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1月2日，他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会，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前者阐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及原则；后者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经费”、“纪律”、“附则”6章。1月21日，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了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共产党员林伯渠被任命为总务部副部长。稍后，他又吸收谭平山、张太雷参与国民党中央的改组工作。1月23日，孙中山委任居正、陈独秀等21人为国民党本部参议。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苏联政府表明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联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与此同时，孙中山指挥滇、桂、粤联军从广西出发，兵分两路进攻盘踞广东的陈炯明叛军，以图恢复广州革命根据地。1月 15日，陈炯明通电下野，残部退守东江、潮梅一带。

　　1月16日，讨陈联军进入广州。1月22日，孙中山委任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2月21日，孙中山率陈友仁、谭延闿等从香港抵广州，在东郊农林试验场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

　　同年4月，孙中山下令恢复了国民党广东支部，并督率各军击退了桂系军阀沈鸿英和陈炯明叛军的进攻，使广州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他一方面任命大元帅府大本营的各级官员，加紧革命政权的建设；一方面积极筹划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谭平山等为委员。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州，再次与孙中山商谈国民党改组的问题。孙中山采纳了马林的意见，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他同意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的地区公开开展工农运动。

　　1923年1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指出：“由于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还很软弱，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尤其是由于这一民族革命问题对于尚未从其他阶级中充分分化出来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使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起来”。“但是，在这样做时，不应该以取消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政治特点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并要有一个严格的中央领导机构。”①共产国际认为进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已成熟，指示中共要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前提下，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同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②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

　　5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办公。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以及马林陆续到穗进行“三大”的筹备工作。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冯菊坡等为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召开“三大”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将陈独秀、马林等安排在东山新河浦路的春园居住。谭平山等认为东山一带地方僻静，华侨多，不引人注目，便在东山的恤孤院后街31号 (现3号)租了一幢二层楼房，作为“三大”的会址。5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通知，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到广州参加“三大”。

　　在“三大”前夕，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了预备会议，由陈独秀、马林主持，有第二届中央委员和一些省的负责人毛泽东、李大钊、谭平山、陈潭秋、罗章龙等参加。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会者对“三大”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分工草拟大会的各项决议案。中央决定由广东区代表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等负责会务工作，安排代表的食宿和交通、保卫等。

　　6月初，各地代表分途来到广州，直接到中共广东区委报到，由区委派交通员带代表佃到指定地点居住。有的代表住在谭平山的家，有的住在“三大”会址楼上和春园。

　　6月12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到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张太雷、项英、罗章龙、何孟雄、陈潭秋、向警予、徐梅坤、邓培、王荷波、林育南、金佛庄、于树德、孙云鹏、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朱少莲等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开始时，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总结了党的“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前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是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就是领导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统一战线的任务，这些意见只能导致孤立自己。同这种看法相反，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党，要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软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归于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看法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过高估计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会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降到从属的地位，这也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强调民主革命是党在当时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则是正确的。

　　李大钊、毛泽东、向警予等正确主张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此意见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

　　经过讨论，大会最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联盟，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③决议案还提出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并且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是正确的。

　　中共“三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及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关于党员入政界等决议案。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谭平山、毛泽东、王荷波、项英、蔡和森、朱少薄9人为中央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张连光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组成中共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随后，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东山新河浦路“春园”开会，研究分工等事项。

　　中共“三大”把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正确决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战略和策略基础。出席“三大”的广东代表积极拥护和支持国共合作的方针，广东党组织为“三大”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后勤和会务工作，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但是，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大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它们代表的阶级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计。另外，大会也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中共“三大”后，中共广东区委积极贯彻执行“三大”的决议案，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传达到广大党、团员。一些党、团员即参加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工作。1923年8月初，谭平山与杨殷、刘尔崧等沿广州至韶关铁路北上，视察北江一带的情况，并向群众进行宣传。9月下旬，孙中山领导的滇桂联军在海陆丰、河源、惠州一带与陈炯明部激战，阮啸仙带人赴博罗了解战况。阮回穗后，在向邓中夏、卜世畸写的东江战况的报告中说：“粤政局日来甚好，联军已节节胜利”。中共党员徐成章还担任了在孙中山指挥下的湘粤桂联军某支队参谋长。党、团员鲁易、徐成章、徐天炳等也加入大本营所辖军队。

