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近现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序幕。鸦片战争期间，1841年三元里等103乡的人民，自发联合起来英勇地抗击了英国侵略军，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州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外来的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斗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领袖洪秀全诞生在广州北面的花县(今花都市)，早年曾在家乡和广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后来转移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集结力量，于1851年举行起义。与此同时，广州郊区的粤剧艺人李文茂等组织红巾军于1854年举行起义，后来转战到广西建立了反对清王朝的大成国政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民在社学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长达5年之久的“反入城”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891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人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通过讲学、著书立说，探索维新理论，宣传变法主张，培养维新志士，为后来的戊戌百日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仅在广州接受教育，而且在广州“放言革命”，结交志士，从事革命斗争，尤以1911年(辛亥年)“三·二九广州起义”(也称黄花岗起义)影响最大，它吹响了武昌起义的前奏曲，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为反对军阀统治又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继续领导革命斗争。

　　19世纪中叶，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资本家在广州兴办企业，因而在广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之后，广州工人阶级队伍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而不断壮大，到1920年广州共产党小组诞生前夕，省港工人总数约五六十万人，其中广州工人达二十多万人。广州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而抗争。1920年，穗港两地的罢工斗争就达17次之多，而且斗争规模也越来越大。1920年，广九铁路工人为将桂系军阀驱赶出广东还举行政治罢工。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北平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广州，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杨匏安从1919年11月起，先后在《中华新报》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论证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简要的介绍，对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广州组织学术团体，举办平民夜校，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组织工作。1920年5月1日，广州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欢庆省港机器工人总同盟罢工胜利之际，同各行业工人群众在东园举行盛大集会，共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这次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与广州工人运动结合的尝试。

　　1920年，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北京大学粤籍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回到广州，与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杨匏安、张善铭等密切联系，并于10月20日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开展新文化宣传。11月，谭平山等人应上海青年团的函约，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俄共党员米诺尔、别斯林到广州与梁冰弦、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取得联系，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进行了一些宣传工人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10月，创办刊物《劳动者》。

　　12月底，陈独秀应陈炯明之聘来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出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也到达广州。陈独秀到广州后，与谭平山取得联系，积极开拓宣传阵地和进行建党筹备活动。1921年初，他在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两次讨论合作不果的情况下，于同年3月，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讨建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共同创建了广州共产党小组(后来统称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以《广东群报》和《劳动与妇女》为党组织的机关刊物，谭植棠兼任《广东群报》的经理。广州共产党小组成为国内最早建立的6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广州共产党小组的代表陈公博出席了大会，当时由武汉来广州联系工作而参加广州共产党小组活动的包惠僧(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也受陈独秀的指派参加了一大。会后，陈公博返广州传达一大精神。同年8月，在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广东支部，隶属中共中央局。

　　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后重视发展党员，到1922年6月共有党员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随着党组织不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指示，在中共广东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简称粤区委)。

　　按照中共一大的决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接着在广州也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后改为广东分部)，谭平山为主任。1922年1月，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罢工工人大部分回到广州。中共广东支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全力支持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直至胜利。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广州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纷纷组织工会。广州成为全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广州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6月，陈炯明公开叛变革命，孙中山退避上海，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1923年初，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大本营，并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共产党恢复公开活动。为了筹备召开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局临时迁来广州办公。中共广东区委积极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确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广东代表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冯菊坡出席了会议，谭平山当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广东区委积极贯彻三大的精神，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工作的国民党一大。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政纲。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它开创了革命新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广州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和广州的中共组织，也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同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改为中共广州地委，兼管香港地区的党组织，由冯菊坡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局领导。同年10月，中共广州地委又改为中共广东区委，由周恩来任委员长，领导广东、广西、闽南、云南、香港等地的党组织。1925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由陈延年担任，周恩来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大革命时期广州没有设市一级的中共领导机构，各基层党组织，均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从1925年起，中共广东区委在全区发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和青年、妇女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领导了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它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政府统一广东根据地的斗争和北伐战争，同时也锻炼和造就了中共大批干部。与此同时，彭湃等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并连续举办了六届，而由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规模最大，学员人数最多。学员毕业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对支持北伐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广州地委和广东区委还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派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群众参加军校学习或工作，对军校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4月15日，广东国民政府追随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广州顿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刘尔崧、熊雄、邓培、李森、何耀全、熊锐、张瑞成、毕磊等被捕后惨遭杀害。为了对付这一突变，中共广东区委迁往香港(后来改为中共广东省委)，并于4月22日成立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继续留在广州领导革命斗争。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广州市委在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于12月发动了广州起义。12月11日凌晨三时半起义爆发后，起义军迅速控制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11日早上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在维新路(现起义路)广东省省会公安局(现广州市公安局)成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的法令。12日，张太雷不幸牺牲，13日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宣告失败。广州起义是广大革命士兵和工人、农民为了挽救革命而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次英勇反击，也是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结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战争与创建红军、实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开端。广州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革命力量，转移到农村继续斗争。

