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成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出师北伐，统一中国是孙中山的夙愿，他曾亲自统率军队几次出师北伐，但均未能成功。国共合作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国民革命政府再次作出北伐的决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渴望结束已经10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政府。而在南方，广东人民经过省港大罢工和东征、南讨等统一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其革命热潮正迅猛高涨。国民政府的力量也进一步增强，不仅在广东实现了军政、财政、民政的统一，而且，刚刚控制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军事力量也于1926年2月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国民政府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的一个师长唐生智也秘密派代表前往广州，表示倾向国民政府，其部队随后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些情况表明，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统一全中国的时机日臻成熟。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着重讨论和研究推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问题。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①并号召全党从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尤其要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发动农民，配合北伐进军。中共广东区委的主要领导人陈延年、谭平山出席了这次会议，坚决赞同和拥护中央推动北伐的决定，认为广东是当时全国国民革命的根据地，促进国民政府北伐，广东党组织负有更重大的责任，而国民政府也只有实行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才能使广东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会后，他们回到广州，积极贯彻党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带动广东全体党员加紧开展推动北伐的工作。

　　1926年3月，中共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东区委联合发出《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宣言》，号召民众和国民政府乘北方政局混乱，帝国主义与军阀势衰的有利时机，“实现前几年中山先生北上时的宣言”。4月2日，广东各界20万人为反抗段祺瑞屠杀北京民众，在广州广东大学举行“讨段示威运动大会”，共产党员林祖涵、阮啸仙、高语罕等参加了大会主席团，并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讲，宣传中共中央有关推动国民政府北伐的主张。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实现北伐，扫荡寇逆，组织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两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并号召全国工农群众行动起来，拥护国民政府，迎接和援助北伐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群众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把出师北伐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1926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问题，并邀请中共广东区委派代表参加。会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发表了《关于国民革命的声明》，极力主张出师北伐。随后，中共广东区委又作出决定，由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先行挥师北伐。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授命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新会两地向广州集结，然后向湖南挺进。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7月14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发表了北伐出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打倒帝国主义，“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7月3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指出无论是防御吴佩孚之南侵，或是发展革命势力，均“必须北伐”，并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必须动员全国民众“积极起来，响应北伐”，“以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

　　二、积极组织力量支援北伐

　　充任北伐先遣队任务繁重而又艰险，因此，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相当一部分将官不愿率部承担这一重任。而中共广东区委以国民革命的大业为重，主动提出由叶挺独立团担当北伐先遣队，首先踏上北伐的征途。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抵达广州，中共广东区委在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中进行了紧急动员，挑选出一批精壮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叶挺独立团，并在该团配以最得力的快速运输队，充实和加强叶挺独立团的战斗力。广东区委还委派军委书记周恩来到广州司后街(今越华路)叶家祠叶挺的家中，召开独立团连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区委指示，进行政治动员。周恩来首先向到会的党员干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北伐的重要意义和有利条件，阐明了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任务的重要性。周恩来还具体指示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注意发动群众，注意统一战线工作，着重指出：我们是革命的军队，同以往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的区别，作战要英勇，不怕牺牲，要能吃苦耐劳，尤其是共产党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周恩来最后以“饮马长江”“武汉再见”勉励全体党员干部，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在武汉胜利会师。独立团的中共支部把广东区委的指示分别在党内外的干部战士中进行普遍的传达和讨论，使广大官兵明了北伐的意义及北伐先遣队的光荣和责任，树立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思想。

　　北伐的进军号角吹响后，中共广东区委立即配合开展宣传动员工作。7月，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在《人民周刊》先后发表了《此次广东出师之意义》及《此次北伐与人民的自由》等文章，阐明北伐进军的目的、意义和前途，指出：“这次出师是保护广东的和平与扫除广东进步的障碍”，号召“广东与全国的民众一致赞助广东此次的出师”，并充满信心地说，“革命军因为人民的赞助，所以是一定胜利的”。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彭湃也发表了《出师北伐与省港罢工》的文章，强调：“我们为着拥护北伐的胜利必定要赞助省港的罢工，为要拥护省港罢工的胜利必定要赞助北伐。”阐明了北伐与广东革命斗争相互依存的关系，动员广东民众起来赞助北伐。

　　为从人力物力上支援北伐，中共广东区委吸取以往支援东征和南讨的经验，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研究决定，由省港罢工委员会动员3000多罢工工人组成北伐运输队、卫生队和宣传队，分派到各路北伐军中，肩挑跋涉，随军出征。为切实做好这一项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由邓中夏、苏兆征、李森具体负责，通过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北伐运输委员会，作为落实该项任务的领导机构。中共广东区委又通过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组织广九、广三、粤汉三大铁路工人和香港金属业工人成立了铁路交通队，随军北伐，以备沿途随时修复铁路交通，及时运送北伐部队和物资。广州工代会和广东省总工会联合组织了一支2万多人的总预备队，承担前方的运输工作。共青团广东妇女支部书记高恬波则组织妇女战地救护队，并担任救护队长。她率队员全副武装随军前行。在湖南、湖北战场上，他们不避艰险，不畏困难，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出大批伤病员。高恬波被誉为救护队中的“女将军”。