　　同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办公。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苏联政府应孙中山邀请，派出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9月底，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中共中央负责人。10月6日，他来到广州，召集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及党、团中央驻粤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会后，鲍罗廷力劝孙中山召开改组会议。孙中山接受了他的建议。

　　在鲍罗廷等人的协助下，孙中山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任命了一批国民党骨干和已参加国民党的中共重要干部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重要职务，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开展。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9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告知已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4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邓泽如、谭平山、陈树人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林直勉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特别改组会议。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共有100多人参加。谭平山等5名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了改组的具体方案：(一)建立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二)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由廖仲恺等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草案，出版国民党周刊。同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正式成立，指导各地党部进行改组。谭平山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

　　在党的“三大”前，中共广东区委在对待孙中山的问题上犯过错误，陈公博等人支持过军阀陈炯明。“三大”后，中共广东区委在中央的指导下，认识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主动接近孙中山，推动国民运动的发展。1923年11月上旬，广东地区的中共党、团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党、团共同组织“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该委员会由谭平山和团广东区委书记阮啸仙负责。广州市内各区成立“国民运动小组”，由党团员和进步的工人、学生组成。

　　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区组织为推动国共合作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8月，团广州地方执委会书记阮啸仙到南京参加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7日，团广州地委在广东工会联合会召开有62名团员参加的会议。阮啸仙传达了团“二大”的精神：“南京大会决定国民运动议案，全体一致加入国民党，和民主派合作，共同跑上国民革命的战线。”

　　1923年10月，国民党改组工作进入实践阶段。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为此进行了大量指导工作。国民党过去没有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总部由总理决定一切，缺少民主集中制程序。各省只有支部，而无基层组织。因此，要改组国民党，需要从组织制度上大力整顿和改造。谭平山曾说：“此次之改组，其精神在于组织之严密，及党员之训练两点。欲组织之严密，必须先有严密的组织法。”④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指出：“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同时，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党纲草案提出：采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对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机构，都作了详密的规定，将区分部一级组织，作为“党之基本组织”。这是国民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大变革。党纲、党章草案是鲍罗廷、廖仲恺、谭平山等协助孙中山制定出来的。

　　谭平山认为：“章程之运用，非实地试验不可。故以广州市内及上海两地为章程本案试验场；且训练党员，尤应当以实际运动工作为训练课本，故广州市内及上海两地之实地组织，尤刻不容缓”。广州政局较为稳定，群众基础也很好，国共两党重要负责人都在这里。因此，广州作为国民党章程草案的试验地，是十分合适和可行的。

　　党章草案的试验工作，是从党员登记开始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在广州市内居住的党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重新办理登记手续，以确定党籍。从11月2日至11日，10日内登记了党员3649人。11月11日，广州市举行了国民党全体党员大会，与会者2000多人。廖仲恺担任了大会主席。会上部署了基层党部的组建工作。随后，广州市依照党章草案的规定，自下而上组建区分部、区党部、市党部。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广州市的国民党组织，按警察区域划分，成立12个国民党区党部，并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

　　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广州地委十分重视国民党章程草案的试验工作，发动党团员参加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建立和选举。11月18日，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举行联席会议，针对广州的形势发展，决定：(一)凡没有中共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区分部，至少应调派党员1人前往参加；(二)凡有3名以上中共党员参加的区分部，应建立中共党小组；(三)中共各党小组的书记及其他各区的中共代表，组成一领导机构，来规划国民党区分部的改组工作。广东党、团组织为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还研究和制定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具体政策：“A、联络勇敢向上富于革命性之青年工人、学生等，成为(国)民党中之左派；B、对于糊涂之投机式的党员，取猛烈进攻的态度；C、对于游离分子，以感化政策，缓缓使之趋向左派。”⑤由谭平山、阮啸仙领导的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国民党改组成功，国共合作早日实现，多次教育党、团员要顾全大局，着眼于做艰苦的基层工作。“国委会时常劝诫同志，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拿到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至于政策上，我们决不稍让，以保存我们的固有精神。”⑥由于中共广东区委能根据中央的指示制订出适合广州实际的政策，使党、团员在国民党广州市基层党部的成立和选举中发挥很大作用。

