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初期的广州政治形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向北平西南的芦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

　　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宣言重申实行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正确主张。但这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并未放弃其同日本妥协的错误方针，仍幻想“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对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不作正式答复。7月28日到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危及中国四大家族及其政治后台英、美等国的根本利益。国民党统治集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不断高涨的压力下，不得不向比较积极抗战的一面转变。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而首先在军事上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的局势也开始紧张起来。自1937年 8月31日起，日本侵略者不断地派出飞机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前夕，空袭广州的日机近百批 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炸毁房屋 4000多间，炸沉船只近百艘。其中规模最大，受害最为惨重的是1938年5月28日至31日、6月4日和6日。5月28日至31日，日军连续出动飞机8批123架次，对广州中山纪念堂、惠爱路、昌兴街、荔湾、黄沙、小北黄华村等处进行轰炸，共炸死市民1100多人，炸伤2200多人，炸毁房屋1000多间，黄华村 (现黄华路)被炸成一片废墟，后来幸存者在村头立了一碑，刻上“血泪洒黄华”五个大字，以永志此血泪深仇。不久，于6月 4日和6日，日机又出动6批77架次，再次向广州市汉民路 (今北京路)、南关、长堤一带的闹市区投下重磅炸弹近200枚，炸死炸伤市民3000多人，学校、幼儿院以及挂着法国国旗的韬美医院也不能幸免。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惨无人道的轰炸，激起了国内外群众的愤慨和谴责。

　　当“七七事变”消息传到广州时，各界群众都非常气愤，尤其是青年学生，反映十分强烈。中山大学、省立一中、市立一中等主要大、中学校率先发出通电，声援芦沟桥中国驻军抗日。接着，文化界、医务界、产业工人、商店店员等各阶层人民亦纷纷行动起来。7月12日，广东八和粤剧协会进行大规模劳军义演。 7月17日，广州各大工会和各大、中学校联合举行广东各界民众御侮救亡大会，会后成立了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7月20日，广州医务界组成北上救护大队，随即出发华北，参加战时救护工作。7月25日，广州各界15万人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御侮救亡示威大游行。8月以后，日机野蛮轰炸广州，眼见死难同胞成千上万，广州人民更是悲愤填胸，纷纷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行列。社会各界抗日群众团体大量涌现，到处都有抗日宣传队、演讲队、歌咏队、演剧队、救护队、纠察队等群众队伍在活动。小学生们也行动起来，成立了“广州儿童剧团”，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广州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义举。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反映了人民的迫切愿望，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从而不断增强。广州有影响的新闻媒介如《大众日报》、《珠江日报》、《广州日报》等，开始不时转载中共文件，报导有关陕北边区的消息。市内一些学校公开悬挂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国共合作抗日，普遍要求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开放民主，取消“党禁”，允许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战。特别是青年学生、文化界、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进一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亦同时兴起。越来越多的爱国、进步知识青年，热情地向往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寻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他们不仅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桥梁和骨干，而且日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

　　在全国抗日形势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加上日寇侵略使国民党的利益受到威胁，广东当局开始表示抗战姿态，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开明倾向”。7月15日，驻广东的国民党第四路军司令部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声称“以我们最后一滴血，为国家民族挥洒于战场。”8月，广东当局发布《广东省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案》和《广东省民众武装五项措施》，表示要开放民众运动，允许人民拥有枪支以实行自卫等等。当局一些重要人物，如四路军主要将领余汉谋、李煦寰和国民党省、市党部负责人谌小岑、钟天心等，亦公开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合发表《为发扬民众潜力共同御侮救亡宣言》，声称“凡能真诚一致，确为国家独立民族利益而奋斗，将不问其过去之派别如何均愿共披赤诚，相与戮力，发动英勇之民众运动，以适应大规模持久战之需要”。等等。但是，国民党当局赞成统一战线和开放民众运动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国民党的右翼顽固派，对共产党始终坚持敌视态度。国民党广东当局不承认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合法存在，并在内部一再发出通知，要严厉防止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口头上讲开放民众运动，实际上仍对群众运动诸多限制。

　　总之，“七七事变”后政治形势的新发展，进一步说明了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活动的主要潮流。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政治影响的日益增强，客观上亦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广东党组织进行内部整顿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形势下，党面临着更加艰巨复杂的战斗任务。但这时广东党内部有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存在已久的党内矛盾，即“南、市委纠纷”问题。所谓“南、市委纠纷”，开始是中共南方工委(简称南委，驻香港)书记薛尚实和广州市委书记王均予两人之间在工作上产生意见分歧。后来，客观上是由于在地下斗争特殊环境中彼此难于沟通，主观上则是由于薛、王二人未能正确处理党内矛盾，致使意见分歧发展成为政治上的互不信任。1937年9月1日，南委向中央提出报告，要求调离广州市委书记王均予和改组广州市委，中央未予答覆。在此前后，南委着手在广州组织工作团，意图以此工作团取代原有的广州市委。9月11日，南委派人正式通知广州市委，宣布撤消广州市委书记王均予的工作，解散广州市委①。这一决定导致南委和广州市委之间的组织对抗，成为南、市委纠纷尖锐化的焦点。市委拒绝接受南委的处分，南委组织的工作团则在广州开始进行活动，广州出现了两个互不协调的中共组织同时存在的局面。

