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要求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 

1月7日，市委批转市计划生育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后，市区（不包括郊区、两县）人口出生率由1963年的33.7%。降到1964年的16.1%。；人口自然增产率由1963年的28.9%。降到1964年的17.9%。 1964年到现在，累计比1963年少生5万多人。报告要求1966年全市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5.84%。以内，比1965 年少生10500人。为此，采取6项措施：一是加强领导，狠抓3年，坚持到底；二是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三是实行必要的奖励；四是提高节育技术；五是扩大避孕药物、工具供应网点；六是结合中心推动计划生育；七是召开表彰大会，每年一次。市委在批示中表示同意巿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这个报告所提的各项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各级党委认真研究，组织各方的力量落实各项措施，力争今年人口出生率再多降一点。1月13日至14日，巿委、市人委召幵大会，号召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并表扬了 1050个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

市委号召学习焦裕禄 

2月11日，市委发出《关于全市党员和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通知指出：焦裕禄是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他在兰考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最困难时刻，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忍受严重疾病的折磨，领导兰考人民向水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通知认为：焦裕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光辉榜样。通知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学习焦裕禄带着深厚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突出政治”、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善于当“班长”的领导艺术；深入实际、调査研究的工作作风；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色。以焦裕禄为榜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树立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努力实现思想革命化、领导革命化，使广州市的工作迅速赶上和超过全国先进水平。

市委号召学习麦贤得硬骨头精神 

2月11日，市委发出《关于宣传和学习钢铁战士麦贤得革命精神的通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全市民兵和人民群众向麦贤得同志学习。通知指出：麦贤得是解放军南海舰队某部“海上英雄艇”轮机兵，在1965年8月6日幵灭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的战斗中，头部负了重伤，仍然坚持战斗3小时之久，直至取得完全胜利。麦贤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市开展向麦贤得学习、宣传麦贤得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活动。要求全市人民学习麦贤得“掏尽红心为人民”、当一辈子共产主义“义务兵”的共产主义思想；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于度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牢记阶级仇恨，紧握手中枪，时刻准备歼灭来犯敌人的顽强战斗意志。通知要求，通过这一活动，在全市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促进思想革命化、机关革命化、企业革命化，一切部门和一切工作革命化。

市委贯彻执行中南局通知，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2月16日，巿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决定〉的通知》。《通知》认为，中南局发布《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是中南全区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市委完全拥护这一决定，并号召全市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认真学习，广泛宣传，迅速掀起一个更广泛、更深人、更扎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通知》指出，几年来，广州巿学习毛主席著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又认为：“广州市的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复杂的，干部的'和平演变'，是十分严重的。”如果长此下去，那就会出现像毛主席所说的……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的情况。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突出政治”，把领导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为此常委决定采取5项措施： (一）大张旗鼓、反复深入地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使大家认识到”毛主席的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终身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二）继续开展关于政治与生产、业务、技术关系问题的大辩论，认识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三）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坚持“活学活用”原则，在“用”字上狠下工夫， 不断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四）用“突出政治”的观点，抓典型、树样板，总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五）坚持“领导抓、抓领导”的原则，要求各区（县）以上党委领导要在抓好学习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逐步做到：向下交代工作任务时， 必须交代运用毛主席什么思想去解决问题，并提出这个思想体现在毛主席的哪些著作或语录中，然后交待执行任务的方法；无论开会、工作、个别谈话， 办一切事情，都谈毛主席有关著作，以毛主席的指示去解决问题。

《通知》提出：按中南局规定的学习制度执行。巿委为了认真抓好市委中心组的学习，准备每年集中两次，每次15到20天，吸收有关部、委和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用整风的方法，结合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求各战线、各局、区（县）党委要作好安排，保证每年有一个时间集中学习。各机关每月集中学习两天，分批进行。还要求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宣传部门的助手作用，给宣传部门配备必要的力量，并保持宣传干部的相对稳定，以便更好地领导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市委、市人委全面开展改造木屋工作 

