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共产党小组(后来统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是广州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1845年，英国商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建立船坞(1863年后售与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雇有中国工人约1000人，这是广州地区，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外资在广州黄埔开设旗记铁厂、高阿船厂、于仁船坞、福格森船厂等一批企业，到19世纪70年代，黄埔地区共有中国产业工人2000多人。之后，又随着外国资本输入的增加，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即民办)近代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广州地区的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壮大，“1920年已有产业工人10万人，加上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共有20多万人”(禤倩红、卢权：《党成立前的省港工人阶级》，载《学术研究》，1984年第3期。)。

　　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广州工人阶级进行过经济斗争，也组织了一些工会。但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些工会是属于“行会”或乡谊性质的“帮口”、“会馆”和秘密社团，多数为老板所控制。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广泛传播，先进分子深入到工人中间去做宣传发动工作，成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组织，他们不仅开展经济斗争，而且开始参与政治斗争。1920年，广州工人阶级在东园广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当晚，数万工人群众和学生一起举行提灯游行，影响很大，广州的报纸以醒目的“工人万岁”为标题进行报道。同年秋，广州工人阶级为将桂系军阀陆荣延、莫荣新驱赶出广东而举行罢工。随着罢工斗争的次数增多，工人的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纷纷组织起工会，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开展联合斗争，逐步显示出力量，广州工人阶级也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而成为广州共产党小组产生的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广州的思想界空前活跃，先进分子杨匏安、陈独秀、谭平山、林修梅、阮啸仙、刘尔崧等通过各种形式，在广州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早年留学日本，接受了新思想，1916年回国后，在广州时敏中学任国文教师、教务主任兼《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月～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40多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他是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特别是1919年11月11日～12月4日，连续19天刊登的《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几乎是同时问世的。杨匏安在他的文章中颂扬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他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杨匏安文集》，13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陈独秀1920年8月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1920年12月，他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直到1921年9月才离穗。在南来以前，他与李大钊等通过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宣传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特别是发表过许多阐明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受到思想界的重视。1920年10月，他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对广州青年提出“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的佣奴”等要求，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

　　陈独秀到广州之后，继续与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无政府的种种谬论。

　　无政府主义在广州流传早于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刘师复。1915年刘师复逝世之后，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等人继承其衣钵。他们在学生和工人中有较大影响，还控制了茶居、理发等行业的工会组织，创办了《民声》、《民风》、《劳动者》周刊等。这些刊物在揭露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也使一些青年受其欺骗，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最革命的理论，分不清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把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归咎于政府。声称要打倒一切政府和权威，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要“自创一个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察管辖和无寄生虫之社会”(《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曾在广州泛滥一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障碍。陈独秀通过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以及《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发表了《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与制度》等一系列文章，并通过书信来往的形式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进行论战。1921年初，陈独秀到法政学校讲演时，区声白也在场听讲。会后区声白立即写信给陈独秀，对其观点表示异议。陈作了答复。区不服再写信争辩。陈再作答复，如此往复达三次之多。后来，陈独秀将这些信件刊登在《新青年》和《广东群报》上。陈独秀在广州期间，通过写文章、讲演、书信等形式，在自由、革命道路、生产与分配、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组织、国家政权等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一些一度受无政府主义所蒙骗的革命青年转为信奉马克思主义。

　　谭平山在北大读书时(1917～1920年)，受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为反动当局逮捕。1919年5月，他在北大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新潮》杂志上发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的文章，具体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篇科学巨著。1920年初，谭平山北大毕业后，和广东同学陈公博、谭植棠到上海创办专谈政治的《政衡》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专论与时评，宣传社会主义，提出建立革命政党，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政衡》出版后，寄送给广州的同学和亲友阅读。同年夏，他们回到广州，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公立法政学校和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任教。这三所学校是广州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的重点。他们结识了当时在广州的青年运动骨干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等，并于1920年10月，创办了《广东群报》，不久，又出版《劳动与妇女》(附设在群报社内)。这些刊物大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潮。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明确指出“《群报》的目的，就是改造社会”，它的责任“就是负担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群报》除了连载《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列宁传》和列宁有关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演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以及李大钊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瞿秋白的莫斯科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以外，还发表了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论战的来往书信。在“评论专栏”中，连续28天刊载编辑部评论文章《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及议会派之比较》，这篇反映谭平山建党思想和政治观点的长文，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所有这些，均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

　　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1920～1921年在广州养病期间(当时任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中将)，写下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公开宣称“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势最为适合”(林修梅：《社会主义的我见》，见《共产主义小组》(下)，73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驳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他还根据马克思关于建立“产业军”的思想，提出把中国军队改造为“农工军”，成为“联合劳工为社会主义的先驱”的设想。他的思想言论在当时军政界引起震动，可惜他一病不起，于1921年10月在广州逝世，但其遗著被出版广为传播。

　　除了上述人物之外，还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刘伯垂在广州创办《惟民》周刊，也对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学运积极分子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等亦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提高群众思想觉悟起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为广州共产党小组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经过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共同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1921年3月创立了广州共产党小组，书记陈独秀，宣传组织分别由谭植棠、陈公博负责(《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及谭植棠：《关于广东共产党的成立》，均见《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同年夏，又有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周其鉴、张善铭、冯菊坡、林伯渠(即林祖涵)、梁复然、王寒烬、郭植生等人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玄庐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书记包惠僧因工作关系到广州，也曾参加广州共产党小组的活动。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把《广东群报》和由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加上当时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了以谭平山为会长、有8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陈公博为所长的“宣传员养成所”和“工人夜校”等，帮助积极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骨干，扩大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影响。此外，还派出梁复然、王寒烬等去佛山开展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