　　“南、市委纠纷”造成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在地下斗争条件下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利的，党必须尽快解决这一矛盾。

　　早在1937年5月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博古就曾单独接见广东代表王均予(另一代表薛尚实未赴会)，在详细听取了广东党组织情况汇报后，对“南、市委纠纷”问题表示关注。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写了亲笔信给王均予带回(此信后转交薛尚实)，信内嘱咐广东同志搞好团结。但张闻天亲笔信未能使“南、市委纠纷”得到解决。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广东。张文彬原是红军高级将领，他到广东担任党组织主要领导，是中央加强广东领导核心的重要措施。张文彬到广东后，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分别找过很多南委和广州市委的党员个别谈话，深入了解广东党组织状况和有关南、市委纠纷问题，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1937年10月，张文彬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东党组织干部会议。会议就当前形势、党的工作和南、市委纠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如下决定：1、改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由张文彬任书记，原书记薛尚实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改组后的南委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领导(同年12月以后改为隶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2、指出“南、市委纠纷”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纠纷，对薛尚实和王均予两人进行了批评，分别给予警告处分，并通告党内，要求全体党员吸取教训，加强团结，为党的事业共同奋斗；3、切实审查、整理各地的党组织，建立和健全支部生活，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4、继续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随时准备粉碎敌人对华南的进攻。

　　会议结束后，在南委领导下，广州市委改组为广州市工委，隶属于南委领导②。原南委派在广州的工作团撤销，南委直接领导的中山大学支部亦转由广州市工委统一领导。新的广州市工委领导班子，由原广州市委领导人和南委新派来的一部分干部组成。市工委书记由原广州市委组织部长罗范群暂代。

　　这次在香港召开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干部会议着重解决了组织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此，广东党建立了一个直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比较健全的领导班子，解决了存在已久的“南、市委纠纷”，加强了党内团结，党的各级组织实际上进行了一次内部整顿，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消除了不应存在的消极因素，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去。

　　①  见《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中共广州市委对南委解散市委的意见》。分别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本第38页、甲39本第33页。

　　②  原广州市委一直同北方局保持联系，天津失陷后，这一联系才告中断。

　　三、统战工作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亦加强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努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支援前线作战。1937年12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以便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广州是华南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城市，毗邻港澳，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中共广州地方组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长江局和南委(广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公开的统战工作

　　“七七事变”后，虽然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国民党仍然执行所谓“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在广东，由于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承认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合法存在，因而也就谈不上同广东当局建立某种公开的统战形式。尽管如此，党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大量的公开统战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一是建立八路军广州办事处。1937年10月，中共代表张云逸抵广州，就成立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等问题同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进行谈判。由于国共两党所达成的协议，余只得同意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月，八路军广州办事处正式成立，云广英为主任。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一经成立，当即成为党在广州的公开合法机构。党以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名义，同国民党广东当局打交道，推动广东国民党当局抗日。经过谈判和交涉，迫使广东当局无条件释放了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300多人。八路军办事处同社会各界广交朋友，向社会各界人士、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接受他们捐助的款项、药品和各种物资，并先后介绍了1000多名工人、学生和爱国侨胞赴延安学习和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而且，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在协助和掩护广东地方党组织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二是《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广州公开出版。《救亡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报纸，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后因上海沦陷而一度停刊。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在党内，《救亡日报》由八路军广州办事处领导。《救亡日报》以统一战线为号召，取得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支持，余汉谋捐洋毫2000元，其他上层人物李煦寰、钟天心、谌小岑等，亦挂名为《救亡日报》顾问。《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党报，1938年1月在汉口创办，同年4月在广州开设分馆，每天从汉口空运纸版到广州印刷。<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救亡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广州的出现，使党在广州有了自己的宣传舆论工具。两报日发行量分别为1．2万份和4万份，影响巨大，成为广州抗日救亡运动最重要的宣传阵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从而大为增强。

　　三是一些中共重要人物在广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活动。抗战初期，中共重要人物叶剑英、邓颖超、廖承志等，曾先后抵达广州，同国民党广东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公开发表演讲。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威望，他们的活动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8年5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路经广州时，广东当局给以礼遇。叶应邀在中山大学礼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长篇演讲，讲了抗战形势，国共合作，苏联问题，八路军近况等六个问题。讲话全文在进步刊物《抗战大学》第1卷第8期公开发表。由于叶是八路军高层干部，他在广东受到礼遇，是国共合作良好气氛的表现。他的讲话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1938年8月，为迎接宋庆龄到广州视察，邓颖超(时任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长)以国民参政员身份，专程从汉口来广州。邓在广州逗留期间，召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妇女干部进行座谈，指出要利用宋庆龄到广州的机会，推动广东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22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和广州市委妇女部策划下，广州各妇女团体联合召开欢迎宋庆龄群众大会，1000多人出席，邓颖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才能得救。9月14日，宋庆龄亲自主持广东妇女团体代表座谈，提议成立统一的广东妇女界抗日救亡组织，邓颖超当即在会上发言表示赞成和支持，其他到会的国共双方妇女界代表亦相继发言表示拥护。9月19日，“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进会”宣告成立，从而促成了广东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宋庆龄被推举为该会名誉主席。

