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解放以后广州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但是，广州却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本营。蒋介石于 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后，宋子文于1月24日辞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及广东省主席职务，改由余汉谋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任广东省主席，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陈济棠任海南特区长官，凑成新的多头反动统治。他们一方面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反对李宗仁出面进行的和谈，一方面乘机扩张本身的势力，企图造成割据和独霸的局面。他们向宋子文要美钞，向邻省要军粮，在本省强征壮丁，积极扩军，还公开呼吁与“绿林豪杰”进行“合作”，企图扑灭人民武装，以巩固其反动统治。

　　1949年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首脑机关总统府等南迁广州，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及各院高级人员均逃至广州，广州便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广州警备司令叶肇组织突击队，执行戒严令。声称：“严重违反戒严令者，格杀勿论。”反动当局还在居民中建立“反共五人小组”，由警察、宪兵、保安各一人，再加国民党员及政工人员各一人共五人组成，调查“奸党”活动，准备随时抓人。

　　中共广州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工作重点迅速转为迎接解放，准备接管。5月20日发出《解放前夕广州形势与当前任务》的提纲，7月1日又发出关于这一提纲的《补充意见》，共提出以下七大任务：1、确立接管城市中几个基本思想与发展方向，明确认识接管广州主要是依靠南下解放军，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力量在产业工人中建立据点。2、开展宣传攻势，打破敌人谣言，解释我方政策，化疑虑为动力，利用香港进行大规模的文字宣传，广州方面密切配合。3、全党深入群众，组织应变迎接解放斗争，号召团结互助、护厂护校。保存档案物资，防止搬、卖、破坏，预防真空期间的抢劫，为人民立功。4、扩大秘密群众组织，宣传公开，组织秘密，联系分散，领导统一。5、加强调研工作，搞出所有主要部门的接管底册，准备掌握各单位全面情况的干部，防止盗卖迁移及变相破坏。6、布置监视敌特，摸清敌人的阴谋及部署，掌握具体人物名单，瓦解敌特阵营，以适当名义及形式进行警告或命令。7、准备干部力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严格干部使用制度，按政治身份，业务专长及工作需要统筹安排。

　　广州党组织作出以上部署之后，全体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纷纷响应号召，投入迎接解放接管的准备工作。在敌人尚作垂死挣扎的恶劣形势下，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但同时又极其隐蔽的地下斗争。

　　二、广州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中共广州党组织便把工作重点转到迎接解放、准备接管上来。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动员组织广州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一)大造革命声势，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和解放军的命令、公告，动员群众团结应变，迎接解放。当时全国解放虽胜利在望，但广州却面临交替时期的种种混乱。敌人制造谣言，说共产党“公妻共产，拆散家庭，没有自由”等等，使部份群众产生疑虑，有些人还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及国民党卷土重来。针对这一情况，除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为华南分局)城委通过《华商报》、《群众》等报纸杂志不断发表评论外，广州党组织及地下学联也不断印制大量宣传品，分送到各阶层代表人物及广大群众手中，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政策；原来广州党组织出版的《学生文摘》，改名《广州文摘》，以适应形势需要，继续由党员邵源堃负责并扩大发行，及时转载新华社电讯和《华商报》的消息。这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秘密出版的刊物，还登载过毛泽东的重要政治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等，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此外，还以全市工人、妇女、教师、学生及经济工作者组织的名义向各界致公开信，号召全市人民团结斗争、迎接解放。

　　(二)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打入广州各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接管材料。中共广州组织重点通知水厂、电厂、纸厂、市话、省邮、粤海关、铁路、水运、陆军总医院、各大中学等部门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了解设备、生产和人事情况，防止敌人破坏并作好善后准备。抽调一些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有计划地打入敌一些重要部门，如绥靖公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省市政府、税局、警察局、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等，掌握其机构、人事、设备情况及动向。打入广州的几家主要报社，藉以进行社会调查及传递信息材料，此外还派人到一些重要医院、工厂及企业单位，掌握情况。将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详细书面材料，通过可靠途径及地下组织的陆空交通线，直接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有关部门。

