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和领导的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代表顾正红，并打伤工人10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愤怒。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到租界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声援工人罢工，并要求收回租界，被租界巡捕抓去多人，引起学生和市民更大的激愤。近万名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帝国主义的捕头竟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排枪射击，群众退避不及，当场死伤达数十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斗争迅速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号召人民起来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组织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共广东区委坚决、迅速地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以广州为基地，领导全省革命群众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5月31日晚，中共广东区委召开党团员大会，报告了广东的时局及“五卅”惨案的经过，决定与共青团广州地委联合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作为发动群众、支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的临时指挥机构，并由临委联络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州商民协会、广州市学联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等6个团体发起，于6月2日举行示威大巡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

　　6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召开大会，成立了“工农商学援助上海被难同胞联合会”，并一致通过了6月2日举行示威游行的决定。共青团广州地委也发动新学生社、广东大学青年社、一中青年学社、工专学生会、沙面青年工社等青年学生社团举行集会，发出通电和宣言，谴责帝国主义者杀害中国人民的暴行，广泛宣传和动员民众起来斗争。

　　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近万入在文明路广东大学操场举行“援助沪案示威大会”，由中共党员黄学增主持，罗亦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演说。大会向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全世界人民发出通电，号召开展抵制英、日货等活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援助上诲工人、学生!”“工学携手打倒军阀”等口号，对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表示了强烈的义愤和抗议。广东各城镇的学生和群众也先后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共达50万之多。

　　当时，盘踞在广州地区韵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正与陈廉伯等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密谋发动反革命叛乱，广州革命政府处于危急之中。中共广东区委一方面组织和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协助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一方面积极策划省港两地工人罢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

　　6月B日，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邓中夏、孙云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名义赴香港，与苏兆征、何耀全等人密切配合，联络香港各工会领袖，策动他们开展罢工斗争，并在各工厂散发传单，广泛发动工人。共青团广州地委也派出蓝裕业、周文雍等人到香港，发动香港学生组织联合会，通电援助上海工人，并发出罢课返省的宣言。

　　由于在第一、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香港各工会领袖已和邓中夏有过多次接触，尤其是在第二次劳动大会上，邓中夏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在香港各工会领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邓中夏、孙云鹏抵港后，香港电车工会、洋务工会、华工总会等工人团体即召开欢迎大会。各工团代表到会听了邓中夏的演说后，均表示愿意举行罢工。邓中夏即派出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返省，向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①请示发动香港工人罢工的意见。临委立即作出了发动罢工的决定，并指定黄平、邓中夏、杨殷、苏兆征、杨匏安 5人组成党团，作为中共广东组织领导发动罢工斗争的直接指挥机构。黄平返回香港，向邓中夏等人传达了临委的决定，即邀请香港进步工人领袖共15人召开秘密会议，商定罢工的要求条件及组织方法。罢工之期限日近，却有部分工会领袖临阵退缩。后经邓中夏等人的努力说服，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于是，邓中夏等人在香港中环车衣工会四楼召集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举行罢工的决定，并组织全港工团外交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干事局长，黄平为外交委员，邓中夏为总参谋，统一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会议还决定派出香港工人代表随邓中夏、黄平返省，与广州革命政府商洽罢工事宜。

　　6月12日，东征军回师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一举击败了杨、刘叛军，使广州革命政权转危为安，也为组织发动省港大罢工扫除了主要障碍。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组织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启事，设临时办事处于广州太平南路45号海员俱乐部内，作为负责接待罢工工人及筹划罢工经费的办事机关。接着于15日发出《为“五卅”惨案致香港各工团》的公开信，号召各工团“立即通令全体工友一致罢工，以制帝国主义者死命，并希提出要求条件，不达目的不止。”②

　　广州方面的罢工发动工作也在积极地进行。中共广东区委一方面指示林伟民、李森等人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解决香港罢工工人返省后的食宿安置等问题；另一方面委派冯菊坡、刘尔崧、施卜等人到沙面英法租界，发动中国洋务工人罢工。他们联络 1924年沙面罢工胜利后成立的“青年工社”、“洋务工会”、“文员工会”、“职工会”等工会团体，组织沙面洋务工人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宣传队，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并作出决定，一旦香港工人实现罢工，立即领导沙面全体洋务工人采取一致行动。中共广东区委亦“指定(冯)菊坡、(刘)尔崧、施卜、李森、 (林)伟民、(陈)延年6人组织党团，以李森同志为书记，”③负责领导罢工斗争。为扩大反帝斗争队伍，个共广东区委决定将 6月1日成立的“工农兵商学援助上诲被难同胞联合会”改组，于17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成立“广东对外协会”，并通过了抵制英货、对英经济绝交、捐款援助上海被难同胞等15项决定。