　　1938年2月，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以中共代表身份到广州，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广泛接触。2月3日，廖应邀在知用中学礼堂发表《一切服从于抗战》的演讲。廖承志在广东享有很高威望，他的讲话全文在2月5日《救亡日报》上公开发表之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二)上层统战工作与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广东当局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争异常错综复杂。自1936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倒台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势力涌入广东，从而形成以余汉谋为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尖锐对立。而所渭国民党中央势力本身，又是派系林立。其中主要的，有以广州市长曾养甫为首的CC派势力；以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为首的政学系势力；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书记长陈宗周为首的复兴社势力；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特派员钟天心为首的孙科系势力等。此外，还有以李伯球、李洁之为首的第三党势力。由于各派系的政治背景与所处地位的不同，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态度也有差异。余汉谋的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中央系势力在广东迅速膨胀深为恐惧，他们极力争取群众支持，也想联合包括中共在内各种政治力量以同中央系势力相抗衡。余汉谋及其主要将领李煦寰等公开表示赞成统一战线，倡办民众抗日团体，启用左派进步分子。CC系势力为了同地方实力派争夺群众，也摆出了开放民主的进步姿态。曾养甫手下的得力干将谌小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历史上曾参加过大革命运动，政治倾向也比较开明。他多次公开赞成统一战线，赞成同共产党合作。孙科系的钟天心，因同是广东籍，与地方实力派向来关系较深，也表示赞成统一战线，倡导民众运动。第三党势力同中央系有矛盾，同四路军系统的地方实力派则关系密切，他们也赞成统一战线，并表示要为共产党作桥梁。政学系的吴铁城，在政权机关中颇有势力，他对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持睁一眼、闭一眼态度。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持敌视态度、对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诸多阻挠的，主要来自以陈宗周、方少云为首的复兴社势力。这一派是中央系势力各派中比较有力量的一派，他们凭着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招牌，企图一手控制群众运动，同时又经常造谣生事攻击中共，属于国民党顽固派势力。①“七七事变”后，各派系的头面人物纷纷摆出开明姿态，亲自出马组织抗日团体。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他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民意；另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企图利用民众的抗日情绪笼络人心，争取群众，以巩固和扩大本派系的地盘。但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是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的。

　　中共广州党组织及时地利用这个机会，动员和组织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积极参加国民党当局主办的抗日团体，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群众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同国民党争夺群众运动领导权。国民党上层人物虽然占据住群众团体中的主要领导职位，但他们向来脱离群众，不可能掌握群众力量。真正起骨干作用的，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群众。所以这些团体名义上是国民党主办，实际上却为共产党所掌握。党通过这些团体，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广大群众吸引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这是抗战初期中共广州党组织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基本方针。

　　国民党广东当局不容许共产党公开进行活动，中共组织实际上仍处于地下状态。因此，广州地下党严格执行白区工作指导原则，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党在各个抗日团体中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员只能以普通爱国青年身份出现，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用个人名义同国民党上层人物建立关系，通过个人的活动，做这些上层人物的工作，推动他们进一步采取有利于抗日的开明措施。这是广州地下党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一种方式。在策略上，党着重利用余汉谋、李煦寰、谌小岑、钟天心等人的开明倾向，对他们主办的群众团体给予大力支持；对陈宗周等国民党顽固派，则利用各派系互相争夺群众的矛盾，迫使他们不得不为抗日救亡运动出钱出力。

　　对于一部份直接由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发动建立的抗日团体，党也指导它们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采取公开合法方式进行活动，争取当局某些上层人士的支持。

　　由于中共广州党组织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白区工作指导原则，注意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把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方积极因素，因而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优异成绩。广东出现了良好的统战气氛，被誉为“统一战线模范省区”；广州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成为国统区除汉口外第二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当时党通过统战工作间接掌握或直接领导的一批抗日救亡团体及其主要活动如下。

　　在学生和青年方面：

　　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简称市学抗)。成立于1937年3月，原名广州学生抗敌后援会，同年7月改名为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由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办，陈宗周主持。陈是复兴社在广东的主要头目，他企图通过市学抗控制广州学生运动。中共广州市委在“七七事变”前曾秘密建立广州地下学联(左派学生组织)，“七七事变”后，市委改变了策略，原有的地下学联不再活动，转而利用市学抗的合法名义进行学生工作。从1937年暑假开始，市委先后派学生党员陈能兴、陈恩、吴风珠、周羡芬、黎良志、陈良堡、朱荣等，积极参加市学抗活动，逐渐在市学抗理事会中占了优势，掌管了宣传、组织等主要部门负责职务。陈能兴当选为市学抗常委，经常周旋于陈宗周等头面人物之间，对他们施加影响。到1937年底，市学抗名义上还是陈宗周主持，但实际工作已为共产党所掌握。市委在其中建立支部，陈能兴为书记。

　　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简称市学联)。1937年12月，广州20多个青年和学生团体联合举行“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中共南委乘机提出“建立学生抗日统一战线”口号，井策动大会通过产生“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筹备会”，经过三周时间的筹备和协商，终于在1937年12月30 日宣告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国民党市党部立案。这个组织是全市学生的统一组织，仍由陈宗周主持，但实际办事人员都是市学抗那一套人马，所以这个组织实际上也是共产党所掌握。