2月16日，市委、市人委批转城建委《关于改造木屋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采用“三自”、“三帮”、“三包”的办法，将全市18000多幢（面积约47万平方米）木屋争取在两年或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改造好。“三自”是群众自己筹钱，自己按使用要求设计，自己施工；“三帮”是职工单位帮助借款、找旧料，国家帮助水泥、木材，区、街帮助技术指导和材料运输供应；”三包”是各区包干完成、包改建计划、包改建质址。巿委、市人委在批转报告时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全面开展木屋改造工作。3月7日，巿委、市人委召开改造木屋、修缮危房动员大会，巿长曾生、副市长林西在会上讲话。

广州开展“突出政治”大讨论 

4月16日，《广州日报》在《全市都来参加〈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栏内发表了题为《经济上赚钱、政治上赔本行吗？》的通讯，报告了财贸部门组织4万多职工开展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大讨论的情况。文章指出：财贸部门在1965年底市财贸政治工作会议基础上，从2月份开始，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大检查和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讨论中，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讨论，大破所谓脱离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和赚钱第一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财贸不能“经济上赚钱，政治上赔本”；单纯为了经济上“赚钱”，就必然在政治“赔本”；“政治一旦居统帅，生意越做越兴隆。”同日，《广州口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突出政治， 办好财贸》，强调财贸工作必须“突出政治”，要“把财贸工作当做政治工作来做”，”只有这样，财贸工作才能越做越好，越做越旺”。

4月I7日，《广州日报》发表“编者按”，号召”全巿都来参加《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编者按认为：“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突不突出政治，是一个根本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为了帮助大家提高对”突出政治” 的认识，本报初步准备“讨论”5个问题：（一）为什么一切业务工作都要“突出政治”？ （二）政治和业务、生产、技术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的位置怎样摆才对？（三）完成任务好、生产工作好，是不是就是政治思想好、政治觉悟高？（四）做政治工作的干部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做行政、业务、技术工作的干部要不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五）领导机关和主管部门怎样才算”突出政治”？抓政治和抓业务有没有矛盾？怎样去对待这些矛盾？此后，各战线、各行业都联系本单位、本部门的任务，开展了“怎样突出政治”的讨论，“突出政治”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

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5月8日，《广州日报》在《全市工农兵群众站在斗争最前列，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的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组工农兵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批判文化战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来信来稿，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认为：工农兵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有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 工农兵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并认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意义非常深远，绝不能等闲视之。为此， 号召全市工农兵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勇敢地投入战斗，坚决把一切”资产阶级权威”赶下历史舞台。

6月7日，《南方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全面地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株大毒草一评秦牧的〈艺海拾贝〉》，把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秦牧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猛烈批判，把秦牧的散文集《艺海拾贝》污蔑为“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向毛泽东文艺路线猖狂进攻”，是“艺海中的响尾蛇”。同日，《广州日报》转载了该文。此后， 广州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持续掀起声讨秦牧“罪行”的浪潮，秦牧本人也遭到大会小会的不断批斗，此举开了广州地区揪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分户代表人物的先河。

市委部署贯彻五一六通知 

5月19日，市委领导干部出席了中南局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听取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以《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5月30日，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贯彻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上市委第一书记雍文涛传达了陶铸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市委书记处书记薄怀奇汇报了广州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情况。会议确定：要对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加强领导，由市委第一书记雍文涛亲自抓。要加强市委“文化大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力量， 各战线党委、各局党委、各区、县委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三至五人。全市主要抓3条：一是紧密配合全国、全省的行动；二是清理内部，找出反面教员；三是充实队伍，教育群众。会议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同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四清”运动结合起来进行，组织干部职工大学毛主席著作，学习讨论有关文件、文章，要出墙报、写稿批判资产阶级。学校停止讲授语文、历史、政治课，时间用于组织上述活动，教师可在暑期集训，具体规划由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根据上述精神制订。要组织工作队，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对全市文化系统的队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