　　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屠杀，仅在1927年12月14日～19日，在广州地区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群众就达5700多人。中共广州市委迭遭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前仆后继，英勇就义。1932年冬，广州党组织被迫暂时停止活动。留在广州的少数中共党员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团结进步青年和学生，建立各种革命团体，如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中大抗日剧社、中国青年同盟、突进社、马列主义行动团等；积极宣传中共中央的政策和革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唤起民众觉醒，为广州党组织的重建打下基础。1936年6月，广东开始重建党组织，先后在广州、东莞、中山、新会、高要、南海等地的中国青年同盟的基础上发展党员100多人(其中广州约70人)，并以广州外县工委的名义，继续领导东莞、中山、新会、高要、南海、开平、南雄、番禺、顺德、阳江、吴川、廉江、台山、澳门等地的建党工作。1936年12月，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重建，书记王均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中共广州市委改组为中共广州市工作委员会，罗范群任代书记。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撤销中共广州市工委，选举产生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李大林。8月，李大林调任省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由罗范群继任。在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前这段时间，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日军侵占前，广州地区的中共党员有近400人。

　　1938年10月21日，日军侵占广州，广州市区党员全部撤离，到农村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州市内党组织又暂时中断。1940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分为中共粤南省委和中共粤北省委，广州沦陷区党的组织归中共粤南省委直接领导。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广州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显得重要。为了搜集情报，采购战略物资，动员城市青年到游击区以及联络失散人员等，各系统的中共组织都陆续派党员到广州，建立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点，中共广州地区组织的活动逐步得到恢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底，中共广州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陈能兴任书记。1946年2月，在中共广州市工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共广州市委，黄松坚任书记。其主要任务仍然是恢复组织，站稳脚跟，开展群众工作。市委下设青委，负责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946年七八月间，市委又成立了广州市郊一区和郊二区的组织机构，领导附近郊县的党组织。这时全市党员人数已达400人左右。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保存力量，坚持秘密斗争，党的领导体制作了改变，由委员会制改为特派员制，钟明任广州特派员，实行纵深配备，单线联系。为了安全起见，把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撤退到香港和各地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留在广州继续坚持斗争的党员仅有100人左右。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州地方组织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中共广州地方组织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准备接管城市方面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中央、总统府、行政院等首脑机关迁到广州，广州成为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地。为了巩固其统治，他们对中共广州地下组织采取“斩尽灭绝”的方针，宣布“十杀禁令”。中共广州地下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通过建立外围群众组织去开展各种斗争，扩大影响。在原已建立了“广州爱国民主协会”(后称“广州地下学联”)的基础上，又建立“广州工人协会”、“广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广州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者协会”(含教授协会)、“广州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以及“广州解放军之友社”等，其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地下学联”。这些群众组织在开展护校、护厂、保卫和接管广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共广州地下组织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党组织不仅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在斗争中不断壮大。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这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广州的统治已被彻底摧毁，经历了无数磨难的广州人民得到新生，中共广州地方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肩负着更为繁重的任务，投入新的斗争。