　　6月19日，省港罢工正式爆发。最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工人，随后，香港的电车、印务、码头搬运、海陆理货、起落货、煤炭、邮务、清洁等各行业工人也参加罢工。15天内，罢工人数达25万人。香港皇仁书院的学生也率先发起罢课，接着，华人书院、圣保罗、圣土提反、湾仔、油麻地等30余校师生先后举行罢课。罢工、罢课的工人、教师、学生，不畏英港政府的恫吓，突破戒严封锁，纷纷离港返省，不足一月，罢工返省的工人已达10万多人。

　　6月2日，广州沙面工人也宣告罢工。3000多名洋务工人按原计划离开沙面，回到广州市区，并发表罢工宣言，表示罢工斗争一日不获胜利，工人便一日不返工。

　　省港两地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推动了广州各界人民反帝运动的发展。6月22日，广东对外协会举行会议，决定发动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联合省港罢工工人于6月23日举行示威大游行。6月23日，各界群众5万多人在东较场集会，通过对“沪案”的要求条件16项，提出收回海关主权，收回租界，取消一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反对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铲除汉奸等多项要求。下午一时半，示威游行开始，5万多人的游行队伍，按照工、农、学、商、军的顺序排列，浩浩荡荡，有秩序地行进，沿途散发各种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上海‘五卅’惨案”等口号。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周恩来等参加了游行。下午2时40分，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西桥之际，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开枪射击，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法、葡等国的军舰亦同时开火，弹如雨下，群众猝不及避，共死52人，伤170人。是为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帝国主义者的大屠杀，更激起广州人民的反帝决心。在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广州革命政府宣布对英帝国主义经济绝交，下令封锁港口。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建立罢工工人的组织，作为团结广大罢工工人，继续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指挥部。6月26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罢工工人代表300多人举行会议，讨论建立罢工的组织领导机构及有关章程等问题，决定创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工人的最高议事机关，创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执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带领罢工工人进行战斗的最高执行机关。7月3日，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苏兆征任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为副委员长，李森、林伟民等10人为执行委员，杨始开任秘书长，并先后聘请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杨匏安、胡汉民等人为顾问。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由李森任局长，此外，还设立财政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保管拍卖局、筑路委员会等机构，并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出版《工人之路》为机关报。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对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建立了罢工委员会党团，成员有冯菊坡、刘尔崧、施卜、李森、林伟民、陈延年、邓中夏；黄平、苏兆征等人，并吸收了何耀全、陈权、罗珠、彭松福、赖玉润等人参加党团活动。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由邓中夏担任。罢工斗争的策略均由党团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再由罢工委员会具体贯彻执行。由于罢工委员会的组织日益健全和严密，因此，中共广东区委通过这一组织有效地统率着25万省港罢工工人，向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

　　省港罢工开始后，罢工工人为了反击香港英帝国主义对广州的封锁，宣布对香港实行武装封锁。罢工工人纠察队经过短期训练后，开往各地，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执行封锁任务，断绝省内各地与香港及沙面之间的交通，禁止对香港及沙面的各种供应。

　　罢工和封锁给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香港的工厂全部停工，交通瘫痪，商店歇业，银行挤兑，物价暴涨，食品奇缺，满街垃圾在炎炎夏日的暴晒下发臭。香港顿时变成了“死港”、“臭港”和“饿港”。罢工使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遭受空前的大损失。罢工和封锁前，香港每年出入口价值15000万金镑，约合华币252000万元，罢工和封锁后，平均月损失21000万元，日损失700万元。

　　罢工和对港澳封锁，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但是，封锁港澳、不准一切外国货、外国轮船进入广东，这样日子一久，广东的农产品不能出口；必需的燃料和日用品不能进口，影响了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不利于巩固工农联合，也不利于省港大罢工继续进行。为此，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罢委会党团负责人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经过缜密的研究，并同广东国民政府商量，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罢工初期实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改为采取“单独对英”斗争策略，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以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这一主要敌人。