　　救亡呼声社。成立于1937年8月14日，谌小岑主办并任社长。谌在政治上较开明，赞成国共合作。中共广东组织对他主办的救亡呼声社给以积极支持和合作。共产党员邹优瑞、黄泽成和进步青年邓明达(后亦参加中共)分别担任该社三个主要部门(研究部、出版部和总务部)的负责人，其余工作骨干亦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初期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救亡呼声》旬刊，共发行20期，每期发行量多达2万余份，先后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很多撰稿人都是共产党员，谌小岑本人也在该刊发表了很多赞成统一战线和联共抗日的文章，在广东影响很大。后期大量吸纳社员，成为一个在广东有较大影响的青年抗日团体。社员总人数达三四百人，曾在南海、东莞等地建立分社。

　　广东青年群文化研究社(简称青年群)。1937年8月间开始筹办，同年12月正式成立。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余俊贤、总干事林义宏分别担任社长和指导员。中共广州市委从学生支部中选派党员章沛、黄玄、叶镜澄、容兆麟、梁静山、王磊、谭丕桓、冯敬修、陈中夫等10多人，从筹办开始一直参与青年群的活动。青年群筹备组由11人组成，共产党员占了9人。正式成立后，青年群理事会(领导机构)由10人组成，共产党员占了8人。名义上，青年群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办，但实际工作已为共产党员所掌握。市委在其中建立支部，王磊、谭丕桓、陈中夫先后担任支部书记。青年群以社会青年为吸纳对象，组织庞大、社员众多，仅广州便有700多社员，另在阳江、阳春等县建立了分社。青年群主要活动是组织各种群众性文学艺术活动，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日，主办刊物(青年群)，是广东一份比较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刊物。

　　平津同学会。北平、天津失陷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其中部分广东籍同学于1937年9月返抵广州。这批同学大多数都是北方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员，也有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返广州后，组织平津同学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编辑出版《救亡活报》，向广州青年学生介绍民先活动经验和宣传抗日，成为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队伍。平津同学会的主要骨干有吴华、于光远、唐健等，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后同中共广东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4月，吴华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青年部长。

　　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七七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其中广东籍的梁威林、陈健、梁微娟等返回广州。他们在日本时已参加中共。返广州后，同中共广州市委取得联系。随后，他们成立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积极参加广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发起成立广东抗先的八团体之一。

　　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向来是广州中学生运动主要活动点，左翼学生力量有相当基础。1937年10月成立中共支部，学生党员20多人，温盛湘、王荣耀(即王炎光)、陈柏如(即夏冰)先后担任支部书记。1937年12月，在党支部领导下，率先成立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王荣耀为总队长。

　　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山大学历来是广州学生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军。党在中山大学有良好的基础。1936年9月广东党重建时便已在中大建立了党的支部组织，金昌华、梁嘉、余明炎、刘汝深、莫福生等先后担任支部书记。1937年12月，中大支部共产党员同进步学生一起，组建了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这支队伍后来成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主要骨干。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1937年冬，中共南委鉴于广东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初步形成了高潮，为了进一步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决定仿效党在北方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做法，建立一支直接在中共领导下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但考虑到民先这个名称容易暴露，故取名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党的策动下，1938年1月1日，由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抗日先锋团等8个团体，联名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正式成立。抗先总队部由上述8个团体推派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党在其中建立支部组织，隶属于省委青年部领导。党在筹建抗先过程中，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主动邀请谌小岑等上层人士在抗先指导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接受当局给予的经济资助，推举能为当局接受的爱国青年邓明达(时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担任抗先总队长。抗先队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同时接纳各阶层的广大爱国青年参加，使抗先成为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队伍。2月20日、23日，抗先先后得到国民党省、市党部批准立案，从而取得公开合法地位。抗先的成立，标志着广东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先队员走向社会，深入工厂、农村、学校，进行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活动，抗先自身队伍同时也在不断发展扩大。广州沦陷前夕，全队600多人(共产党员约占40％)，整编为半军事化的战时工作队，党率领这支队伍从城市转向农村，把抗先的种子撤向全省，先后在30多个县建立了抗先组织，大大推动了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后来抗先总人数发展到1．2万人。抗先队中的党组织，亦同时在各地进行建党活动，帮助各地重建或发展党的组织，这对推动广东全省党组织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总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是抗战初期党在广州地区培育的最重要的抗日救亡组织，是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抗日救亡骨干队伍。

　　在文化界方面：

　　锋社话剧团。该团成立于1935年，开始时是戏剧界艺人组织，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救亡团体，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剧团中一些骨干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广州市委属下戏剧支部的组织成员。“七七事变”后，该团深入到工厂、学校、农村以至社会街头，上演抗日救亡话剧，影响很大。1938年4月，市委在该团建立党支部，梁绮为支部书记，党员达10余人。

　　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和艺协剧团。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36年8月，成立时是中共广州市委领导的左派群众团体。该会下设理论组、小说组、诗歌组、美术漫画组、歌咏组、戏剧组等，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七七事变”后广泛吸纳会员，总人数达400多人。属下的戏剧组发展为艺协剧团，是广州抗日戏剧队伍主力军。剧团中一些骨干成员参加了中部的组织成员。1938年4月，市委在艺协剧团建立了党支部，云昌遇为支部书记。