　　同年10月24日，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下组成广州市委领导班子，10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建立了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共广州市委。10月30日，市委召开了广州地下党员以及从老解放区和香港来的共产党员330人参加的地方党员大会。叶剑英代表华南分局和市委提出三大任务：(1)巩固革命秩序，肃清匪特；(2)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各阶层的革命人民，孤立反动派；(3)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动员广大党员虚心学习，不骄不躁地工作，努力实现党的任务。与此同时，建立起各级政权机构和群团组织。

　　中共广州市委成立后，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首先成立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社会部，筹办党员训练班和党刊。随即成立28个区的中共区工委和67个基层党组织。1950年6月，随着区的建制由28个调整为16个，也相应地调整了区工委的组织机构，广州被列为中央直辖市。以后，广州市的区域划分不断变动，党的组织机构亦随着调整。从1949年10月～1955年10月，广州市先后召开过5次党员代表会议。1956年6月，又召开了中共广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广州市第一届委员会。

　　解放初，中共广州市委领导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肃清残余匪特，扫除地下钱庄，稳定金融物价，取缔赌馆、烟馆、妓院，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安置救济失业工人，收容遣送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组织生产。与此同时，市委又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民主改革、“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到1952年底，全市的工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70％，已超过战前最高的1936年的水平，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解决了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解放以后，于10月18日成立广州警备司令部，10月21日成立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全面接管工作和城市警备任务。以后的各个时期，中共广州市委重视抓军事工作。1952年成立了受上级军事机关和市委、市政府双重领导的专门军事机构--武装部、兵役局。为了领导人民武装建设，解决各个时期民兵建设中的突出问题，1953年1月，市委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广州市郊区人民武装委员会，1960年以后，成立广州军分区、广州警备区，主管全市的民兵、兵役和警备工作。1960年2月，郊区人民武装委员会改为市委民兵领导小组，1961年又改为市委人民武装委员会。

　　1956年，中共广州市委坚决贯彻中央的部署，领导全市人民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广州市第一个五年计划亦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全市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工厂，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7.9％，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党风、社会风气良好，干群关系密切，青少年上进心强，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提高，当时香港许多失业和在业的工人都纷纷回穗就业。

　　1958年，中共广州市委贯彻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市人民的干劲被调动起来，创造了一些成绩，这主要是：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奠定了广州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兴修了一批农田水利设施；兴建了一些城市建设工程项目，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环境。但是，由于当时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60年代初出现了工业减产，农业歉收，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全面紧张，各种物品要凭证供应，经济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

　　在政治生活方面，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随后开展“反地方主义”、“反右倾”等政治运动，挫伤了大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优良作风，助长了浮夸风和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以及压制民主等消极现象。

　　从1960年起，中共广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大压缩重工业的投资，增加农业、轻工业和手工业的投资，使国民经济中的农、轻、重的比例趋于合理。在农村，则着重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关系，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批判、清理“共产风”，开放农贸市场，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取消公共食堂等。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抓干部的理论学习，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干部轮训，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改正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措施，经济形势很快好转，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好转，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一场灾难，也给广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从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起至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期间，市委力图紧跟中央，加强领导，派出工作组领导好运动。“十六条”公布后，市委马上贯彻，第一书记作出检讨，撤回工作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冲击下，从市委到党的基层组织不能发挥领导作用，不少单位开始乱了起来。社会上的“造反派”、“红卫兵”借“破四旧”大刮抄家歪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知识分子(包括教师、文艺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1967年1月，上海刮起“一月风暴”之后，广州地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造反派”夺权，大批领导干部受到隔离审查、批斗和迫害。党组织瘫痪、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整个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打、砸、抢、抄、抓”成风，围绕着对“夺权”的不同看法而产生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武斗频繁、不断升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1967年3月，为了稳定广州局势，成立了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属区县局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先后建立了军管会、军管小组或派驻解放军宣传队。同时驻广州地区的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担负“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的任务。1968年2月，成立了有军代表、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时称“三结合”)的广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委会)。同年3月，市革委会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市革委会行使原市委、市人委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随后，市属东山、越秀、海珠、荔湾、郊区5个区，花县、从化2个县均建立了革委会。市革委会下设政工、生产、办事、保卫、民事5个组，取代市委、市人委各职能部门的工作。

