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一、“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革命势力迅速向北方推进的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万县惨案”“南京惨案”等骇人听闻的事件。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爪牙捣毁了赣州总工会,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年3月,他又派人破坏了安徽省党部、省总工会、安庆市党部等团体,还在福建、四川等地杀害革命群众。1927年3月底,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密谋分裂革命统一战线。4月2日,蒋介石与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研究反共策略。李济深首先陈述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①何应钦、白崇禧、吴稚晖等也纷纷发表反共言论。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集团决定了“反共清党”的方针。4月5日,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宗仁、李济深等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炮制了一个所谓的“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解散上海总工会等革命团体,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日,李济深和古应芬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赶回广州。4月14日下午,国民党驻穗军、警高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研究在广州“清党”的具体部署。参加者有李济深、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广州市公安局长邓彦华、第四军第二十师师长徐景唐等。会议决定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指挥一切海陆军。徐景唐负责石围塘、芳村、花地一带的警备,邓彦华负责在市区搜索,海军负责珠江河面的警戒,第五军军长李福林负责河南的警备。
4月14日晚,钱大钧下令全城戒严,在市内各重要路口和繁华地段设立岗哨,不准行人通过,并派出两连军队控制了市电话局、市电报局和《广州民国日报》等部门。15日凌晨2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广州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搜查工农革命团体,逮捕共产党人。敌人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200多处革命团体。文明路75号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被包围搜查。油印员胡继声、交通员洪达潮被捕。榨粉街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机关和区委军委秘密联络点被查抄。至 15日,敌人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2000多人。4月18日,黄埔军校当局亦进行“清党”,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00多人。至20日,被捕人数增至5000多人。萧楚女、刘尔崧、熊雄、邓培、李森、何耀全、张瑞成、李亦愚、毕磊、谭其镜、杨其纲、麻植、熊锐、邹师贞等100多名共产党人英勇牺牲。曾西盛、冯金高等党、团员叛变革命,出卖同志。“革命的发源地广州,现在已变成反革命的巢穴了。” ②从广州至广东全省各地,均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
① 黄绍竑:《四·一二政变前后秘密反共会议》,载《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②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广东代表团:《广州反革命派摧残工人纪实》,载《中国土运史料》1981年第4期。
二、广州党组织的应变措施
1927年3月下旬,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率广东代表团赴武汉参加党的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留下穆青、杨殷、赖玉润、刘尔崧、李森、何耀全等主持区委工作。4月上旬,中共中央给广东区委发来一指示,内容是革命形势正在发展,重大政策问题待中央讨论决定,不要有任何轻举妄动,以致影响北伐后方。不久,中央又向广东区秀发出指示:时局正在紧张发展中,应准备秘密机关布置,保持地下工作。①广东区委又获悉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的情况,估计他们“必定对C、P、和民众施行高压政策。” ②为应付政局的变化,广东区委决定迅速建立秘密机关。区委领导人白天坚持公开工作,晚上隐蔽起来,组织地下秘密赤卫队。之后,区委又下令各地准备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在5月初举行全省总暴动,并指定专人赴各地指挥,派罗绮园、周其鉴到北江,黄学增到西江,杨善集到琼崖,黄居仁到潮梅,何友逖到惠州,中区由区委直接指挥,并派专人送信到海陆丰地委。但因形势突变,除派往北江的人员刚出发后,其余特派员都未能起程。③由于区委和中共中央之间没有秘密电报通讯,情报工作也不健全,直至4月13日早晨,区委领导人从报纸上才知道上海“四一二”政变消息,晚上即在广大路横巷头赖玉润家举行紧急会议。穆青、赖玉润、杨殷、刘尔崧、冯菊坡、等决定区党委、区团委和各工农团体联名发表反抗上海“四一二”屠杀宣言。另外,会议还决定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停止公开办公,隐蔽起来,由尚未暴露的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同日,区委在农讲所召开党团员秘密会议,号召大家提高革命警惕。杨殷在十八甫“龚寓”召集粤汉、广九、广三铁路的党员开会,决定捣毁机车锅炉,拆毁部分铁轨,以阻止敌人调兵。14日上午,刘尔崧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召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下属各工会干部100多人开会,研究紧急应变措施。敌市公安局谍捕队闻讯前来监视。当晚,刘尔崧、李森又再次召集这些工会骨干开会,决定各工会发动工人罢工、工人实行武装自卫。但是,区委领导人没有及时和在黄埔军校的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及在芳村的缉私卫商保卫团团长徐成章取得联系,商讨对策。赖玉润事后回忆说,这是当时最大的缺点。④不过,广州一部分工人武装,仍遵照区委的布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武装反抗。