　　中共广东区委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在广东以外北伐战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接应”这一指示精神，调派党员到长江流域北伐必经之地区，配合当地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壮大北伐军的声势，挫伤敌人的士气。

　　在中共广东各级组织的大力发动下，广东各界掀起了支援北伐的热潮。广州各业工人掀起募捐运动，为北伐捐款献物。广东省农民协会发动北江地区的农民沿途为北伐军送水送饭，帮助北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广东各界妇女发表了《致国民革命北伐军书》，表示愿为北伐军担任救护、宣传工作，辅助北伐军大功早成。广州总商会也主动筹措军费50万元，赞助北伐。

　　北伐军要与十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首先必须加强北伐各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战士们明了北伐的目的和意义，发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为此，中共广东区委抽调大批党员、共青团员到各军担任政治工作，参加战斗。“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排挤出来的黄埔军校学员共2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集中参加“国民政府军事政治训练部高级干部训练班”。该班由周恩来任班主任，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苏兆征、沈雁冰等任教员，先后向学员作《反吴(佩孚)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作用》等演讲。学员经过政治训练后，分派到北伐各部队和长江流域各省，充实北伐军的战斗骨干力量。

　　正因为中共广东区委广泛发动民众支援北伐，北伐军所到之处，群众箪食壶浆，部队士气旺盛，且各军中共产党员英勇作战，冲锋在前，所以，仅半年时间，便打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更在叶挺的卓越指挥下，冲锋陷阵，屡立战功，首先攻占株洲、醴陵，又协助友军打下了汀泗桥，然后疾奔咸宁，占领粤汉线上又一隘口贺胜桥，随后，经过拼死鏖战，于10月10日率先攻破坚固的武昌城，被人们誉为“铁军”。

　　在北伐的战场上，到处传颂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怕牺牲、身先士卒、血洒疆场的英雄事迹，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在北伐军中大力开展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效果。

　　叶挺独立团攻打醴陵一役，二连连长、共产党员吴兆生率全连猛攻，占领了6个制高点后，腿部突中数弹，战士们要抬他下火线，他高声说：“你们抬我下去，就减少了几个人冲锋追击敌人”。他倒在血泊中，高喊“第二连冲锋，第二连冲锋”!全连官兵为他的英勇精神所感动，勇猛地冲入敌阵。吴兆生在喊出“冲!冲!”之后壮烈牺牲。

　　强攻武昌城前夕，独立团第一营的一个班长(共产党员)拿着一封遗书、一包衣服和几块钱送给营长曹渊说：“我们明天攻城，大家一定要不怕死，才能把武昌城攻下。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不怕死的。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衣服和钱寄给我母亲”。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剥削，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中国人民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死，虽死犹生。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死，是光荣的。儿的躯体虽死了，但精神是不死的。儿是永生在母亲面前的。恳求母亲保重，勿过于悲哀。”②第一营的官兵大多数都自动写下了遗书，留下遗物给营部，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

　　攻城战斗打响后，中共党员、第一营营长曹渊率奋勇队(即第一营)官兵，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奋勇攻城。他们强行跨过城壕，竖起云梯，登上城头。这时，其他方面的攻城部队因遭敌军猛烈的炮火扫射被迫稍作停顿，于是，守城敌军得以集中火力专门对付叶挺独立团。奋勇队冲在前面，伤亡尤为惨重。拂晓，曹渊给叶挺写战斗报告：“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在报告后面签上自己的姓名。刚写完，头上中了一弹，“渊字最末一笔横拖三四寸长。就这样，曹渊的鲜血洒落在武昌城下，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第一连连长、共产党员莫奇标在攻城战斗中一马当先，冲向城壕，不幸中弹受伤，但他仍带伤指挥战士竖起梯子登城。刚竖好梯子，他再中一弹，壮烈牺牲。第三连连长共产党员高超是武昌城里人，他率战士们攻到城边，旋即登梯攻城，不幸中弹牺牲。他牺牲的地点，与他家仅隔一道城墙。

　　类似上述例子，在北伐战场上举不胜举。半年作战，叶挺独立团原2000多人的官兵，因伤亡减员竟达千人，其战斗之激烈，战士们作战之英勇，可见一斑。

　　北伐战争的历史表明，中共广东区委的大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以及共产党人在作战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北伐节节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①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1926年3月。

　　②《周士第回忆录》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