　　(三)利用合法名义，公开号召和组织护厂护校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成立公开合法机构(如“应变委员会”之类)、清点重要财产、组织安全保卫力量、储备粮食、副食及生活必需品，并藉此将群众组织起来，维护治安，防止破坏。与此同时，还及时揭穿敌人的阴谋，反对拆迁、盗卖、转移等破坏活动。

　　(四)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监视敌人的行动，防止其破坏，并以中共广州党组织的名义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警告信，交代政策，责成他们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对有意与我对话者，为保证安全起见，一般不在广州与他们直接接触，另外安排其他安全途径和地点。

　　广州党组织认识到敌人必然要作垂死挣扎。因此，在党内和外围组织中，再一次进行保密教育和气节教育，发扬革命气节，以保护干部和组织的安全。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分重视广州党组织迎接解放、准备接管的工作。对此作了具体的指导和支持。

　　一是加强宣传方面的指导。城委通过《华商报》和《群众》杂志大量转载中共中央文件，刊登新华社电讯和有关广东广州时局的社论、评论、新闻报道等，传达党中央的声音，揭露广东地方当局的各种阴谋。先在香港方面造成舆论，然后直接将各种宣传书刊向广州运送和散发，起到打击敌人、团结教育群众的作用。

　　二是加强党的外围组织活动。1949年2月在香港筹备成立“广州工人协会”。由于广州党组织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比较薄弱，大部分工厂都是空白，城委曾决定在香港抽调党员10多人并发展广州工协成员30多人，分别打入不同产业和公用事业部门作迎接解放、接管城市的准备。共产党员刘天行以广州工协名义在香港秘密出版了一个小型报刊《广州工人》，秘密寄给广州的工人积极分子。1949年3月底，在城委的领导下，“广州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亦于香港建立组织。“新经协”成立后，迅速在香港广州两地同时开展工作，5月底，在广州发展会员，为接管广州进行工作。“广州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也是1949年夏在香港组成的，一批由广州撤退去香港的大学教师参加组织后，联系香港广州两地的进步师生，又分批进入广州，迎接广州解放和参加接管。1949年3月，分局城委还派关景霞代表广州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把广州新民主主义妇女联合会改为广州民主妇联(简称“地下妇联””)，4月，分局又从香港派曾珍回广州加强对地下妇联的领导、积极发动妇联成员做好迎接解放接管城市的各项工作。总之，城委在组织工作方面，对广州党组织工作的一些薄弱环节，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三是组织培训，输送接管广州的干部。首先，根据华南分局的决定于1949年8月开始先后抽调1000多名干部在惠(阳)东 (莞)、宝(安)地区的大鹏湾集结，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教导营。其主要任务是经过短期培训，学习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城市政策，然后与南下解放军汇合准备接管广州。教导营主要由以下六部分人组成：1。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工作人员；2．华南各地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3．华南各地著名专家、教授、文艺工作者、记者、技术人员、财经工作者；4．华南各地的工运骨干、工人积极分子；5．从广州撤往香港的地下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和进步青年学生；6。从东南亚回国的进步华侨。在上述各界知名人士中，包括民盟负责人梁若尘，教授王越、刘渠、杨嘉，作家梁纯夫、华嘉、杜埃、秦牧、秦似、黄宁婴、卢荻，文艺工作者黄新波、谭林、谭雪生，新闻工作者陈仲达、吴柳斯，起义军官李振中、许英麟、黄大锵等。教导营成立行动委员会，由周楠任书记，钟明任副书记，委员有：杨应彬、华嘉。教导营先在惠阳地区集训，后按照华南分局通知北上到赣州与南下工作团会合，北上途中广州已解放了，即折回参加接管，于10月21日前后陆续到达广州，由华南分局分配工作，这也是接管广州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经华南分局决定在闽粤赣边区党委抽调一批干部及潮汕地委干校、梅州公学学员共600人，组成华南工作团，由黄焕秋任团长，周钢鸣、张海鳌任副团长，参加广州市的接管工作。还招收一批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学生加以训练，准备参加接管。华南文工团亦参加了接管广州的工作，另外，中央还从革命老区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解放军南下参加接管。1949年10月 6日，华南分局又发出《关于决定成立广州市接管委员会的通知》，决定成立以朱光为书记，云广英、萧桂昌为副书记，朱光、云广英、萧桂昌、洪学智、李凡夫、谢育才、伍晋南、布鲁(陈泊)、张云天、林克泽、廖似光、陈健为委员的“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这样，就完成了接管广州在干部力量配备方面的部署，对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广州，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对广州解放后的物资供应和财政问题，作出了通盘的考虑和统筹。香港城工委成立了专门的后勤组，保管资财。考虑到广东是一个缺粮省及我国北煤南运的历史状况，分局曾就粮煤的采购运输及城乡贸易问题，副食品及日用必需品采购供应广州的问题，数次专门向中央报告及向各地发出指示，这样，为广州解放后的供应及支前物资作了准备。