4月15日凌晨2时多,第四军的步兵3个连及机关枪兵1小队,在几百名黄色工会广东机器工会的体育队员配合下,逼近黄沙的粤汉铁路总工会。在前一段时间,由于广东机器工会的工贼曾几次进攻粤汉铁路工人,加上杨殷在“龚寓”会议上作了布置,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每到夜晚,即派人扼守险要。当敌军靠近黄沙时,巡逻的工人即鸣枪警告,其他工人赤卫队员及路警闻声集合迎击,“施放手枪、抛掷炸弹、手榴弹,与军警激战。”⑤附近的南海农民自卫军听见枪声,即派出数百人前来增援。工人们在工会和工人宿舍的墙壁上均凿有枪眼,还有两辆机车当作炮垒,加上参加战斗的工农武装有1000多人。故敌军屡攻不下,伤亡颇重。凌晨5时,敌军两名连长及20多名士兵被击毙,60多名士兵负伤。工人纠察队伤亡100多人。广州戒严司令部通知第五军调步兵1个营,机关枪兵1个连赶来增援。广东机器工会派出汽艇两艘,运载体育队驶至黄沙海面,从背后攻击工人。激战到上午10时,工农武装寡不敌众,遂向西撤退,但在西村附近遭敌重兵堵击而溃散。敌军收缴枪枝200多,杀害工人60多人,逮捕20多人。
15日凌晨3时,第五军一个营和第四军第二十师一个营包围石围塘的广三铁路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立即进行抵抗,与敌人恶战1个多小时。敌人越来越多。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也前来围攻。工人纠察队只得往南海大沥方向突围。敌军收缴枪枝200多,杀害工人六七名,并逮捕了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濂等10多人。敌军死伤五六人。当敌军进攻广九铁路总工会时,工人纠察队鸣枪反抗,但很快被敌人攻破。敌军缴枪数十枝,逮捕了10多名工人。
15日凌晨3时半,敌军警包围了越秀南路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和东园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敌军在门前架起机枪,但守卫的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仍奋力反击,“双方发生枪声数百发、全城轰动。”⑥后敌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冲进了大门,逮捕了工会职员和纠察队员20多人,抄没了全部军械。当敌人进攻中国济难会南方办事处时,职员们坚闭铁门,持枪进行抵抗。敌人不能从正门攻入,只得爬上瓦面企图居高临下射击。但职员们已乘机突围而去。驻扎在芳村谢家祠一带的财政部缉私卫商保卫团(由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改编)在团长徐成章等率领下也进行了反抗,但因势单力薄,被包围缴械。
广州工人武装反抗“四一五”政变的斗争虽归于失败,但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保存了一些革命力量。当时的《汉口民国日报》报道粤汉铁路工人“奋勇向反动派鏖战,从早上1时许,战至午后3时”;“广三铁路激战情形,亦相若。”⑦上海《申报》报道:“广三铁路工人有农民军援助,彼此激战颇烈”;“各方消息无以详探,惟路上间见受伤士兵由西濠口方向扛回。”⑧在同年6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广东工人代表团向大会报告了“四一五”政变的经过和广州工人武装反抗的事迹,给尚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革命人民以鼓舞。在围攻粤汉、广三铁路总工会的战斗中,敌第四军、第五军伤亡100多人。粤汉铁路黄沙车站原有机车8个,有4个被工人拖往韶关,有3个被工人毁坏。工人还破坏了江村路段的铁轨,使广州对外的铁路交通陷于瘫痪。敌人派出反动的广东机器工会会员抢修铁道。广三铁路在20日通车。粤汉铁路于4月22日才部分通车。
① 赖玉润:《在广东大革命的洪流中》,载《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② 《海陆丰苏维埃》,1928年。
③ 《海陆丰苏维埃》,1928年。
④ 赖玉润:《在广东大革命的洪流中》,载《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⑤ 《广州大捕共产党分子》,载《申报》1927年4月17日。
⑥ 《广州大捕共产党分子》,载《申报》1927年4月17日。
⑦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0日。
⑧ 《申报》1927年4月17日。
三、中共广州市委的成立
1927年4月17日,中共广东区委针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在广州西堤东桥对面糖捐公司3楼召开了紧急会议。区委领导人穆青、赖玉润、杨殷、冯菊坡、罗绮园、周文雍、吴毅等参加。他们分析了“四一五”政变后的情况,决定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区委机关暂时撤离广州迁往香港,在广州另成立中共广州市委;(二)挑选过去不大露面,忠实可靠,斗争性强的同志担任各党支部书记;(三)以各工会党支部和赤卫队10人小组为基本队伍,重新掌握各工会领导的工人群众;(四)发表反抗“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宣言和举行罢工;(五)营救被捕的同志。会后,杨殷即赴香港筹建区委机关。正在农村养病的阮啸仙毅然返回广州,协助赖玉润工作。
4月21日,中共广东区委以全总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发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大屠杀宣言》,指出:“全省工农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刽子手蒋介石、白崇禧”,并号召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当天下午,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及广州市的汽车工人举行罢工一小时,表示对敌人的愤怒。23日至 25日,广州的海员、汽车、铁路、轮渡、印刷等行业工人数千人举行罢工。罢工工人高呼“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为争取工人和农民的自由解放而坚持斗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一批传单。广州戒严司令部逮捕工人10多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的邓金娣、罗志群、周翼华、黄培、何金等5位党、团员,于23日在广州东较场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4月22日,穆青召集了新成立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一次会议,宣布吴毅担任市委书记,周文雍任工委书记,徐彬如任宣传部长,麦裕成任组织部长,上述人员及季步高、罗登贤、何振武等为市委委员。市委机关设在广大路广大二巷四号。会议决定: (一)重新整顿市区各党支部、各工会组织工作和斗争活动问题; (二)依照中共广东区委会议决定积极进行工作,在省港罢工和广州市各工会中重新整顿和发展斗争队伍;(三)在“五一”劳动节时,省港罢工代表大会和市内各工会举行短时纪念集会,争取和团结群众;(四)以广东济难总会的名义,救济、营救被捕同志和工友。4月底,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穆青、赖玉润等赴港工作,临行前将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提供的200元美钞分一半给广州市委作经费。