　　广州儿童剧团。成立于1937年9月，由中共党员何承蔚(又名谈星，小学教师)所组织并任团长。该团主要活动是演出抗日戏剧和演唱救亡歌曲，非常活跃。成员20多人，全部是12-15岁的小学生。小小年纪便表现出满腔救国热情，故很得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和赞赏。广州沦陷后，该团撤往肇庆、桂林、柳州等地。1940年第四战区长官部内的中共特别支部派郑黎亚到该团担任政治指导员。以后，该团在西江和广西一带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各地军民的欢迎，但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1943年11月，全体成员遭拘捕并被押往曲江，监禁了16个月。当日寇进犯曲江时，他们和被囚的地下党员一起越狱脱险。

　　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1937年12月4日成立，1938年2月改名为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会员达1000多人，包括教育、新闻、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文化界各方面人士。该会最初由广东文化界知名人士酝酿组织，国民党上层人物亦积极参与。钟天心、谌小岑、欧阳山、虞焕章(即杨康华)、李伯球、叶兆南(即孙大光)等33人被推举为理事。这个组织包括了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在内，是一个具有广泛统广战线性质的救亡团体。但肩负实际工作、从中起骨干作用的，大都是共产党员。该会成立后，连同已先行成立的广东戏剧协会，带动了广东文学会、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歌咏团协会、广东新闻界从业员抗敌协会、社会科学工作者抗敌协会等文化界救亡团体的成立，从而组织了广大文化工作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1938年3月29日，广东戏团体共2000多人，联合演出了由24位作家联合编写的大型革命话剧《黄花岗》，宣传革命史绩推动抗日，盛况空前，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抗战教育实践社。1937年11月成立，钟天心主办并任常务理事会主席，实际工作由中山大学进步教授尚仲衣主持，共产党员叶兆南、石辟澜、梁威林、陈文信、刘向东等是主要工作骨干。该社主要活动是培训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先后举办多期培训班，培训学员2000多人。同时出版《新战线》周刊，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1938年，该社组织流动工作团，由共产党员刘向东率领，活动于中山、东莞等地，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党在该团建立支部组织，徐侠梅为书记。

　　在妇女界方面：

　　广州妇女会。“七七事变”前便已成立，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办，国民党妇女界上层人士郭顺清担任理事长。“七七事变”前，中共广州市委派党员俞福亲参加妇女会工作，俞取得信任，担任理事职务，为以后工作打下了基础。“七七事变”后，市委再派党员梁微娟、陈宛聪、陈泳椒、潘若茵、李静音等加强妇女会工作。一方面对郭顺清进行统战活动，另方面以妇女会合法名义发动妇女参加抗日运动。郭顺清政治较开明，也想提高个人在社会上的声望，因而乐于接受进步青年给予她的支持和帮助。党以妇女会为阵地，举办妇女讲座，进行防空、防毒、防奸教育；组织妇女战时工作团，进行制作棉衣、征集劳军物品、开展文艺义演和社会募捐等活动；还深入到女工集中的工厂举办妇女识字班或妇女夜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广州妇女会逐渐为共产党员所掌握，市委在其中建立党支部，梁微娟、陈宛聪先后担任支部书记。

　　广东妇女抗敌同志会。国民党省党部主办，1938年2月成立，李峙山(谌小岑夫人)担任主席。成立时，中共广州市委派党员伍坤顺参与工作，伍取得常务理事职位。李峙山很少过问具体事务，实际工作由伍坤顺负责。稍后，市委再派党员潘若茵、林玩、郑希韫、朱慕湛、邓毅如等参加该会活动，分别担任了训练股、宣传股、妇女工作队等主要部门负责人，从而实际上掌握了该会实权。市委在其中建立了党小组，伍坤顺为组长，隶属于市委妇女部直接领导。

　　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该会是宗教团体，政治后台是英国，对中国抗战抱支持态度。“七七事变”后，女青年会的活动场所也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先后多次举办妇女识字班、时事讲座、防空救护讲座，演唱救亡歌曲，上演抗日戏剧等，十分活跃，吸引了众多妇女青年参加，很多妇女抗日集会也经常借用该会召开。当敌机空袭广州时，在该会组织妇女救护队，进行抢救伤员和儿童，起了重要作用。

　　在工人方面：

　　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成立于1937年7月，国民党省党部主办，谌小岑主持。该会以工厂工人和商店店员为对象，在广州市区分别设立7个区指导部，又在工商业各行业中分别设立指导团，通过这些区指导部和行业指导团来开展工作。中共广州市委利用这个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同年八九月间，先后派党员郑锦波、刘汝深、叶若潮、周匡仁等到洪德区指导部工作，刘汝深被委任为指导部主任，从而掌握了领导权。之后，市委又派党员周楠、唐章、郑希韫、宋静、岑冰薇、李洁贞、汪梅、容小玲、宋兆真、何干成、梁干庭、李果等，着重到印刷、榨油、烟草、纺织、橡胶、公共汽车、人力手车等行业中进行活动。他们以民众御侮救亡会合法身份到工厂，利用工余时间，举办工人夜校、工人识字班，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时事，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的工会组织已全部为国民党所控制，赤色工会荡然无存。这时，党通过发动工人抗日救亡运动，又重新控制和建立了一些工会组织。如广州印刷工会，共产党员唐奎、麦冠常等被选进了工会领导层，从而逐步掌握了工会领导权。又如公共汽车沽票员(售票员)，向来受苦受压，连参加工会的权利都被剥夺，党发动沽票员首先成立了“民众御侮救亡会第24分团”，把沽票员组织起来，进而向当局提出申请成立沽票员工会，经力争后终于获准。工会成立后，共产党员何干成、梁干庭分别担任指导员和常务理事职务，掌握了工会领导权。在其他行业，虽在名义上未正式成立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但进步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榨油业工人中，成效最为显著。1937年8月，市委派党员郑锦波、刘汝深、郑希韫及进步青年李健行、龙世雄、张凤楼(后均参加中共)等多人，以御侮救亡会洪德区指导部名义，深入到榨油工厂中开展工人运动，通过谈心交友、文艺演出、出版墙报、刊物、举办夜校、识字班等多种形式，使广大榨油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有10多名榨油工人和进步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29日和12月20日，市委直接发动和领导榨油工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有2000多榨油工人参加。