　　三、挫败反动当局企图血腥镇压中大进步力量的阴谋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继续向南挺进，国民党的首脑机关从南京南迁广州后，其政权已分崩离析，朝不保夕。但反动当局不甘失败，在面临全面覆没的关头，仍作垂死挣扎，阴谋对广州革命分子进行镇压。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广州进步力量最强的中山大学。

　　1949年?月23日零时，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突然派出近千名便衣特务和军警，分乘10多辆卡车和吉普车，包围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对教师学生进行大搜捕。武装开路的卡车上插着一面大黑旗，写着“捣乱治安者杀无赦”。接着，国民党军警对教职员宿舍及学生宿舍同时进行搜查。学校办公室、各学院、水电厂、宿舍、林场、稻作场、市场、商店、合作社无一幸免，并按黑名单抓人。黑名单上的杨泰芳得到进步女同学的帮助，机智地从中脱险。搜捕过程中，值钱的东西均被洗劫。与此同时，中山大学附中广州校园平山堂宿舍，中大学生在石牌村、上下元岗村、长碰村、岑村开办的夜校亦遭搜查，共捕去教授张作人、张清鉴、萧伟信等及学生共150多人。

　　骇人听闻的大搜捕事件发生后，中共广州特派员钟明亦专程从香港赶回广州，指示中山大学党组织及时组织营救，广泛联合各方力量，成立营救机构，发动社会舆论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支持学生和各学院教授，还通过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进步教授及学生家长亲友分头活动，进行营救。

　　150名师生被关押在广州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全校同学的要求下，中山大学校长张云和院长徐贤恭、萧锡三到看守所看望，并提出保释要求。两天后，查明黑名单上并没有名字的约 100多人被释放。而名单上有名的43人则被转送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并进行“审讯”，企图强加以“阴谋暴动”的罪名，但又没有证据。这时广州卫戍司令部成立，代替警备司令部。广州党组织抓紧这个机会，利用敌人的矛盾，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采取各种办法，使30多人陆续得到释放。至8月中旬，教授张作人、张清鉴、萧伟信及学生宋景霖、张伟床、赖春泉、洪斯溢共7人仍未获释。他们被解押在卫戍司令部进行“审讯”后，3位教授及2位学生又获释放，但洪斯溢、赖春泉两同学仍被扣押，并转送卫戍司令部光塔街看守所。这时，营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最后的营救人员是章日荣、乐悠扬等同学坚持前往探望送饭，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做通主审官的工作，由王起、徐贤恭两位教授担保，洪、赖二人才于10月12日获准出狱，整个营救工作遂告胜利结束。

　　“七二三”事件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临撤退前，妄图一网打尽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及进步力量的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罪恶行动，是在广州镇压学生运动的最大事件，逮捕人数亦最多，激起人民的更大义愤。由于中共广州组织荫蔽工作做得好，纪律严格，四线布置周密，敌人始终抓不到地下党和外围组织的线索和任何“证据”。因此，这次镇压行动最后以敌人失败而告终。

