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十惨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9月20日，中共中央、日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开展群众反帝运动，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共两广省委也于20日和22日连续发表了第6号通告和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广州学生和人民大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24日，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政府对日宣战。26日召开了“广东各界民众抵抗日本侵占东三省大会”，中山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成立“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敌救国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和向政府致电呼吁，要求严守国土，出兵对日作战，御敌救亡。当黑龙江的国民党将领马占山率部奋起抗日时，中大抗日救国会立即发出通电，募集慰劳金，对马占山抗日表示支持和敬意。是年冬，广州学生还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在广州，还开展了拒绝买卖日货的运动，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当广大群众抗日救国、抵制日货的斗争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的时候，广州市永汉公安分局长杜煊泰在永汉路开办的一间“新世界洋货店”还在继续经销大批日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1931年10月10日下午，有一国民党爱国伤兵到该店买货时，劝告店方将日货烧毁。店方不愿，发生了争吵，一时许多群众在店门口聚集起来。店方见势不妙，便诬告伤兵劫货，警察即把伤兵拘留于永汉公安分局，群众见此极为不平，自动地把公安分局包围起来。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和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得此消息后，派代表要求当局释放被捕者。警方不答应，引起代表和群众的更大愤怒而把公安分局门外的物件捣毁。公安总局局长陈庆云调来大批警察，在大南路、惠福路分两路把群众包围起来，并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和学生，当场死难10多人，伤者80多人，并有100多人被捕。

　　事后，国民党毁尸灭迹，命令文明路消防队连夜擦洗马路上的血迹，运走尸体。这一罪行引起了各界人民极大的愤慨。11日上午9时许，在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和中大抗日救国会的发动下，全市集结了各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抬着血衣，到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却耍花招，一面同意撤销杜煊泰的职务，一面又暗中把他放走了。群众对此益加愤怒，冲入西南政府，将里面的家具、花盆、汽车等捣毁。第二天，广州工人为了支援这个斗争，曾酝酿罢工，但被反动当局发觉，事先派出宪兵到各厂监视工人，不准离开岗位，罢工未成。全市学生抗日联合会也决议全体罢课，亦遭国民党当局压制。

　　中共两广省委在同年12月10日发出为国民党枪杀宁沪平革命学生告民众书指出：“国民党广州政府在10月10日在永汉路枪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工农学生群众，放走了凶手杜煊泰和主犯陈庆云及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要求“将杜煊泰交广州群众审判，枪毙前公安局长陈庆云，及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释放一切被拘的革命群众，要求保障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件”。

　　“双十惨案”是广州国民党当局镇压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制造的一宗血案，在事件中，反映了广大群众抗日救亡的决心。

　　二、广州的左翼文化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发生了变化。这时不仅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要求反抗日本侵略，而且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和阶层都纷纷参加到反对日本侵华这一主要斗争中来。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及时地将各界反日力量团结起来把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但当时受王明“左”倾思想支配的中共临时中央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仍采取“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不仅把一些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而且还导致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一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只好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来扩大党的影响，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广州的中共组织在1932年秋停止活动后，广州地区的革命知识青年和各界反日侵华的人士在温盛刚、陈黄光、何思敬、连贯这些共产党员的指导下，以文化艺术作斗争武器，纷纷组织起来，出版刊物，演出话剧，宣传抗日救亡，激发爱国热忱，广州左翼文化运动遂迅速兴起。