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 

5月30日，巿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以加强对全市文化革命的领导。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薄怀奇任组长。市委常委钟明、市委宣传部部长黄庄平任副组长。小组成员由薄怀奇、钟明、黄庄平、黄礼、李征、梁超、陈一民、邓涛、李钢组成。（6月6日又增加广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汤林）同日，市委向全巿发出《关于各级党委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迅速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以便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市文教战线召开全市中学生代表会议，发动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9日，市文教战线召幵有7000人参加的全市中学生代表会议，发动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市委常委、副市长钟明主持会议，市委第一书记雍文涛和市委书记处书记、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薄怀奇在会上先后讲话。雍文涛认为广州市目前跟全国各地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好得很，这种发展迅猛的形势，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他表示要继续放手发动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他同时高度评价和赞扬了革命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精神。薄怀奇在讲话中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资产阶级搞“和平演变”与无产阶级反“和平演变”的严重的政治斗争。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是主力军，革命青年是生力军。同时根据”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已经暴露的问题，他又向广大学生反复强调党的政策，指出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对有些学校巳经出现的打人、捆人、戴高帽的现象提出反对意见，希望学生能采取文斗、不要武斗。对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但对原已划定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要具体分析，要区别对待。运动中如果没有上级布置，提倡不要上街游行，大字报也不要贴到街上去。他还向学生们宣布：市委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决定成立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队、工作组，不久就派到学校去，协助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他还对学生们早些时间提出的停课问题、考试问题、高考问题等作出答复。根据省、巿委的研究，决定同意学生的停课要求，学校的学年考试停止举行，高考则根据中央高教部党委的通知，延期举行。

市委派工作队进驻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6月中旬，市委组织的文化革命工作队开始进驻全市100多所中学和文教机关，协助领导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由参加过”四清”工作团的部分教师、大学毕业生、机关干部组成。派工作队是市委在6月6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确定的，目的是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

第四十五中学党支部书记被错误揪斗及撤职

6月18日，广州市第四十五中学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学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蔡三坚的所谓罪行。市委文教政治部决定撤销蔡三坚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事情起因于6月上旬学校的初三级有几位同学在学校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揭发蔡三坚等人提出的在校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不准向老师提意见的“谬论”。蔡三坚在看到这张大字报后，马上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布置他们分头阻止学生对学校领导和教师贴大字报。后来又召集共青团员和学生分别开会，陈述反对学生揭批本校问题的理由。他的这些做法，当时被学生和市委认为是压制群众，因而作为反面教员被揪斗和撤职。这是广州的教育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撤职的党支部书记。蔡三坚被撤职的消息登在《广州日报》上，引起教师队伍思想的极大震动，也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嘉被错误揪斗及撤职 

6月，在重点幵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宣传、文化战线，巿委组织干部对主管文化工作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嘉进行审査。不久，华嘉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市委责令其停职反省，并在大会小会上被轮番批斗。华嘉被指责“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污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积极贯彻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周扬的黑主意，在广州策划大演海瑞戏，攻击党的领导，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树碑立传”等等。后报经省委批准，给予华嘉撤销职务的处分。同年10月10日，《广州日报》头版刊登《市委机关和文化系统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华嘉》。华嘉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此后，广州大批各级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甚至迫害。

市委布置逐步收缩“文化大革命”运动 

7月9日，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作出部分调整，布置逐步收缩运动的工作。会议认为：市、区机关，根据前一段揭出的问题进行排队。凡只揭露出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错误的单位，进行必要的批判后，即转入大学毛主席著作，深人开展机关革命化。还没有进行“四清”运动的工交、财贸、城建、各公司、科学研究所、医院、工厂、商店等单位，一律纳人“四清”运动的统一规划，按“四清”运动的部署， 分期分批进行。当前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批判“三家村”，批判报上点名批判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凡是运动收缩的单位，都要认真做好思想工作。