　　四、郊县人民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

　　1949年，余汉谋、薛岳接任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省长之后，为确保其广州的最后基地，巩固广州外围防线，继续纠集地方武装2万余人，向广州东北郊人民武装进行“清剿”。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南下准备渡长江。1949年1月1日，奉中共中央之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成立。2月，将原来在广州东北郊县坚持武装斗争的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改编为粤赣湘边纵东江第三支队。黄柏为司令员，中共江北地委书记黄庄平兼政治委员，王达宏为副司令员，陈李中为政治部主任。当时共四个团两个独立营，4月和8月又扩大两个团，调出一个团，实际下辖五个团和一个先遣总队共4800人。继续在广州东北郊县增城、从化、龙门、花县、禺北、博罗、佛冈一带坚持反“清剿’斗争。

　　1949年3月16日，驻扎在增城正果的敌独二团申江营及反动武装两个中队在博罗横河一带向我进攻，在上坪遭我伏击将其全歼，共毙伤敌70多人，俘营长申江以下180多人。经此一仗，加上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形势，我军从被动变为主动，从防御转为进攻。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之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对大军渡江后华南工作的布置》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大军到来之前，迅速将农村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以便大军集中力量解放城市及追歼残敌。我东三支队各团随即乘胜出击，瓦解地方反动武装并进袭小城镇。国民党博罗县警大队、东江护航大队、龙门县自卫总队等部先后起义。增城正果反动武装一个中队被歼。6月24日，三团、四团联合袭击从化良口镇，全歼敌保安营一个连及3乡自卫队共100多人，解放距广州仅90公里的从化县良口镇，把前进基地引伸到广州城郊。?月14日，二团、五团及独三营又发起了增城县正果镇的攻坚战，歼灭正果守敌，毙伤敌20人，俘敌广州警备总队副总队长以下官兵160多人。7月18日，歼灭在永汉的国民党军税收队20多人。8月26日，东三支队向龙门县城发动总攻，俘敌县长及自卫总队长以下200多人，27日全城解放。这是广州解放前第一个由地方人民武装解放的郊县县城。

　　至此，龙门全境、增城北部、从化北部、博罗东部、佛冈农村已全部或大部分解放。武工队已活动到离广州仅30公里的花县新华及禺北九佛一带，形成了南至广九铁路沿线、东起东江河畔、西迄粤汉路连成一片的根据地，人口达60多万，增城、龙门、从化、博罗四县党的组织，从原来按边区建立县委转为建立中共增城、龙门、从化、博罗县委旷四个县还先后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县属下建立了13个区75个乡的政权。为了统一领导各县政权工作，粤赣湘边纵队政治部指示，于1949年8月28日成立东江第三行政督导处，陈李中被任命为督导处主任。东三支的武装力量除上调边纵3个独立大队共1000多人的主力之外，尚有 5000多人枪。这个地区与兄弟部队的邻区连接，已成为南下大军解放广州的前沿阵地。

　　在广州南郊，中共珠江地委及其武装于1948年底划归粤赣湘边区党委领导，中共番禺县委于1948年冬成立，下辖五个区委。1949年春，中共禺北中心区领导了广州市东北郊人民游击队，有200多人枪。禺南武工队扩建为4个连队共400多人。 1949年9月20日，经粤赣湘边纵队党委批准，将以上两支力量合编为边纵番禺独立团，团长郑吉，政委周健夫；同时成立的尚有中山独立团，团长梁寇，政委黄旭；顺德独立团，团长黄有权，政委方群英。在花县，还有番禺县委派人前往组织的南三花人民游击队。

　　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扩大革命阵线，发挥同盟军的作用，1949年5月，成立了有民盟、农工民主党成员参加的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

