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购物先要带上一大叠的票证，现代人难以想象吧。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却是真的。一直到1981年，广州市民购买商品还需持有46种票证：粮票、油票、布票、肉票、豆腐票、电灯票……当时每个市民每年限量供应猪肉约2公斤，蛋品1.4公斤，鱼2公斤，春节期间每户居民供应家禽1只。市场上商品极端匮乏，供应紧张，百姓怨声载道。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1978年12月25日，广州以水产品市场为突破口，放开河鲜杂鱼价格，在芳村成立了全国同行中第一间国营货栈——河鲜货栈，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这是广东有记载的最早的改革。1979年3月，广州继续开放塘鱼、冰鲜鱼市场，允许计划外的塘鱼、冰鲜鱼上市，并在市区开办了农贸市场，恢复了个体经营，允许渔民、渔农进城卖鱼，允许长途贩运，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单一价格、单一渠道、独家经营的流通体制，迈开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广州蔬菜价格也开始放开。1978年8月，广州实行蔬菜渡淡品种统购包销，大路蔬菜幅度议价成交，小品种自由议价。1983年，对蔬菜产销实行“管六放四”，即上市蔬菜六成由国家收购和幅度议价成交，四成放开，也就是管住大路菜，放开时令蔬菜，实行蔬菜产销“双轨制”。1984年11月1日，广州实行蔬菜产销全面放开，商品实行产销见面，议价成交，随行就市。

随着价格的放开，价值规律调动了郊区和四乡种养户的积极性，塘鱼蔬菜生产节节上升，产量迅速增加，进入广州城的鲜鱼鲜菜逐年递增，在价格回落的同时，市场上鱼和蔬菜的品种都从过去10多个增加到几十个，昔日名贵的海鲜、海味如鲈鱼、桂鱼、基围虾、鳝鱼、石斑以及名优产品和时令蔬菜如柳叶菜心、椰菜花、番茄、园椒、荷兰豆、菠菜等上了普通家庭的餐桌，广大市民成为受惠面最广的阶层。

面对着市场琳琅满目的农产品，一个老居民写了一首《望江南》，称赞改革后的广州市场：“广州好，瓜菜四时丰。日啖时蔬数十种，不辞长作岭南翁。谢党谢菜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