　　共产党员在第一区国民党区党部的影响很大，其次是三区、十区。因为一区学生多，三区、十区工人多。团区委决定集中精力搞好这三个区党部的建设，并加紧进行其他各区的工作。11月11日，第一区区党部举行会议，选举执行委员，阮啸仙、刘尔崧等40多名党、团员参加。最后选举出区党部执行委员3人，其中2人就是阮啸仙和刘尔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各区中，亦有大批党、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加入国民党区分部。阮啸仙在 1923年11月14日的报告中指出：第一区区党部有团员18人，第二区4人，第三区5人，第五区3人，第七区2人，第八区1人，第十区2人，第十一区1人。团广东区委还指示团广州地委，从速派团员加入尚未有党、团员的国民党区党部。

　　同年12月，广州市各区的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基本上建立了起来。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阮啸仙、刘尔崧、张元恺、周其鉴、张善铭、蓝裕业、杨石魂、沈厚望、施卜、杨命葵、黄觉群、邹师贞、黄居仁、赖国航、关肇康、杨匏安、潘侠夫等分别当选各区执行委员。有的还兼任秘书，主持该党部的日常工作。当选举区党部、区分部时，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争选票，不惜乱拉人入党。但共产党遵照上级的指示，集中力量做下层民众的工作，不争名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据阮啸仙说：“结果他们人数虽多，我们同志所得的选票竟有超过他们的，不特如此，且超过同志的人数。”团广东区委在总结基层党部选举的经验时指出：“现在国民党各级执行机关，或任何职业机关，地方政治团体，有国民党活动的地方，如果我们去参加，都组织一小组，为我们自己的党团。·尤其是注意国民党区分部，做下层工夫。我们组织小组，并不是有什么阴谋，我们为中国革命前途起见，质言之／为忠实国民革命起见，换言之，为实现我们政策起见，都应该如此。””⑦

　　广东党、团组织还大量介绍、推荐党、团员和工农优秀分子加入国民党。据阮啸仙给团中央的报告说：“现在省河(广州)方面签名加入K党(即国民党)者，已有五百人。” ⑧至1924年 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广州市国民党党员总数达8218人，两个月内增加了4569人。广州市内成立了9个国民党正式区党部，3个代理区党部，66个区分部，3个特别区分部。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肯定了广州市的成绩。他指出：“所增加之分子，多是青年学生与一般有职业之工人。又因依据党章草案所组织，将之前自上而下的组织，变成自下而上的组织，基础较为稳固。各位同志，又多得机会从事于实际上运动，以扩充党的势力。此是党章在广州市内试验结果。” ⑨谭平山还说：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所属党员，十分之六都是工人。

　　国共合作在广州的初步成功，使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广东党、团组织不断注视着孙中山的动态，给予及时的配合和支援。1923年10月，北洋军阀曹锟在北京贿选总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0月?日，国民党发表了声讨曹锟贿选窃。位的宣言。10月8日，孙中山发出讨伐曹锟令。10月10日，广州举行纪念双十节示威游行，团广东区委派出95名团员在市内散发传单和演讲，揭露曹锟贿选的丑行。团员们高呼“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列强护路案”等口号，宣传效果十分强烈。“民众愤激，甚表同情，革命之空气，弥满于广州矣。”10月13日，团广东区委通过新学生社等团体，召集广州工农商各界人士 200多人在省教育会开会。由阮啸仙主持。张瑞成、陈熙如、苏兆征、冯菊坡等相继发言，声讨曹锟的罪行，请孙中山出师北伐。会上还决议成立民权大同盟，继续举行示威请愿运动。22日上午，广州75个团体1．5万多人举行反对曹锟的群众大会。陈熙如主持大会。谭平山、刘尔崧作演讲。随后举行了长达近2个小时的游行。“这次运动的组织人，全是CP(即共产党)SY (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区执行会”的成员。⑩

　　1923年11月初，军阀陈炯明企图卷土重来，分四路猛攻广州。市内宣布戒严，人心浮动。孙中山指挥滇、豫、湘军开往前线抵御叛军。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各区分部执委联席会议，动员全体党员行动起来，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组织国民义勇军，为联军后援，且以训练党员。”11月6日，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10号通告，号召团员参加国民义勇队。通告指出：“我们努力革命的青年，已与联合的团体，更应全体加入，表示我们对于革命的勇气，与联合战线的真诚。”阮啸仙、刘尔崧、张瑞成等人带头报名参加国民义勇队。11月19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组织一支慰劳队，赴石龙前线慰劳讨逆部队。阮啸仙等以国民党广州市第一区分部为基础，组织了有刘尔崧、高恬波、郭瘦真等30多名党、团员参加的慰劳队。阮任队长。他们在广州募集了数千元现款和一批粮食、衣物，于26日到达石龙。陈炯明叛军以机枪封锁了通道。阮啸仙高举红旗，带领全体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冲入了石龙镇，鼓舞了讨逆军的士气。孙中山知道这件事后，对慰劳队大加赞扬。