　　1949年3月，梅日新从香港回到禺北后，以民盟、农工民主党番(禺)、增(城)、从(化)、花(县)、龙(门)五县负责人的身份，与中共马市岭村支部书记周伯尧、中共番禺县工委委员徐幽明联系，经中共番禺县工委的批准，于1949年5月正式成立了由中共禺北独立区委领导下的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总共有武装人员200多人。由李汉光任队长，徐幽明任政委，周伯尧、梅日新任副队长，陈明任政训室主任。下辖三个区队，第一、二区队由中共成员负责组建，第三区队由民盟、农工党成员组建。广州东北郊区人民游击队建立以后，由于三党紧密合作，团结战斗，得到人民的支持，取得了不少战果，队伍不断壮大。为了更好地支援游击队和准备迎接南下解放军入粤作战，解放广州，又于1949年7月成立了以农工党成员江坤为主任的禺东解放委员会，负责筹粮筹款等后勤供应工作。1949年9月20日，广州东北郊人民游击队完成了历史使命，200多武装人员编入番禺独立团二营，中共党员李汉光任营长，农工党员张健中任融营长，10月23日参加解放市桥之战，梅日新调番禺县政府工作。

　　广州郊县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市区的斗争，牵制了敌人力量，解放了广阔地区，而且还为南下解放军入粤作战、解放广州扫除了一些障碍，对组织动员群众积极支前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南下解放军兵分三路直指广州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8月，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统一指挥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约15万人，设三道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入粤，“以巩固粤北，确保广州”。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进军广东解放广州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8月下旬，由叶剑英统率的南下解放军到达江西，中共中央通知方方到赣州与南下大军会师，商议解放华南等问题。9月7日，由叶剑英主持召开作战会议，与方方、陈赓、邓华等主力兵团负责人一起，根据中央军委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制定了占领．广州、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并报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总部。9月}2日，毛泽东复电叶剑英、陈赓：“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整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龙仙)地区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

　　9月11日至20日，在叶剑英主持下，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南分局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萧向荣、方方、曾生、雷经天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决定解放华南的作战部署，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配备，支前工作及接管城市的政策等问题。根据9月6日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了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的新华南分局。会议还布置了各地配合作战和支前工作的任务。接着，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号召全军指战员为解放华南而努力作战。要求做好城市的接管工作，安定秩序，团结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根据赣州会议的部署，9月28日，叶、陈签署了关于广州外围作战部署的《战联字第一号命令》。于是南下大军在华南人民武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分左、中、右三路，  自粤湘赣边向广东进军，10月1日已越五岭过梅关进入广东，各路解放军按既定部署，在粤赣湘边地区向国民党军队展开猛烈进攻。国民党余汉谋集团军奉命派遣三十九军、六十三军在曲江一带布防，与驻扎湖南的白崇禧集团军形成“湘粤防线”，作为防守广州的第一道防线；三十三军、七十军被派到翁源，为第二道防线；三十二军、五十军在广州附近，为第三道防线。还有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叶肇组织15个警备大队，反动地方武装头子李福林也准备收罗土匪流氓进行顽抗。

　　10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组成的右路军12万人，在陈赓的指挥下，进入广东南雄，然后攻取始兴，6日，第十四军袭击乐昌，第十三军占领仁化，7日，解放曲江。敌设置的“湘粤防线”已被冲垮，广东门户洞开。9日，十四军进占乳源，然后与十五军同时进攻英德，13日，解放清远，然后经银盏至广州西北郊，直插三水、佛山，拦截广州逃敌。从西面构成对广州的包围。由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中路军8万人，在邓华的指挥下，6日与粤赣湘边纵队北江支队于翁源会师后，10日至13日，先后攻占了佛冈、从化、花县、增城，先头部队已抵白云山。从东北方面构成对广州的包围。由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组成的左路军2万人，在曾生、尹林平的指挥下，发挥其本地人熟识本地语言和地理情况的有利条件，与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密切配合，经翁源、河源、龙门、龙川、和平、连平、博罗等县(这些地区绝大部分已为当地人民武装所解放)，然后由樟木头直下广九线，控制虎门，占领中山、顺德，从南面构成对广州的包围。三路大军紧密合作，进展神速，到 13日已完全摧垮了敌人设置的外围防线，广州处于被包围之中。