7月12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省委指示精神，向全市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的通知》。《通知》对全市运动如何收缩作出具体规定，全市不同类型的单位采取不同的做法：报社和教育系统，“文化革命”和“四清”结合进行，必须加强工作队，彻底搞好。区、局以上的党政机关，大约两个月后即转入学毛著，解决内部问题。这些单位的“四清”问题，仍按分期分批的原则进行。正在进行”四清”运动的工交、基建、财贸、医院等单位，仍按原部署不变。还没有进行“四清”的工交等单位，按“四清”运动的部署，分期分批进行。已经结束“四清”的单位， 可以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课工作。小学教师的集训，鉴于目前各区力量不足，故暂不进行，不在教师队伍中进行互相揭发和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

此后，市委仍通过召开各种会议，传达巿委关于收缩运动的精神。7月16日，市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运动的情况汇报，会议认为：收缩运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会议确定：凡收缩运动的单位，都要宣布几条纪律：（一）不准追查写大字报的人；（二）不准打击报复，凡进行打击报复的，按反革命论处；（三）不准毁灭证据和大字报。

根据市委上述指示，至8月上旬，全巿共有879个单位上报市委安排收缩运动。安排收缩运动的单位，实际采取3种办法处理：（一）除极个别认为巳烂掉的领导打算用夺权的办法处理外，其余巳揭出的重点对象，通过进行谈话和适当的批判斗争后，挂起来留待“四清”再搞（注：当时人们普遍以为“文革”只搞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开展“四清”）。（二）对问题较严重， 但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领导干部，先调动工作，有的用开党委扩大会议的办法，学习毛著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帮助教育。（三）没有揭发出重点对象的单位，转人大学毛主席著作。

市委决定撤出派驻学校的工作队8月3日至4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撤出派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队的问题。此前，北京派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的工作组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中共北京市委据此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广州市委决定参照北京的做法，马上撤出工作队。工作队撤出后先就地进行整风学习。同时另设立调査员、观察员、巡视员，加强对学校运动情况的巡视、检查和调査研究工作。并决定市委、市人委和教育系统要设专门的接待室， 加强接待工作。

8月10日，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代表巿委对派工作队到学校的做法作了检査。认为派工作队的方法是不适应文化革命的要求的，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缺乏经验”。并当场宣读《中共广州市委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队的决定》，指出：工作队撤销之后，各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由革命师生员工进行充分的酝酿和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此后，大中学校的党组织逐渐失去了对运动的领导权。

市委学习贯彻“十六条” 

8月12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根据党中央和省委书记赵紫阳的指示，讨论运动深人开展的问题。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错误地估计了整个形势，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看作是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敌我关系。“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棗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指责派工作组到学校去是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在市委常委会上，市委领导人通过学习和对照检查，感到自己与党中央在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于是重新调整了对全市运动的部署。会议决定：（一） 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求市委书记处、巿委常委要以更多的精力抓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二）要教育干部群众，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远没有结束，要认真学好”十六条”，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对照、检査、总结前一段运动，并继续深入开展机关“文化大革命”。

8月18日，市委主持召开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市、区两级党政机关全体干部大会。焦林义代表市委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就巿委前段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问题进行检査。《报告》同时按照“十六条”的精神，调整对运动的部署，重新发动群众。强调要“炮打司令部”，即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批判，放手发扬民主，放手发动群众。在机关中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的办法，成立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导机构棗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最后，他再次强调”炮打司令部”的问题，指出：“全巿的司令部就是市委，我今天在这里代表市委向大家表明态度，欢迎大家首先集中力揭发巿委书记处、常委会的问题。” 接着，他宣读了市委书记处全体同志于8月12日写的一张大字报《欢迎同志们贴我们的大字报》（焦林义、曾生、梁湘、杜祯祥、薄怀奇、杨毅6人签名）。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8月26日，巿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由市委书记处书记梁湘任组长，市委书记处书记杜祯祥、薄怀奇任副组长。