　　在郊区农民方面：

　　广州南郊十三乡救亡工作者协会。1938年初，中共广州市委派党员周锦照到广州南郊土华乡开展农村工作。稍后，广东抗先派邹优瑞、陈恩等以抗先独立第一支队名义到土华，同周锦照一起，在土华及其附近的小洲、仑头、官洲、新造、黎村、穗石、深井、南亭、北亭、黄埔、琶洲等乡村，开展统战活动和群众工作，在取得当地上层人士的支持后，成立了十三乡救亡工作者协会，农民踊跃参加。该会主要活动是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团，又曾发动农民进行义卖活动，把义卖所得捐赠给八路军广州办事处。

　　龙眼洞贫苦青年教育团和长湴村抗日先锋队。抗战爆发前，中山大学一批进步师生，利用晚上课余时间，到该校附近的龙眼洞、长湴等乡村，举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进行农村教育实验活动。在龙眼洞还成立了贫苦青年教育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和中山大学抗先队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大抗先队一批队员又深入到上述农村，在原来乡村教育工作基础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龙眼洞贫苦青年教育团成为当地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在长湴则成立了农民抗日先锋队，其中三名骨干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山大学支部领导。龙眼洞、长溢和南郊的土华，成为抗战初期中共广州市委开展郊区农村工作的三个主要活动据点。

　　①  参见张文彬：《广东工作综合报告》，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本第297页。

　　(三)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为了推动和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广东省委十分重视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进行统战工作，成效较大的有：

　　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1937年12月，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和中共南方工委军委书记尹林平，向政治上靠近中共的国民党中将军医总监陈汝棠建议，组织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学生，训练他们成为战时医护人才。陈接受这一建议并力促余汉谋同意，于年底成立了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陈为主任。党输送了一批国内进步学生和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参加训练，并派党员李守纯、李云、宋绿伊等帮助工作，在护干班中建立了支部，李守纯为书记。

　　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文化宣传组)。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其军事委员会机构，设立政治部，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第三厅组织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在文化战线上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受此影响，第四战区也于1938年6月间成立了政治部，李煦寰为主任，并起用进步分子左恭(中共秘密党员)为政治部主任秘书，任命进步教授尚仲衣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在左恭配合下，中共广东省委派了一批在文化艺术界卓有声望的共产党员如石辟澜、孙大光、司马文森、郁风、黄新波等参加第三组工作，并在其中秘密建立共产党小组，石辟澜为组长，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直接领导。党利用这个重要阵地，以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第四战区政治工作大队。1938年7月，第四战区政治部设立政治工作大队，在社会上公开招考队员。中共广东省委动员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投考。该队所录取的60名队员中，中共党员占了10名，其他大部分也是爱国进步青年。党在其中秘密建立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李静筠、李见心担任。

　　(四)“八·一三”献金运动

　　1938年7月，武汉掀起“七七”1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广州积极响应，隆重举行“八·一三”1周年纪念献金运动。

　　7月15日，广州各界纪念“八·一三”献金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推举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为会长，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和广州市市长曾养甫为副会长。随后，由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担负实际工作，省、市各抗日团体亦分头发动。在第三组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在各抗日团体中起骨干作用的，也有很多是共产党员，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为此专门作出了具体部署，所以这次运动实际上主要由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全市分别在六二三路、西濠口、中央公园前、文昌路、大南路、永汉路警察分局前、河南海幢警察分局前搭起6座献金台。1月13日是献金第一天，省、市当局头面人物在中央公园前献金台带头献金。余汉谋代表第四路军献金2万8千元，吴铁城代表省政府献金7万元，曾养甫代表市政府献金3万元。接着，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一般群众相继解囊捐献。献金热潮由此掀起。当日全市献金达50万元。

　　8月13日晚，全市举行10万人献金大游行，群众高呼“保卫广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游行历时两个多小时。

　　8月15日，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广州分馆在西濠口献金台联合举行献金大会，逾千群众挤满献金台前。廖承志即席讲话，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辉煌战果，号召共产党员带头献金。廖讲话后，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当即带头献金。随后，台下群众纷纷踊跃献金。不少人献了一次又一次，情况极其热烈。尤其是参加献金的劳动群众，情绪十分激动，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共合作万岁”!这是自广州起义失败以来，广州群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

　　献金运动历时一周，到8月19日结束。通过这次运动，全市共获献金100万，并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影响。这次献金运动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情况下一次群众性爱国运动，有人称它为“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①总之，“八·一三”献金运动，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巨大胜利。