　　南下大军入粤作战打响之后，广东各地中共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积极响应中共华南分局的号召，在广东支前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掀起迎军支前的热潮，各地纷纷成立民工队、慰劳队、救护队，设立茶水站、住宿站等，有力地支援了前方。

　　六、广州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

　　在我南下大军强大攻势下，敌人所设三道防线已全面崩溃，为了保存实力，国民党当局决定放弃广州，驻守广州附近的刘安琪兵团向珠江口撤退。猥集在广州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亦纷纷逃离。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宣布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自己则于当天飞桂林，行政院长闫锡山飞去台湾，余汉谋、薛岳、李扬敬等军事头目于14日早乘船逃往海南岛，广州实际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少数来不及撤退的守敌。他们在撤退前夕，已制定了“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阴谋计划，企图在逃离前将重点工厂、桥梁、军事设施和民用重大设施彻底炸毁，还指使特务组织纠集流氓，成立“反共大同盟”，潜伏在广州附近地区，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广州卫戌司令李及兰亦准备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只是由于我军进展神速和中共华南分局城委、广州地下组织采取了得力的措施，才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基本上保全了广州。当时所采取的应变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打进敌人军警部门的革命分子策动起义，稳住广州，免遭洗劫。

　　这时，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布置打入广州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独立大队任大队长的中共党员程长清被任命为保卫组长，受命准备撤离广州。他经过长期的准备和观察，感到策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向新上任的市警察局代副局长、代局长申明大义，指出只有起义才是光明前途。经两人表示响应后，共同策动 10多个分局长、保安警察大队和市府自卫队加入了准备起义的行列。这些队伍共掌握枪枝7000多支，在程长清的布置下，暗地里维护着广州全市的治安并保护一些重要单位和部门，其中有 2000多人宣布起义。另外，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联系的农工民主党成员钟岱，接受方方交给的“准备起义，迎接解放”任务后，便利用担任广州市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兼保安警察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以及与当时任广州市市长兼自卫总队总队长欧阳驹的关系，积极策划两个总队起义，只是由于广州解放前几天欧阳驹被撤换下台才使起义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钟岱仍在暗中召集部分可靠的中队长布置任务，要他们阻止两个总队成员撤退的计划，指出为了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防止匪兵乘乱抢劫和破坏公共设施，屠杀人民，保卫广州安全，迎接解放军到来，必须留在广州，坚守岗位。结果，他们没有跟着敌军撤去海南，这对保护广州免遭撤退前的洗劫亦起了重要作用。广州党组织的党员马文羲和王培桑掌握的民众自卫队(警备司令部管辖)的两个中队，负责长堤、大德路一带的护卫任务，各街道自建木棚、自买武器搞联防。广州解放时还缴了一部分散兵游勇的枪支上交给解放军。

　　二是组织人民护厂护校，保卫公共设施。广州解放前夕，在广州党组织的发动下，护厂护校斗争也在紧急行动起来。粤汉铁路职工积极护厂护路，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溃逃前炸毁机车的阴谋，保护机车器材及公吱档案。西村发电厂的工人自卫队设消防、救护、自卫三个组，围绕厂房修筑了长达千多米的铁丝网，工人们的口号是：“与工厂共存亡”。五仙门发电厂的工人储备了可供一个多月使用的煤炭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保证坚守岗位。西村士敏土厂、西村制钢厂、增埗自来水厂都由自卫队、护厂队进行日夜巡逻守卫，防止破坏。市电话所的所长是新经协成员，按照党的指示圆满地完成了护所任务。侨二师地下党员林仙风及地下学联成员共6人，考入广州陆军医院(即总医院)护士训练班后，掌握了该院的基本情况和思想动向，团结医护人员和专家，巧妙地阻止该院迁往海南岛的计划，使医院各种设备完好地保存下来；由于南下解放军进展神速和广州人民胜利地进行护厂护校斗争，解放军进城后公用事业照常营业，保证了市民供水正常、灯火明亮、电话畅通、铁路航运恢复运行。一些重要单位如兵工厂、军胶厂、造币厂、陆军总医院、中山大学、粤海关、省邮电局、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电筒厂、饮料厂等的设备和一些经济管理单位的物资档案保存完整，使接管工作顺利地进行。