　　“单独对英”策略的实施，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孤立了英帝国主义，保持了广东商人的中立，维护了广东人民内部的团结，同时又促进了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这从广州海关税收激增的情况即可见一斑：1924年7月，广州海关税收为229523 (海关)两，1925年7月罢工初期降至70711两，实行单独对英策略后，1926年1月便猛增至422971两，大大超过了罢工前的收入水平。这对当时广州的革命政权在经济上是一个重要的支持。

　　省港罢工工人在坚持罢工和封锁斗争的同时，还以巨大的力量积极支援和参加广州的革命群众运动；协助革命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参加东征、南讨和北伐等革命战争；支持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统一广东、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革命政府准备北伐战争作了突出的贡献。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如果继续对香港作长期封锁，于广东的粮食和农产品的外销不利，对沿海农民的生活也有所影响。为适应革命斗争的新形势，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主动地、有步骤地结束罢工和停止封锁。中共广东区委还强调，结束罢工和武装封锁的同时，必须坚持维护罢工工人利益的原则，具体措施是：1、筹一笔款项发给罢工工人，以便去找工作；2、保障罢工工人生活，为他们介绍职业；3、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等机构仍然保存，以继续执行罢工政策；4、保存罢工工人纠察队的力量；5、扩大反英运动，准备力量对英帝国主义总攻击。为妥善解决结束罢工后工人的生活问题，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人与鲍罗廷商定，由罢工委员会向国民政府提出：凡进口的外国货物关税均需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遣散罢工工人的费用。9月，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拥护结束罢工和封锁；政府征收新税，作为结束罢工后津贴罢工工人的费用；保留所有罢工机构，以保障罢工工人的利益及革命活动的照常进行。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停止封锁的布告，决定于当天12时起，将全体纠察队员撤回广州。10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机构正式成立，征收新税的工作正式开始。省港罢工委员会派出罢32212人代表参加这一机构的工作。至此，坚持了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和对港英的封锁宣告结束。

　　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的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斗争。这—场斗争，给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沉重打击，对促进广东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广州的国民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涨时期。

　　二、省港工会统—运动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香港25万工人先后罢工返省；广州的工人纷纷组织工会，投身国民革命运动。但是，在香港罢工返省的工人组织中，除海员工会等大产业工会外，许多工会都在行会领袖的把持之下，组织散漫，行动不统一；广州的工会组织则因受国民党右派、工贼把持的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的干扰破坏，造成工人队伍的分裂而时常引起争端。为促进省港工人的团结，坚强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共广东区委积极致力于统一香港和广州工会组织的工作，掀起了省港工会统一运动。

　　1925年7月，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刘尔崧和罢工党团书记邓中夏的组织下，于广东大学礼堂召开了省港工人代表联欢会，商议省港工会统一的问题。出席代表共800多人。邓中夏在会上传达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精神，强调广东各工会必须统一，要求工人按产业的性质组织工会。大会作出决定：在最短期间内实现香港、广州工会的统一。会后，中共广东区委为推动省港工会统一运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邓中夏在《工人之路》上接连发表文章，强调“统一是工人阶级的武器”，号召省港各工会“泯灭门户之见”，“所有工会都统一起来”。他还分析了广州工会屡次出现纠纷的原因，要求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广州各工会组织也纷纷发表宣言，表示拥护统一工会运动。

　　1926年3月19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处成立，刘尔崧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立即开展工作。4月1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在大东路(今中山三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大会由刘尔崧主持，他指出：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以统一广州工人阶级的力量，完成民族与阶级的解放。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大会并作了《全国职工运动报告》。会议期间，广东总工会的代表煽动其他代表退出会场，企图造成大会的分裂。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在中共广东组织的领导下，与分裂大会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联名发出《拥护工人代表大会宣言》。大会终于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宣传教育等多项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刘尔崧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与此同时，香港工会统一运动也在邓中夏、苏兆征、李森、何耀全等工人领袖的直接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中共广东区委认为，要壮大反帝斗争的力量，必须切实做好香港工会组织的统一工作，并制定了团结可以争取的上层工会领袖，积极争取基层广大工人群众，打击破坏或把持工会的工贼这一总策略。

　　1926年3月19日，香港运输业17个工会代表在广东省教育会礼堂召开大会，成立了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推选苏兆征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4月10日，邓中夏亲自领导了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了香港金属业总工会。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和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的成立，带动了香港各业工会的统一。4月15日，香港各业工会在广州举行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700多人，刘少奇作了全国职工运动报告；邓中夏作了政治报告。大会决定成立香港总工会，通过了香港总工会组织章程，以及参加全国总工会、拥护赤色职工国际、关于经济斗争、坚持省港罢工等决议案，并选举陈权、何耀全等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作为香港总工会的领导机构。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香港总工会的成立，是省港工会统一运动的胜利，标志着省港工会组织的基本统一。从此，省港工人阶级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成为广州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

