的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于夜晚向中共广州市委夺权，并于1月31日在《广州日报》刊登《夺权通告》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声称：“从1967年1月25日零时起，中共广州市委的一切权力归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任何人不得有敌视、破坏的行为。”

在此前后，“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和“广东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派性组织先后宣布向中共广东省委、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广州日报社、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夺权。两派组织还因夺权发生冲突。

1月25日，在两派组织的相互争夺中，中共广州市委以及市公安局、报社、电台等领导机构和重要部门均被夺权。领导干部或被揪斗，或靠边站。全巿各级党组织顿时陷人瘫痪状态，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广州人民自发勇救国家财产 

2月20口，广州石油站芳村油库发生油类重大火灾，珠江河面上燃起一片火海。面对严重火情，附近市民闻讯，自发冲向火海，置生死于度外，抢救国家财产。他们中有工人、干部、医生、护士，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而更多的是普通群众。不少人中毒昏了过去，醒后再次冲进火场，有的被救下抢救，打完点滴又重上火场。结果，有几十人被烧伤，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场火灾，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由于正处在动乱最激烈的阶段，各级党政机关巳被夺权，故事后没有对财产受损和人员伤亡情况作详细统计，也没有作总结和表彰。

广州实行军事管制 

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下简称市军管会），在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下简称省军管会）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主任黄荣海，副主任江贤玉、阳震、罗兴洲(以上均为军队干部）。市军管会内设核心小组，实际担负起原市委的工作职责。市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办公室，分,别抓运动和生产。工作人员由军队干部和原市委、市人委干部组成。同日，市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将当时的任务概括为建立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好生产；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做好治安保卫工作；保卫“四清”运动成果，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翻案；搞好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

市军管会成立后，全市先后建立了各级军管会，全市区、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均有军代表进驻，帮助所在单位恢复工作秩序。其中进驻全市100多所中学的军代表帮助学生搞军训，对加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促进两派团结，减少武斗起了积极的作用。进驻巿各工业局以及工厂支左的军代表，组织工人学习和开展生产，还举办学习班促进两大派群众组织搞大联合， 为建立革命委员会做准备。

此前的1月26日，广州警备区司令部派出军管小组接管已被造反派夺权的市公安局。2月28日，又对已被夺权、局面混乱的广州日报社实行军管。

市军管会的大部分成员在1968年2月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参加了市革委会的工作。军管会的职能逐渐被革委会替代。至1969年，市军管会实际上完成了历史使命，部分军队干部撤离。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规定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驻广州的“三支两军”人员于是相继撤回部队。

 4月14日中午，周恩来抵广州，检査交易会工作。此前，由于极“左” 思潮泛滥，广州各级党政领导均被夺权。某派性组织成员曾一度占据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陈列馆。交易会内的工作人员也分裂为两大派，你争我斗，直接影响了交易会的筹备工作。为此，周恩来在来穗前，亲自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部门关于开好广交会的通知稿上增写“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并在了解到广州交易会筹备工作受到派性影响的情况后，即决定马上亲赴广州。

周恩来为确保交易会顺利开幕亲临广州做两派工作

周恩来一到住地，连续接见了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原中共广东省委等领导人，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随后接见了交易会200多名工作人员代表。他告诫大家要顾全大局，统一思想，减少分歧，开好交易会。晚上，周恩来在中山纪念堂对两派群众组织作了几个小时的报告。他回顾了党的历史，又强调并解释了中央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的5点通知，说：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要保证把这个会开好。他又对两派组织提出希望：（一）要立足本地，不要再到处串联，各地的问题由各地的群众自己去解决，不需要外地的人去煽风点火。（二）不要成立政党式的跨行业组织。（三）要支援解放军的工作，不能把批评解放军的大字报贴到外面去。(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他们的丰富经验也是我们需要的，要让他们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工作就难以继续。

接见完两派代表，夜已深，周恩来还驱车亲临交易会，一个一个展馆仔细地检查，听工作人员介绍并与之交谈。检査完交易会的筹备工作，天已亮了。交易会随后如期开幕。70高龄的周恩来为此连续工作了整整17个小时。

《广州日报》被迫停刊 

5月15日，派性组织封闭《广州日报》，责令其停刊，合并到《南方日报》去。在领导干部已“靠边站”，干部职工分裂成两大派的情况下，16日《广州日报》被迫停刊。

此前的1月22日，《广州日报》被一派组织夺权。另一派组织则以组织罢工等形式进行抵制。派性争斗直接影响到报纸的出版。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奉命派出军管小组对广州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3 月1日，《广州日报》以军字号出版。然而，军管仍未能制止不断升级的派性争斗。

市军管会制止在中山纪念堂发生的大型武斗 

7月23日，自1966年底至1967年初逐渐形成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中的“东风派”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大会，而“红旗派”则在邻近的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七·廿广州糖厂死难烈士及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大会”。（此前的7月20至21日，广州糖厂两派群众组织进行了武斗，有伤亡）中午，两派赴会群众在中山纪念堂一带相遇，从发生口角发展到武斗。由于地域狭小而人数众多（约有2万多人），使场面极为混乩。少数人在武斗中使用了砖石棍棒，个别人还使用了刀矛等利器，使4人在武斗中丧生。

为制止武斗，省、市军管会共同抽调大批部队赶赴现场，市军管会主任黄荣海亲临现场指挥，省军管会也派人到“东风派”设在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一个总部做工作，制止他们再调动队伍到武斗现场增援。在武斗现场的解放军官兵严格执行军管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死不开枪”的指示，用身体隔开武斗的队伍，并大声宣传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许多官兵被打伤，夜晚，这场大型武斗才被制止住。

就在中山纪念堂一带发生武斗时，传来了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提倡的“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一讲话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此后，广州派性组织之间的武斗急剧升级，前所未有的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和公安机关武器、弹药、车辆等非法行为频频出现。武斗造成广州市交通一度瘫痪，飞机航班被延误，工厂停工，人心惶惶。整座城市人夜即关门闭户，街上行人稀少，一片萧条与恐怖

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两派赴京谈判代表 

8月14日、16日两天凌晨，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广州上访的各群众组织代表。他对一派组织近日冲击机场，强占超远导航台，抢夺民兵枪枝的行为作出严厉批评，指出：“哪一派都不能动武器、都不应该去抢枪。要有敌情观念。现在公安部门瘫痪了……抢光公安局的枪，我不能原谅。”8月22日凌晨，周恩来又在北京接见了由他亲自审定名单的两派组织赴京谈判代表。他针对派性组织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和援越军用物资的行为批评道：“简直没有敌情观念，是无知。不要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又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接着责令两派务必就停止抢夺并归还解放军武器装备，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碰、抢、抄、抓等达成协议。

此后的9、 10、 11月间，周恩来还多次接见广州两派赴京谈判代表团， 对他们的派性错误，影响、破坏生产的行为提出批评，帮助他们端正认识， 尽快实现大联合。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广州两派群众组织终于在同年的11月2日，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周恩来在11月8日又接见了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代表。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广州两派组织代表于11月14日起草了《告广州地区人民书》，呼吁两派组织团结起来，搞好交易会的工作。这样，被迫延期一个月的交易会于11月15日得以开幕。

广州市面手表等商品实行凭票供应 

11刀1日，广州市面上丌始实行凭工业券购买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本来上述商品均敞开供应，此时因夺权、派性武斗等原因，全国许多工厂出现停产和半停产，部分地区交通运输中断，造成了不少商品短缺，广州被迫对上述商品实行凭票供应。

翌年2月20日，广州市居民用煤又实行按人定量供应。限量供应给居民生活造成了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