　　广大人民日夜盼望广州早日解放，当他们看见国民党的要员纷纷逃离，南下大军即将到来的时候，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家奔走相告。10月15日一早，长堤的东亚酒店(广州党组织的党员萧泛波领导的一个秘密据点)以及的中原行(华南分局财经小组在广州的秘密据点)和各大中学校，都挂起了五星红旗，表示欢迎南下解放军的到来。但是，广州黎明前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不甘将完好的广州留给人民，在败退之前大搞破坏。仅10月14日这一天，就发生了多起破坏事件。白云机场和天河机场，石井、黄埔和员村的军用物资仓库等都发生爆炸，最为严重的是横跨珠江的海珠桥于当日下午被炸毁，造成死伤近千人，炸沉船只100多艘，毁坏房屋数百间，使3000多人无家可归。傍晚，黄沙车站又发生大火，烧死烧伤50多人， 40多辆汽车被烧毁，100多艘民船被炸沉，许多民房着火。更为恶毒的是，在14日上午，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之前的几小时，国民党当局竟将100多在囚的政治犯统统押到流花桥进行集体屠杀，包括年仅15岁的游击队员邝镜波亦未能幸免。

　　负责夺取广州的中路军第四十三军一二七、一二八师和第四十四军二二三师分别佛冈和从化沿广从公路和广花公路直插广州，午10月14日下午6时左右经沙河、中华北路(现解放北路)进入市区。然后分头迅速占领了国民党的总统府、行政院、绥靖公署、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以及警察局等军政首脑机关；另一部直追逃敌至黄沙火车站及码头，歼灭敌军20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于是广州宣告解放。整个解放广州战役，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22万多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以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广州人民的热烈欢迎。15日，由中共华南分局秘密派驻广州中原行的经济情报小组负责人温盛湘主动找到了我十五兵团邓华、洪学智等首长，汇报了有关情况。16日，他又帮助十五兵团的首长与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人陈翔南、余美庆、李国霖等取得联系。此后，中共广州地力‘组织，便与南下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华南工作团、东江教导营以及各地调未参加接管工作的人员一起，投入紧张的接管工作，又根据中央和华南分局的指示，成立了广州市的党政军领导机构。

　　10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警备司令部成立。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殊，副司令员方强，副政治委员吴富善，政治部主任谭甫仁。警备司令部成立后，迅速采取措施，取缔广州市内各种非法组织，收缴非法武器，整顿社会治安。1949年10月2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成立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为军管期间的最高权力权关，军管会委员有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萧向荣、洪学智、曾生、尹林生、朱光、李章达、吴奇伟、张酥村、刘琦、陈应中。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副主任赖传珠，秘书长萧桂昌，副秘书长杨应彬。下设治安、财经、交通、军事、文教、房屋、物资、外事、电信、司法、卫生、供应等12个机构，作为军管会的工作部门，开展接管工作。

　　根据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于28日正式成立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副市长：李章达、朱光、①梁广；秘书长：朱光(兼)。

　　1949年10月28日，成立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叶剑英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副书记：朱光、钟明、廖似光。隶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10月30日，中共广州市委召开地方党员大会，叶剑英、方方、朱光到会讲了话，正式公开了广州党组织。当时除了参加省机关和支持其他地方工作外，在广州市属单位的共产党员330人(其中 170人是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的，160人是从革命老区或香港等地调来广州工作的)。另有广州党组织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成员 600多人。

　　1949年10月30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市政府工作人员大会，新旧工作人员300多人参加大会，叶剑英、李章达在会上讲了话。市长叶剑英提出了“安定社会秩序，团结广大人民，努力恢复生产”的三大任务。11月11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并举行游行，参加群众20多万人，盛况空前。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赖传珠等领导检阅了游行队伍。全城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全市人民喜气洋洋地欢庆广州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①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朱光为广州市副市长并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