　　同年11月23日，孙中山为解决军饷问题，命令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外国驻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将粤海关关余⑾拨交广东革命政府。但遭各国的拒绝。外国军舰还开进黄埔海面示威。12月21日，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恫吓，命令粤海关税务司即将关余妥为保管，听候广东革命政府指令。12月24日，中共广东区委以“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名义，在第一公园(即今人民公园)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阮啸仙担任大会主席。谭平山、冯菊坡、张瑞成、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要求收回关税主权，·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由阮啸仙任总领队，刘尔崧任总纠察。

　　中共广州地方组织的上述几次行动，给孙中山以支持和鼓励，显示了群众运动的威力，推动了广州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国共合作的实现

　　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廖仲恺决定在次年1月20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23年10月到次年1月19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28次，通过决议案400多件，对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日期、大会的宣言、党纲党章草案，代表的推选等作了讨论和决定。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给了孙中山重要的帮助。《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⑿1923年底和1924年1月初，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鲍罗廷及瞿秋白先后几次在上海、广州建议讨论修改宣言草案。1月15日，鲍罗廷在讨论宣言草案时说明三点：1、我们承认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力量；2、我们支持工人和农民的组织；3、国民党希望得到工人和农民组织的支持。在鲍罗廷、廖仲恺的正确指导下，国民党“一大”宣言采纳了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1923年12月开始，全国各地开始选举国民党“一大”代表。谭平山被孙中山指定为广州特别市代表。陈独秀(未到会)、李大钊、于树德、毛泽东、李维汉、夏曦、张国焘、林伯渠、韩麟符、李立三、沈定一、李永声、袁达时、胡公冕、宣中华、廖乾吾、朱季恂、于方舟、王烬美、谢晋、刘伯垂、陈镜湖等23名共产党员被指定或被选举为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1924年1月初，李大钊、张国焘经上海赴广州参加大会。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中应采取的态度。陈独秀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4人组成指导小组，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李大钊到广州后，孙中山接见了他，将《建国大纲》给他阅览，征询意见。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钟楼礼堂(现文明路215号内)正式开幕。出席大会代表165人。1月20日上午9时，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指出：“此次大会之目的有二：一、改组本党，二、建设国家。”他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当天下午，孙中山又指定胡汉民、李大钊、于树德等9人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1月21日，大会还指定谭平山、廖仲恺等9人为大会审查党务委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作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1月22日，大会指定谭平山、廖仲恺、李大钊、毛泽东等19人为党章审查委员。1月23日，孙中山指定戴季陶、李大钊等9人为“出版及宣传问题案”审查委员。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担任了大会的重要职务，对促进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大会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月28日上午，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林森、谢持、邓泽如、方瑞麟等国民党人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广州代表方瑞麟提议应在国民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他的目的是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的党籍或不能加入国民党。这违反了孙中山的主张。李大钊对此当即发言反驳。他说：“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大会还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指出：“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三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李大钊还认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廖仲恺也发言反对方瑞麟的提议。他们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最后，毛泽东提议付诸表决。结果，否定了方瑞麟的提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大会最重要的议题。孙中山指出：“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须详细审慎研究”。1月20日，《宣言》交付大会讨论。1月23日下午，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中国国民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克服了旧三民主义的根本弱点，形成了有鲜明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国内民族平等的。认为“中国内乱，实有利于列强”。“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宣言》还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提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地主、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提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国家经营管理银行、铁道航运等。《宣言》还提出了国民党政纲，阐述了对外对内政策23条，包括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外债、确定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

　　1月30日上午，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和代表们的推选，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4人，其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是共产党员。接着，大会又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人，其中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7人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约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1月30日下午，国民党“一大”闭幕。孙中山在闭幕词中说：“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去奋斗”；“我们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方法，所以成功与失败各有一半。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胜无败。”⒀

