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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色史迹16】东江纵队交通站旧址
  • 来源: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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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交通站旧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广州地方组织坚决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公开与秘密的活动形式,团结各阶层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10月广州沦陷后,广州党组织撤离城市转移到农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市内有一段时间没有中共组织。初期,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这是由香港所处的政治、地理、交通等客观条件决定的,当时香港还处在英国人统治之下。但到了1941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于1225日攻占香港。之后,香港交通被封锁,其战略地位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敌后斗争基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此时,广州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交通往来、传递信息、收集敌伪情报、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加强广州地下斗争,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1941年开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四个系统,分别派了一批共产党党员进入广州开展地下斗争,建立联络站、交通站,为游击战争服务。

为配合东江游击武装斗争,东江游击队(后改为东江纵队)从1941年开始,在广州建立地下组织。19426月,东江游击队派杨和到广州,同先期奉命从北江撤回的地下党员钟国祥会合,在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建立地下交通站。谈家巷2号之一是钟国祥在广州的老家,房子前的铺子也属于钟家的产业。抗战前,这个铺子是间开明书店。日寇进城后,书店被日本人占用开设“虎屋”果子店,后座除了钟家人之外,就没有其他人居住。邻近的永汉公园(即中山四路334号原广州儿童公园),日寇改为“护国神社”,神社正门有日本宪兵驻守,右侧原来的“李占记”钟表首饰商行,为日本富士洋行占用;右后侧原来的商务印书馆(即现在的科技书店),被日本三井洋行占用。从交通站的周围环境来说,是处在日本人四面包围之中。但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日敌对钟家就不大注意,便于钟国祥在广州立足,也便于交通站以后工作的隐蔽。

杨和是东江纵队驻广州的代表,他与钟国祥联系上后,便搬到钟家这个交通站的顶楼居住。此后,他们通过在学习日语时认识的日本青年的关系和曾被游击队俘虏教育释放后在伪军中任职的军官,获得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此外,交通站还是秘密接待和隐蔽转移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重要站点。为了动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到游击区去,钟国祥在到广州建立交通站的前后通过商人朋友在当地的关系分别摸清了北江芦苞线和西江沙坪线这两条交通线。这个交通站是东江纵队在广州最重要的一个交通站,一直使用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人,如黄松坚、梁广、张江明、钟达明、何君侠、余美庆等都经常进出这个交通站。

1944年年底,钟国祥为把在粤北停止了党组织活动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送到东江纵队,让他们走上第一线参加抗日战争而离开了广州。19451月,杨和的工作由麦任接替,杨和也离开了钟家。东江纵队另派彭会到广州建立交通站。彭会到广州后,把钟家作为交通站独立使用。在交通站设立至解放战争胜利这段时期里,钟家老少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协助钟国祥等地下党员传送信息。19455月下旬,抗日战争已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号召人民起来战斗,鼓舞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广州地下党决定联合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发动一次全市性的大规模散发政治传单行动。地下党核心领导人陈翔南、麦任、余美庆等共同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传单底稿由陈翔南负责起草,标题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各1000多字。内容主要是:一、打破敌人新闻封锁,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德国已无条件投降,日本将要战败等重要消息告诉人民;二、针对当时广州市民一般存在着国民党正统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同时突出宣传广东境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辉煌战果;三、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传单共印了4000多份,钟国祥家的交通站是秘密印刷点之一。晚上9时,灯火管制开始。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几乎全部投入这一行动,钟国祥的弟弟钟国话和妹妹钟洁娴也组织了他们的同学一起参加了行动。他们以两至三人为一行动小组,包干负责一个地段,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或信箱里,部分张贴在公共场所(如市场、公厕)显眼处。有一位工作人员还把一沓传单放在一间茶楼最高层的临街栏杆上,让其自行飘落。行动的地段包括有永汉路(今北京路)、惠爱路(今中山路)、太平路(今人民南路)、东华路、西华路、长堤、黄沙、十三行路、海珠路、泰康路、惠福路、光复路、上下九路、宝华路、西关一带,以及河南地区等,广州市所有主要马路干线及一些横街小巷都包括在内,行动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任务胜利完成。次日清晨,全市为之震动,人民群众大受鼓舞,到处都在议论:“游击队昨夜进城啦!”敌伪方面大为恐慌,赶忙派出大批马队、摩托车队到处进行搜索,撕毁传单。这次行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456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彭会原来设在钟家的交通站交由珠江纵队使用,彭会另外在钟家的前铺建立东江纵队交通站。彭会的家人在香港是经营售卖高级糖果饼干的“溢昌办馆”,在他们的资助下,彭会在交通站开办了溢昌办馆分店,以售卖进口的糖果饼干作为掩护。铺子由彭会及其哥嫂管理,但其哥嫂并不知道溢昌办馆分店就是东江纵队的交通站。彭会平时外出工作或离开广州前,就向哥嫂交代其“朋友”或“同学”(实为地下党员)到溢昌办馆分店居住或留下信息时的接头暗号,由其哥嫂负责接待。为了掩人耳目,钟家表面上对外称铺子是出租的,但实际上是无偿交给彭会使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共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广东等八个南方省的中共武装开始北撤。北撤几个月后,彭会受上级组织指派回到广州,继续以溢昌办馆为秘密据点,收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军事情报,钟家的铺子作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收集国民党反动当局军事情报的秘密据点,一直安全使用至解放战争胜利。

而钟国祥和其妻子曾在广东中共武装开始北撤的前后就先后到达香港筹办汉华中学,对香港青少年开展爱国教育。珠江纵队的交通站则从钟家撤出,原来在钟家出入的地下党员就剩下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了。1944年年初,黄松坚曾以一个粤北商人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由粤北到广州与省临委负责敌后城市工作的梁广联系,共同研究工作。在杨和的安排下,钟家成为黄松坚在广州其中的一个落脚点。194511月起,黄松坚便在钟家住下,钟父特意安排自家的一楼及顶楼的房间给他住。为方便工作,当时的地下党员和钟家的人都称他为“家长”。19462月,黄松坚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后,钟家则成了市委成员日常活动的主要地点。每天早上5点多,钟国祥的父亲就到家的斜对面的云来阁茶楼喝早茶,喝早茶为其一,与前来向“家长”汇报情况、传递消息的地下党员接头为其二。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信息,钟父便马上走回家中通知“家长”。广州解放初期,国民党军队不断轰炸市内的重要设施,黄松坚携同妻儿一起住在钟家的二楼,直至1952年才搬离该处。黄松坚在钟家居住了近七年,与钟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钟家的住宅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和前铺谈家巷东侧、中山四路342号均为一幢坐北向南三层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

钟国祥父亲祖辈三代都侨居加拿大,1924年,第一次回国时建造了这两幢房子以备老年叶落归根,安度晚年之用。钟父是爱国老华侨,他在国外旅居时,备受外国人欺凌歧视,故爱国之心甚切,十分支持党的抗日主张。在其影响下,钟家全家思想比较开明,这些成为钟国祥到广州开展敌后工作的有利条件。钟父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抗日斗争,把住宅三楼留给自己和家人居住。一、二层及顶楼全部交给交通站使用,并且慷慨解囊,为居住在交通站的地下工作同志提供膳食。他宁可让自己家人吃粗茶淡饭,也要让地下工作同志吃好。

谈家巷2号之一的房子面积约100平方米,现已人去楼空,钟家人已不在此居住。中山四路342号钟家的铺子紧邻中华老字号“李占记”钟表首饰商行东面,面积约为9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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