市委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上京参观学习的通知》 

9月12日，市委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上京参观学习的通知》。决定组织在穗的高校和中学的师生员工轮流上北京参加“革命大串联”。《通知》指出：从9月6日起，广东省（包括广州市、从化、花县）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开始起程上京。中等学校从9月24日开始到10 月23日轮流起程上京。各校师生员工上京后，进行以下活动：（一）参观学习北京各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支持北京各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三）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根据市委的指示，全巿组织师生上京串联的工作有序进行，但后来串联扩大到全国各地，串联活动出现失控。至年底，广州市共有十几万师生到外地参加串联活动。

市委指示做好外地来穗学生的接待工作 

9月16日，市委针对外地来穗串联的学生日渐增多的情况，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接待外地来广州的革命学生的工作的指示》，指出：要认真地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教育，要求全市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员工、干部和其他劳动群众以最大的革命热忱欢迎外地来广州的革命学生，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本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其他劳动群众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的原则基础上以“十六条”为行动指南，同他们加强革命的团结，互相学习， 互相支持。有问题，有不同意见，要用调査研究、平等协商的办法来解决， 共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外地学生到各学校、机关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各学校、机关文化革命运动筹委会要给予了解情况的便利，听取他们对市委和本单位工作的意见和批评，虚心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对他们的革命串联活动要给予积极支持。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要认真做好生活接待工作，包括车船码头的接待工作，住宿、饮食……要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切实注意保卫外地来广州的革命学生的安全。要成立广州巿接待外地革命学生联络部，在巿委、市人委领导下，专责管理这方面的工作。市委认为：接待外地来广州的革命学生的工作，是一项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政治工作，做得好，将使外地革命学生和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只许做好，不许搞坏”。

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批判“资反线” 

11月5日至15日，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全市有570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他们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市委根据党中央的会议精神，检查市委前段工作的“错误”。通过反复学习，力求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跟上形势。讨论中许多人作了自我批评，有的工作队长检查批判自己在前一段运动中的“六个糊里糊涂”：糊里糊涂进去（学校）、糊里糊涂工作、糊里糊涂犯错误、糊里糊涂出来、糊里糊涂检讨、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办；有的干部则检査批判了自己对运动认为的“四最”：最别扭、最害怕、最难搞、最被动；一些干部提出：听报告时就懂，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懵。这些发言反映了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些做法的怀疑和很不理解。焦林义代表巿委在会上作了检讨。认为运动开始派工作组到学校去，确实是“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归根结底贯穿着一个'怕'字，怕出乱子，怕大字报上街，怕冲破旧框框，怕红卫兵的行动‘过火’，怕革命大串联会影响生产”，“实际上是把群众当阿斗，不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起到了压制群众的坏作用”。会议最后确定下一段运动主要抓3方面的工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该次会议批判的所谓“资反线”，更加剧了干部思想上的困惑。

市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接待好外地来串联的师生 

11月8日，巿委、巿人委发出《关于立即准备好接待百万外地革命师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11月以来，外地来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联的大中学生累计已有50多万人，现在留在本市的已达20多万人。……仅11月7日一个晚上就来了 5万多人，周总理指示，我市必须准备同一时间接待100万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项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全市必须作为当前最突出的工作来抓，其他工作都要服从这个任务。……各机关、单位要抽出相应的干部、职工专职搞接待工作。抽出干部较多或接待工作任务很大的单位，“文化革命”运动可以暂停下来……市教育局要把全部教师和职工组织起来，分配到各校接待委员会负责搞接待工作。《通知》还要求各战线、各区和各单位的负责人要亲自领导接待工作。此后，全市紧急动员，认真做好接待外地来穗串联的革命师生的工作。市区有56间小学停课，腾出地方接待来串联的师生。至1966年12月底，全市共接待了全国各地来穗串联的师生共16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