同年5月,中共中央常委讨论了广东党的工作和组织问题,决定陈延年不再回广东工作,由彭湃、穆青、黄平、赖玉润、阮啸仙等组织广东省委。由于彭湃尚在武汉,新省委未正式成立,实际工作仍由穆青等人主持。
“四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对广州各革命工会派出“改组委员”,企图欺骗工人群众,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这些“改组委员”多是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等黄色工会的工贼。中共广州市委决定针锋相对,带领进步工人群众着重开展反对“改组委员”的斗争。5月26日,由国民党委派的“广州工人代表会改组委员会”召集各工会代表会议,到会的有30多个工会代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各工会起来与“改组委员”进行斗争。在会上,各工会代表作出决议:(一)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代表前执委会(前执委会主席刘尔崧已牺牲)执行财权;(二)选出25间工会组织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每工会捐款5元作为特别委员会的经费;(三)加紧注意下层组织,将全市工会划分七个区,每区由各工会组织派员组织区委会。这样,等于不承认“改组委员”的统治。于是,“改组委员”们指责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职员是“共产党”,要派出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强迫工人加入反动工会,组织“警备队”镇压工人。随后,国民党明令解散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工代会遂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工人斗争。
6月初,全国海员总工会的“改组委员”为侵吞“海总”存储在广东省银行的4万元经费,竟然提出发动省港海员罢工。“海总”组织部主任、共产党员陈权和中共广州海员工会支部书记梁祖谊识穿了他们的诡计,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目的是在4万元,而不是为工人设想的。”①陈权等在海员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揭穿改组委员们的阴谋。陈权提出:我们赞成反帝罢工,但罢工不能由改组委员包办,应召集海员会议选举代表团。由代表团产生罢工委员,主持罢工和掌握经费。改组委员只得通知上海、福州、汕头、香港、广州等地的海员分会派代表到广州参加海员大会。在会上,代表们投票选举了有45人的海员代表团,改组委员无一人当选。当改组委员要带头高呼反动口号时, 700多名代表一齐高呼:“打倒蒋介石!”“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拥护中国C·P,!”经过陈权、梁祖谊的努力,党组织又重新掌握了“海总”的领导权,争取到绝大多数的群众。同年7月2日,陈权等在给苏兆征的报告中指出:“工会虽然被改组,群众仍在我们手里。”②中共广州市委领导人吴毅、周文雍、罗登贤为建立地下党支部和赤卫队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领导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推翻“四一五”政变前与工人订立的劳资协定。市委为惩治罪大恶极的叛徒、工贼,还组织了一支以沈青为队长的手枪队,惩处了农工厅长冯祝万和工贼黄某,还布下水雷谋炸反动军政头目。因此,广大工人群众又重新聚集在党组织周围,秘密工人武装“自救团”、“义勇团”、“剑仔队”、“工人利益维持队”逐步建立和发展。
同年6月19日,中共广州市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2万工人在东园前广场举行纪念省港大罢工两周年大会,工人们在会上揭露了改组委员的罪行。会后,进行了示威游行,高呼“保持罢工工人一切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打倒委派的改组委员!”“保持“四一五”以前工人和资本家所定的协约!”“打倒帝国主义的下流走狗蒋介石和国民党!”6月2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又举行了3万人的群众大会,纪念“沙基惨案”二周年。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军警前来包围,改组委员也前来捣乱。但工人们仍照原定计划开会,并高呼“保护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等口号,向白色恐怖进行挑战。
中共广州市委一系列反对国民党血腥大屠杀政策的行动使敌人又怕又恨。6月29日,反动当局在广州进行“第二次清党”,搜查工会50多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罢工工人200多人。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正式与共产党决裂,镇压各地的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失败!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广州地区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大批优秀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许多进步团体被封闭或改组,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疯狂地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于弱小,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度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没有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葬送了北伐胜利成果。周恩来、陈延年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进行过抵制。在广州的新军阀发动政变之际,中共广东区委积极采取应变措施,将公开的党组织转入地下继续战斗,发动工农武装起来反抗敌人的白色恐怖,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保存和扩大了革命力量,为广州起义和建立工农红军、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① 《陈权、祖谊致苏吉信——省港海员运动近况》,(1927年7月2日,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10月编印。) (苏吉即苏兆征)
② 《陈权、祖谊致苏吉信——省港海员运动近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