　　(五)统一战线中的斗争

　　广东在抗战初期出现良好的统一战线气氛，是由于中共广东组织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开明态度而形成的。但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共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广东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其中的右翼顽固派又感到害怕，因而不时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中共广东党组织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从而维护了广东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

　　反对“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论战。1938年初，正当国共双方代表在汉口协商两党合作问题之时，国民党右翼蓄意制造反共事端，给两党谈判设置困难，而广州方面的顽固派则遥相呼应。1月11日，广州《中山日报》刊登了反共分子伍重光《建立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文，诬蔑谩骂中共“毒害青年”、“离间民族团结”、“收买群众”，叫嚷“必须排斥依然带着毒素来参加抗战阵营的共产党”，  由此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政治论战。1月19日至23日，《中山日报》连续出了五期“专刊”，抛出大量反共文章，公开宣称“我们只有一个政府——中央政府，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我们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针对伍重光之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宣传，中共党员虞焕章、宋绿伊、李仲才、龙世雄等分别撰写文章，用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名义，在1月17日《民族日报》上发表《肃清汉奸理沦专号》，指出伍重光之流对中共诬蔑毫无事实根据，要取得抗日胜利必须不分党派、不分思想信仰，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所谓“消灭思想对峙”，才是“离间民族团结的毒素”，不合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合乎蒋委员长许下的国共合作诺言，排斥共产党的言论是破坏抗战的汉奸言论，等等。论战发生后，张文彬和黄文杰(长江局驻广东巡视员)从香港赶到广州，向党内进行部署：第一，要坚决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不因反共分子挑衅而动摇；第二，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可作一些让步。党决定由廖承志和夏衍出面，同广东当局接触，正面表明中共的政策主张，希望广东当局以抗战大局为重，制止反共宣传。广东国民党上层中较开明人士钟天心、谌小岑等，亦表示要避免“一切意气之争”。党的刊物《大路》第九期发表专号，向社会各界公开表明党的态度，得到各方面群众好评，击退了一场来势很凶的反共宣传，使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遭到失败。

　　反对查禁抗战书报的斗争。1938年3月2日，广东党政军联席会议公布战时出版物检查法，规定了10条取缔图书标准。5月11日，广东动员委员会又公布关于出版物审查标准，把包括<毛泽东论文集)在内的30种书目列为取缔范围。接着，广东当局又成立图书审查委员会，声称要对付印的图书杂志原稿实施审查。所有这些措施，其矛头都是针对中共，企图削弱中共的政治影响。中共广东省委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召开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向当局提出异议。接着，从4月至8月间，在《救亡日报》和《抗战大学》月刊上发表了《关于查禁书报》、《关于取缔图书问题》、《三论查禁书报》、《关于查禁救亡图书与审查原稿》等一批文章，对查禁抗战书报进行抨击，指出统制思想、统制出版并不合乎国民党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是障碍言论出版自由的特殊制度，应停止执行。7月间，由印刷业、书店及其他文化界联名向广东当局进行交涉。提出：1、查禁抗战书报不妥；2、不准出售已经印好的书刊将会造成经济损失；3、如当局坚持要禁，则把受查禁书刊转移香港出售，这将会造成对广东当局不利的政治影响。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广东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

　　哥伦布餐厅招待会事件。1938年8月20日，国民党在汉口悍然宣布解散中共领导的三个抗日民众团体——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和蚁社，强令《新华日报》停刊三日(经交涉后又取消)，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又马上呼应，污蔑《新华日报》、共产党“破坏政府的威信”，宣布停止《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发行工作，逮捕了自北方来穗的民先代表于光远。香港的一些汉奸报纸也立即作出反应，大叫“国共分裂了”。为了阐明中共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反击顽固派的反共逆流，粉碎挑拨离间阴谋，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由廖承志出面，在广州永汉路哥伦布餐厅五楼，召开《新华日报》广州分馆招待会。招待会于9月初举行，广东各界人士及新闻报刊记者近800人出席。国民党顽固派则派了大批特务和破坏分子参加。会上出现了紧张对峙场面。廖承志指挥若定，公开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及其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重申中共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和诚意。廖的讲话深受与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博得群众热烈的掌声，连一些到会的国民党员也说“停刊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少数人，我们大多数不赞成”，“共产党真光明磊落”，“统一战线是正确的、真诚的”。在广大进步群众的层层包围下，国民党特务分子不敢妄动。最后，到会群众一致通过慰问《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和呼吁当局释放汉口三团体爱国青年的“快邮代电”。招待会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圆满结束。会后，省委又进行紧急会议，决定由廖承志和云广英出面，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终于迫使当局恢复《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发行和释放于光远。

　　①  参见张文彬：《广东综合报告》，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本第303页。

　　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也越来越高。在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爱国、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另一方面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客观条件。

　　1938年4月18日，中共南方工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撤销南委，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薛尚实、梁广、尹林平、张月霞等5人当选为常委，张文彬任书记。同月，在省委主持下，召开中共广州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广州市工委，选举产生了中共广州市委员会。李大林、罗范群、杨康华、周楠、吴超炯等5人当选为常委，李大林任书记。

　　中共广东省委非常重视组织发展工作。1938年4月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一切工作要以建立党的组织为中心，以收获组织结果为目的。”要求以三月份党员人数为基础，至5月发展两倍党员。到同年5月，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又提出了“发展1万新党员”，“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党”的号召①。广州市委努力执行省委的指示，把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和发展党组织三方面工作结合进行，并明确指出“要以发展党组织为工作中心”。②