　　1932年到1933年初，广州先后出现了10多个进步文化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世界情势社与一般文化社。1932年初，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留日学生温盛刚，与留日进步学生谭国标和谭秀峰(何干之)，回到广州后，联合中大学生10多人，组织了世界情势社。出版了半月刊《世界情势》，主要刊登日文翻译资料，介绍世界经济危机及其趋势，分析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背景，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1932年冬，他们以世界情势社为核心，联合一部分进步学生和文化团体，出版了《文化阵线》。之后，他们又成立了一般文化社，出版《一般文化》。2、广州文化社。1932年9月成立，又称普罗作家联盟，主要成员有欧阳山、草明等，出版刊物《广州文艺》，主张文艺大众化，秘密出版了以描写产业工人为题材的作品《单眼虎》、《附丝女失身记》两本章回小说。1933年“一二八”事变周年纪念日，他们在河南漱珠岗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的有文化人士、学生、工人和店员等。3、新文艺评论社。主要负责人是陈黄光、潘皮凡 (两人均是中共特科成员)，出版了《新文艺评论》、《新兴文艺》。 4、一般艺术社。主要成员为胡根天、陈洪、李筱峰、潘皮凡等。出版刊物《一般文艺》。5、前卫戏剧作家同盟。成员主要是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学生，负责人胡春冰和袁文殊。他们出版过《前卫戏剧集》，主编杂志《万人周刊》。6、火花社和天王星社。1932年秋，火花社由江穆、杜埃等编辑出版了综合性的大型秘密刊物《火花》。不久，又由中大学生严蒲特(饶彰风)和杜埃主编出版了大型文艺刊物《天王星》。内容以小说、杂文、诗歌为主，也有文艺评论和批评反动派统治的专论。7、中大文艺研究会。这是得到当时中大校长邹鲁同意的一个公开性组织，主要领导成员有凌伯骥、赖寅做、虞焕章(杨康华)等。出版刊物《新启蒙》，该刊物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邹鲁发现刊物有很多左倾的宣传后便不再给予支持。8、作者俱乐部。 1932年11月由胡春冰、厉厂樵(广州民国日报副刊《黄花》的主编)、欧阳山三人联名发起，目的是要动员广州市的作者推动南中国的文化运动，主张进步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艺。此外，还有绿天社、中国诗歌会广州分会、光明剧社、近代演员团等文化团体也在此时期组成。

　　国民党当局对这些革命文化团体进行迫害，查封刊物，袭击团体和编辑出版人员的居所，并通缉他们的一些主要领导成员。这些文化团体在实践中认识到要更好地开展救亡运动和革命文化运动，就必须有党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机构。因而他们一方面各自派人到上海找寻共产党，另一方面进行各种形式联合的尝试。广州各革命文艺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同时通过温盛刚和中大教授、共产党员何思敬②终于与直接受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建立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驻上海)取得了联系，于是广州的革命文化团体便在广州普罗文化同盟和前卫戏剧作家同盟的基础上，吸收其他革命文化团体成员参加，在1933年三四月间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文总)。谭秀峰任广州文总的书记，温盛刚、谭国标、欧阳山、吴屿、黄甘棠、胡春冰为执行委员。

　　“文总”下设三个分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社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左联)、中国戏剧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简称剧联)。广州文总的成立，使广州地区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指导下，在广州地区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的创作活动，使左翼文化运动较前有更大的声势和实力。

　　广州文总先后创办了《新路线》、《大众科学》、《诗刊》、《地下火》、《戏剧新闻》、《广州文艺》、《新地》、《大家新闻》、《大家看》、《说真话》等刊物。创作和发表了一批在群众中起了深刻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新军阀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有的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以及社会科学入门等。剧联的成员不仅演出国内外进步作家创作的剧目，而且还自己写剧本，公演了一批反映人民群众奋起抗日救亡的剧目，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号角。

　　文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利用自己当教员的公开职业，以课堂为阵地，广泛地向学生进行思想启蒙教育。谭秀峰、温盛刚、谭国标等利用讲“社会科学”和“中国经济”等课程的机会，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还以辅导外语和社会科学入门为名，讲北伐战争史，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文总还设立了外围组织——读书会，在中大图书馆工作的共产党员连贯是读书会的负责人。他虽然当时与党暂时失去联系，但仍坚持革命斗争，利用读书会向青年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把青年引向革命道路。

　　文总成员还在理论战线上开展了对错误思想的批判。他们不仅在刊物上，而且还利用公开辩论的方式，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问题与托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有力地批驳谬论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增强了批判能力。