　　1月31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处和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军事7个部。秘书处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负责。廖仲恺提议将原由他担任的组织部长改由谭平山兼任。林祖涵(林伯渠)担任了农民部长。另外，在国民党中央各部任要职的共产党员还有组织部秘书⒁杨匏安，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罗绮园，组织部宣传干事李隆郅(李立三)，工人部青年干事张善铭等。

　　国民党“一大”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它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在若干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也就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同时，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原则，国民党实际上已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标志和大革命的起点。

　　四、中共广州地委的成立

　　1924年1月底至2月中旬，中共中央鉴于中共广东区委主要在广州一地活动，遂决定撤消广东区委，成立中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除领导广州党的组织外，还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兼领导香港党的组织。中共广州地委负责人是冯菊坡、阮啸仙、彭湃等。

　　1924年2月21日，原由中共广东区党、团领导人组成的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进行改组，设立最高执行委员会。有7名委员：中共中央局驻粤委员谭平山、中共广州地委负责人冯菊坡、青年团广东区委委员长阮啸仙、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长张善铭、中共广州地委委员刘尔崧及沈厚望、郭瘦真。刘尔崧、沈厚望、郭瘦真兼任秘书。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最高执行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导广州地区和党团员与国民党合作，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广州的各工厂和各国民党区分部里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亦联合组织国民运动小组，以促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阮啸仙、刘尔崧等人给上级的报告中说：“本委员会(即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是在粤区进行国民革命的机关”，“国民运动进行的方针，概由C．P．、S．Y．所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的议决。”⒂

　　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汇报、总结工作成绩和制定下一步工作方针。1924年2月23日，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发出第二号通告，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联合战线，固然是我们团体的意思，也是进化路上步骤的必然。但同志中仍有不甚了了，以致轻忽与国民党联合路线的工作(国民革命运动)。”通告还阐明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我们深察现在世界局势与半殖民地的中国情形，此时欲救中国，非国民革命不可(东方需要国民革命与西方需要社会革命，即联成世界革命)。我们加入国民党，第一步即国民革命运动，故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就是我们团体的工作。”⒃

　　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还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应注意的问题：“(一)国民党改组成功，固然我们团体的成功(国民党改组，是我们决定加入时第一条件)，亦即历史进化的成功。我们决不可以为自己的成功，而稍存骄气，仍须努力工作。(二)，同志在国民党中万不可以领袖自居，仍然向群众运动，务要得群众的同情，才是我们真的成功。”这些指示给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敲响了警钟，提出了努力方向。

　　1924年2月中旬，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决定派党员在广州的东山、西关、河南、老城、长堤五个地区调查广州建筑工人的情况，以便“促工人跑上国民运动的战线上”。国民运动委员会还利用广东的同乡会等地方团体，如琼崖少年同志会，潮梅少年同志会、新岭东社等开展工作。

　　1924年10月，中共广州地委组织30多个进步团体，在广州第一公园(即今人民公园)举行有五六千人参加的警告商团示威大会。由谭平山担任大会主席。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说。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太平南路时，遭埋伏该处的商团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群众20多人，打伤数百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双十惨案”。10月15日，中共广州地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联名发表《为双十节屠杀告广州市民书》，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屠杀民众的罪行，号召工农群众“恃力自卫、彻底革命、抗军阀、抗帝国主义”，呼吁广东革命政府“解除商团武装，实行革命，建立起工农商学革命大同盟。”

　　1923年底至1924年初，广州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党员兼团员，党组织的领导人又兼任团组织的领导职务。1923年10月14日至16日，青年团广州地委以团粤区代理区委的名义，在广州召集粤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广州地委负责人冯菊坡出席了大会。这次会议由团广州地委书记、团粤区代书记阮啸仙主持。代表们就深入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农运、学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粤区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地方报告决议案》等。大会还决定分别成立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同年10月21日，新的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善铭、李毓秀、沈厚望为执行委员，邹师贞、朱节山、韩盈为候补委员。同年10月24日，团广州地委执委会决定由张善铭担任委员长，沈厚望任秘书，李毓秀任会计。团粤区执委会还指定刘尔崧任广州地方教育宣传委员，赖炎光为广州地方出版物经理。不久，施卜担任了团广州地委劳动委员会主任，张元恺担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23年底，团广州地委开除了一批意志薄弱、违背团章、不肯工作的团员，发展了杨石魂、杨善集、陈道周等一批优秀青年入团。同年12月下旬，团广州地委增选张元恺、周其鉴为执行委员。