　　1937年下半年，市委工作重点在于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从1938年上半年开始，在群众运动业已形成高潮的基础上，市委加快了组织发展工作。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市委辖下党员总人数为100人左右，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已发展到400人左右。党员成分仍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占多数，但工人党员已明显增加，从5％左右增加到25％左右③。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的也占了一部分，如汪梅(汪精卫侄女)、李淑明(李扬敬侄女)等，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大业，他们也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新发展的300多名共产党员，都是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随着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市委不断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1938年上半年，市委辖下支部为16个④，到广州沦陷前，已发展为46个⑤。

　　在党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党加强了思想建设。

　　1938年5月，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央长江局关于加强党内教育的指示。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和广州市委宣传部联合组成教育工作委员会，负责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六七月间，省、市委在广州联合举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每期受训一个月左右。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张文彬、梁广、尹林平、张月霞、李大林、罗范群等都亲自担任讲课。课程有《中共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受训人数共76人。受训结束后，学员被派到省内各县、区党组织担任领导骨干。

　　与此同时，市委又参照上述做法，单独举办了多次党员训练班，受训人数共280人左右。五、为建立人民抗日武装而斗争

　　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都十分重视群众武装工作。1938年4月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明确指出：“要积极参加自卫团，领导地方群众武装”。国民党广东当局虽然口头上也高喊武装民众，但实际上他们是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当然也不会真正相信群众。在广州，当局曾成立“广州社会军事训练总队”，举办过一些培训性质的军事训练班，直到广州沦陷前夕，才又匆忙给这些训练班发少量武器，并没有真正做到放手武装群众。虽然如此，中共广州地方组织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为建立人民抗日武装而努力。

　　广州工人教育队和广州工人护市特务团。1937年7月，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建立广州工人教育队，以市党部民训科科长苏裕尘为队长。中共广州市委派党员李进阶、林国栋、潘砻、陈椿春等参加，并秘密建立支部组织，李进阶为支部书记。工人教育队开始时的主要活动是对工人进行抗日宣传，到广州沦陷前夕，市党部把工人教育队改组为广州工人护市特务团，共80人，苏裕尘为团长，意图建立一支抗日游击武装，在广州市郊进行游击战争。后由于时局急转直下，广东当局仓惶撤退，武器未发到手，广州便已沦陷。之后，该团撤退到江门，终因缺乏供给而自行解散。

　　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妇女连。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总队，是抗战初期广州市政府负责训练民众武装的工作机构。1938年1月，该队建立了一支妇女连队，名称叫做“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模范妇女连”，采用公开招考方法吸收学员。第一期招100人，第二期招130人。中共广州市委为建立妇女群众武装队伍，派党员李静音、余福亲、伍坤顺和余珍、黄梅、刘恩、郑鲁秀等分别参加一、二期训练，并在第二期秘密建立中共支部组织，余珍为支部书记。党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既要学好打仗本领，又要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一连人，同时又要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开展合法斗争。广州沦陷前夕，该连得到少量武器，奉命护送一批来不及撤退的妇女儿童离开广州，经过几天行军后到达广宁，后自行解散。

　　广州劳工训练班和广东劳工干部训练班。1937年12月至1938年6日，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劳工部先后举办了4期广州劳工训练班，对广州工人进行一般性军事训练，受训人数近万人。这些训练属于短期业余训练性质，学员由各工会系统输送，结束后即返回原工作单位，不是常设的群众武装团体，也不发给武器。1938年8月，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劳工部举办广东省劳工干部训练班(又称劳工干部训练队)。这次训练委托警察局局长李洁之负责，李为主任，广州警备司令曾祺清为副主任，警察局督察陈百洲为教育长。该班采用公开招考方式录取学员，共录取 130人。这次训练比较正规，属脱产性质，学员集中住宿，统一提供膳食，当局打算训练结束后便发给武器装备。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受中共领导的群众武装。首先，省委派党员郭大同、李镇靖等近30人，通过陈百洲关系 (陈与郭、李均是陕北公学同学)，参与该班工作，并在其中建立中共支部组织，刘登为支部书记，由省委武装部长尹林平领导 (后又转归广州市委书记李大林领导)。该班共9名教官，共产党员占了6名。班内设训练队，正副队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队长郭大同、副队长李镇靖、刘登、张庸生)。接着，广州市委又通过党领导下的工会系统，动员了大批工人骨干(主要是印刷、榨油、茶楼、旅业、公共汽车等几个行业的工人、店员)，报名参加训练。整个劳干队具有统一战线性质，有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会员，也有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会员，但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的力量占主导地位。队员中有共产党员 20多人，整个劳干队基本上是在共产党掌握之中。广州沦陷前夕，当局向劳干队发给枪枝弹药，一支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工人武装便水到渠成。广州沦陷前夕，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该队在正副队长郭大同、李镇靖率领下，整队160多人撤退到韶关，与八路军韶关办事处和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之后，大部分队员转赴东江和珠江游击区，参加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

　　①  见《中共广东省委组织报告》，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本第227页。

　　②  参见罗范群《关于广州党组织恢复和重建的回忆》。载《广州外县工委史料》第28页

　　③  见《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报告》，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本第227页。

　　④  见《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报告》，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本第67页。

　　⑤  见《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报告》，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本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