　　自广州文总成立以来，由于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紧密团结，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而引起了广东的统治者陈济棠的恐惧与仇恨。1934年1月28日，社联成员在纪念“一二八”事件两周年公演抗日剧目的剧场里，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反动当局即进行镇压。当晚就派出大批特务和军警进行大搜捕，几天内共逮捕了“文总”的成员和革命群众60多人。他们落入敌人魔掌后，除个别人叛变外，绝大部分人在狱中坚持斗争，特别是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做、郑挺秀、何仁棠等6位同志始终坚贞不屈。他们是“文总”的领导和骨干分子，除了温盛刚是中共党员外，其余5人均是进步知识青年。温盛刚于1926年在北师大参加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他东渡日本，留学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因在当地进行反日侵华的活动，又被日本当局通缉。温盛刚于1932年春回到祖国，他虽然没有找到党组织，但一直以教员等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当他知道敌人要下毒手时，仍镇定地给亲人写下了简短的遗嘱，要求妻子和弟弟坚决走革命的道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谭国标从中山大学附中毕业后，到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社会系学习。留学期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活动，因遭日本政府迫害，折回广州，他在学校任教的同时，进行革命文化宣传工作。凌伯骥、赖寅做、郑挺秀、何仁棠都是中山大学学生。这五位革命志士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参加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从学习马列著作中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为了崇高的理想，宁死不屈。他们在狱中经过半年折磨之后，惨遭敌人杀害。就义前他们都高呼口号，唱《国际歌》，并写下了遗书，表示自己热爱真理，追求革命的志愿。他们牺牲时，年纪最大的 28岁，最小的只有19岁。

　　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广州文总在1934年初被迫结束了他们的活动。

　　广州文总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也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如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等，从而暴露自己，以致遭到敌人的迫害。但是，广州文总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传播了马列主义，团结、教育了一大批青年投身革命，唤起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汇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共成员。

　　中大抗日剧社也是左翼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又一文化团体。它成立于1932年1月。邓克强为社长(国民党元老邓仲元之侄)，李克筠为事务部主任，吴永年(吴华)为副主任。在剧社成立的两年多时间里，公开演过10多个场次。历次公演都是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以及反对封建主义为内容。1932年5月，剧社通过其成员卢芳的关系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负责人赵铭彝(名乙)取得了联系，并接受赵的建议，成立了左翼剧联广州分盟。虽然他们没有加入广州文总，但在活动上与文总互相合作。随着形势的需要，剧社内还成立了秘密的新兴读书会和苏维埃之友的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和收集国民党的有关情报。由于中大抗日剧社的革命活动在广州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他们和文总一起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李克筠于1934年2月被捕(1937年3月才出狱)，其他成员被通缉，剧社遭查封。但中大抗日剧社的不少成员，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部分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员陈黄光对中大抗日剧社的活动给予了具体的指导。陈黄光1928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29年到广州培正中学任国文教员，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开展秘密活动。1933年陈黄光自知其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可是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仍留在广州坚持工作，于1934年11月 26日在知用中学观摩教学时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被捕前14天他写信给母亲：“什么祖业他(指陈本人)看不起，什么古训他全忘记，什么困迫他不理，他只懂得——为了那占着绝大多数的一边，为实践他的行为真理，母亲啊!他永远地前行!”表示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1935年1月24日，陈黄光才渡过了生命的31个年头，就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在广州黄花岗的荒坡上。

　　国民党广东当局虽然将广州的左翼文化运动扼杀了，但是左翼文化运动鼓舞了广州人民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在文化战线上锻炼出一支坚强战斗的队伍，其中一些人成为广东地区党在思想理论界知识文化艺术界的领导骨干，而转移到北平、上海等地的人亦成为当地文化战线上勇猛的斗士。

　　①  何思敬于1927年2月受广东革命政府聘请，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法学院教授，1931年离开广州去上海，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组织同意应邹鲁邀请再到广州在中大任教，是由中共中央特科系统派到广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