　　1924年5月5日，团广州地委进行改选，新选出的地委委员有张善铭、施卜、张元恺、邹师贞、周文雍5人，候补委员有黄居仁、杨石魂、郭寿华3人。5月10日，确定张善铭任秘书，邹师贞管组织部，张元恺管宣传部，施卜管农工部，周文雍管学生部。1924年5月25日至6月1日，团粤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团广州地委的张善铭、郭寿华、施卜出席了大会。团粤区“二大”对广州工作作了一个决议，指示广州团组织要加强对青年工人的工作，与加入国民党的学生及其他无派别的学生诚意合作，发展新学生社，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

　　五、中共广东区委的成立及其机构变迁

　　随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广东逐渐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陆续派遣了周恩来、陈延年、林祖涵、恽代英、张太雷等重要干部到广东加强工作。广东和广州的党组织也进一步得到发展。这样，再以中共广州地委来领导广东党的工作，就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1924年10月中下旬间，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又称“两广区委”、粤区委。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兼管宣传委员会)，秘书兼组织部负责人陈延年，农民委员会由阮啸仙负责，工人运动委员会由冯菊坡、刘尔崧负责，妇女运动委员会由蔡畅负责。中共广东区委除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外，还领导福建西部、南部及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区委机关的办公地址初设在万福路，1925年初迁往文明路75-81号。广州市的党组织直接受区委领导，取消了广州地委。据陈延年说：这样做目的是便于区委直接从中总结经验，指导其他地区的工作。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的领导。广东代表谭平山、杨殷出席了大会。谭平山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分工仍为中央驻粤委员。

　　1925年2月，鉴于周恩来已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又参加了第一次东征，中共中央便决定由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区委领导机构也逐渐健全起来。从1925年春至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很多著名革命家担任过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职务。组织部长先后由陈延年、穆青担任；宣传部(又称宣传委员会)部长先后由罗亦农、张太雷、任卓宣(后叛变)担任；军事部(又称军事运动委员会)部长先后由周恩来、张伯简、熊雄担任，成员还有徐成章、李富春、聂荣臻、恽代英，秘书黄锦辉等；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冯菊坡、刘尔崧、黄平担任，委员有周文雍、邹师贞等；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阮啸仙、彭湃、罗绮园(后叛变)担任，委员有周其鉴、蔡如平等；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黄居仁、杨善集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先后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由沈宝同担任；监察委员会书记由林伟民担任，委员有杨殷、杨匏安、梁桂华等；区委秘书长由赖玉润担任。

　　从1924年底至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前，广州市的中共党支部有粤汉铁路、广九铁路、广三铁路、海员、自来水厂、石井兵工厂、电话局、汽车、内河轮渡、驳载、码头、邮务、印务、油业、建筑、钢铁、酒楼茶室、人力车、车衣、理发、店员、洋务、卫生、手工业、农协、商协、市郊、中山大学、妇女等30多个党支部。党员400多人。

　　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时召开了中共“三大”，制订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方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三大”的决议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符合国共两党的利益，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国民党“一大”中，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挫败了少数代表企图阻挠国共合作的言行，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中共广东(广州)地方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派出一大批骨干帮助国民党广州组织的改组，使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得以健全巩固，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和威望不断提高。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萧楚女、恽代英、聂荣臻等一大批革命家来到广州工作，对广州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①《中共“三大”资料》第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②《中共“三大”资料》第23页、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③《中共“三大”资料》第81页、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④ 谭平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概要》，载《谭平山文集》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⑤《阮啸仙给刘仁静、恽代英的报告》(第八号)，载《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

　　⑥ 阮啸仙：《一年来之团粤区》，载《阮啸仙文集》第1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⑦ 阮啸仙：《一年来之团粤区》，载《阮啸仙文集》第12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⑧《阮啸仙文集》第1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⑨《谭平山文集》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⑩ 世畸：《给团中央的信》(1923年10月24日)，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42页，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1982年10月编印。

　　⑾ 英、美等国据《辛丑条约》控制中国海关税权，将大部分关税充作给英美等国的赔款，余下部分交中国政府，故称关余。

　　⑿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7号，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⒁ 当时国民党各部秘书负责日常工作，职权相当于副部长。

　　⒂ 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36、337页，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10编印。

　　⒃ 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35页，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10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