　　三、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州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在各界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1925年6月至1926年5月的一年时间中，广州万人以上的群众政治集会不下17次，1926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界群众达30万人，盛况空前。广州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反对帝国主义政治压迫的罢工、请愿斗争此起彼伏。各界群众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运动，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的革命高潮。

　　在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共青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加强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加入共青团组织。1925年10月，广州团员只有221人，至1926年5月激增至1322人。标志着广州的青年运动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广州的青年学生发挥其文化和理论上的特长，通过参加各种集会、演讲，开办平民夜校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运动。1926年间，共青团组织领导广州学生两次开展援助省港大罢工募捐周的活动，不仅在经济上给罢工工人以援助，同时也促使广州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一些学生的骨干分子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及所属各工人组织的工作，在省港大罢工这一场反帝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共青团组织还加强了对广州青年工人的领导，先后在广九铁路、广三铁路、粤汉铁路、石井兵工厂、自来水厂、沙面青年工社等青年工人中发展团员，建立了支部。1926年3月26日，共青团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了省港青年工人代表大会，响应中共广东区委发起的省港工会统一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共青团代表周文雍、工人代表会代表刘尔崧、罢工委员会代表苏兆征等先后到会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了保护青年工人利益，拥护省港大罢工、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等提案。这次大会，把广州青年工人的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广州各界劳动妇女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宣传发动下纷纷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并为罢工工人募捐，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有力地援助了省港罢工的斗争，成为广州国民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重要力量。1926年3月 30日，在穗的省港女工在妇女解放协会的积极倡导下，响应省港工会统一运动，召开了省港女工大会，组织女工代表团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这是广州的劳动妇女积极投身国民革命的生动体现，是广州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的标志。

　　广州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的迅速高涨。1925年至1926年4月一年时间内，广东全省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从22个、会员21万人，发展到66个、会员62万人。农民武装也普遍建立起来。广州市郊先后建立了4个区一级的农会，下辖乡一级的农会有66个。农民协会领导下普遍展开了反抗地方民团和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6年5月1日至15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48个县和广州市郊区的代表共214人，各县自备旅费到广州参加大会的列席代表100多人。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贵州等 11个省也派出代表参加；安徽、热河两省则寄来了反映该地农民运动状况的书面材料及祝贺词。因此，这次大会实际上起到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大会通过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  《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等共 30个决议案，着重讨论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农民协会组织，深入开展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促成革命力量的大联合等问题。这次大会规模之庞大，讨论问题之广泛和深刻，农民代表和各界人民群众革命情绪之高涨，充分表明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广州则是这场运动的中心。

　　广州还是全国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重要基地。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由毛泽东任所长，在全国各地招收学员共300多人，学习训练4个多月，是历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规模最大、招生范围最广、学习时期最长、学科最多的一届。萧楚女、彭湃、周恩来、李立三、阮啸仙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先后在此任教。学员毕业后，绝大部分回到各省区去从事农民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各界民众日益感到革命力量团结统一的必要。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由工农商学各界派全权代表4人，组织一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以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张。中共广东区委积极推动和领导了这一项工作。1926年5月27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省教育会、广州总商会、广东省商会联合会、广州市商会、广州商民联合会等7大团体及自由职业者代表共同发起组织的“农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该会的宗旨是：“建立并巩固农工商学的联合战线，保护人民利益，拥护国民革命基础”。中共广东区委先后委派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彭湃、阮啸仙、谭天度等共产党员担任该会的领导工作，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建设成为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广州各界群众参加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促成了广州各界革命力量的大联合。

　　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从政治上动员了广州人民，省港工会统一运动从组织上坚强了广州工人阶级的革命阵容。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的这两大政治运动，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广州的国民革命运动，带动了广州各界民众革命力量的团结统一，使广州的国民革命运动进入一个空前高涨的时期。

　　① 1925年5月7日，  中共中央局决定由谭平山、周恩宋、罗觉(罗亦农)、陈延年、鲍罗廷等5人组成广州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

　　② 广州(七十二行商报)，1925年6月19日。

　　③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19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