　　市革委会成立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斗、批、改”任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和下放干部以及整党工作。

　　1968年，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精神，市革委会只留130名机关干部，其余原市委、市人委的干部下放到从化县红旗农场创办“五七”第一干校。接着各区县局也办了自己的“五七”干校。至1969初，全市已兴办了34间“五七”干校，有2.3万名机关干部在干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底，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开始整党建党工作，停止活动两年之久的广州市各级党组织开始重建，并逐步恢复活动。但这次整党建党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在“左”的方针指导下，结果有许多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中则有一部分不符合党员条件，甚至是造反起家的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逼、供、信”，扩大打击面，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全市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680人，占干部总数的17.5％，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1011人，因受迫害而造成非正常死亡534人。1969年还成立“广字103队”，把85名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送到粤北劳改场旧址的武江茶场进行长期审查，使这些老干部身心遭到严重的伤害。1970年，贯彻“战备疏散”，强制一批市民迁居乡下，造成许多遗留问题。当时还动员了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校学生到农村办“分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实际上荒废了青年学生的学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共广州市委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发动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广州地区的死党和爪牙的罪行。1975年初，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市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贯彻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方针和措施，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社会秩序安定，企业管理加强，经济形势日益好转，这给广大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对党寄以新的希望。可是，同年底，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刚刚好转的形势又迅速逆转，广州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陷入混乱之中。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广州和全国一样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广州党的组织、广大党员和全市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绝大多数党员忠于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坚强的信念。广大群众仍坚信中国共产党会自己起来纠正错误继续领导人民前进。广州党组织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坚决贯彻消除派性，稳住广州的方针，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大乱广州的阴谋未能得逞，国家在广州的外事活动和几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得以顺利进行。特别是那些在生产第一线的党员和干部，与广大工人、农民在一起，坚守工作岗位，坚持生产，克服种种困难，尽量减少因动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破坏。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广州市的经济和生产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部署，中共广州市委领导全市的党员和人民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与这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清除其流毒和影响，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从而结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徘徊的局面，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广州市委结合本地的实际，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充分发挥广州的优势，用足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抓住机遇，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开拓前进。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成就，使这一时期成为建国以来生机活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市委主要抓了如下的工作：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市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左”的思想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又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继续清除“左”的思想障碍，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譬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左”的思想禁锢，不少干部未能冲破旧经济体制的条条框框，存在畏难情绪，怕犯错误，因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大，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落在珠江三角洲的佛山、中山、东莞等市后面。为了使每个干部从“左”的思想影响中解放出来，从小农经济、封建宗法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1984～1985年，市委通过召开四届四次全会、四届五次全会，联系广州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重新认识广州”的号召，提倡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强调在党纪国法允许的条件下，发扬“旱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走山路，山路不通辟新路”的精神，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要求广大干部改变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唯书、唯上”的习惯，确立凡是利国利民、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事就大胆去探索、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从而以新思想、新办法来促进广州市经济建设事业的新发展。

　　第二，从实际出发，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和侨务政策。还落实了被“疏散”人员回市复户工作。全市复查并平反了冤、假、错案8175件，被错划为右派的4894人全部得到改正。

　　第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生产力。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的改革，则以改革流通体制为突破口，从放开鲜鱼市场开始，搞活流通，搞活经济。1984～1988年，又在企业中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8年10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秩序的同时，继续进行深化各项改革，在企业内部着重搞好经营机制的配套改革，促进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拓展进出口贸易，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重新认识广州的优势，制定“以外经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搞活流通，改革价格，繁荣市场；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广开就业门路；兴办乡镇和街道工业。通过以上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1990年与1980年相比，全市社会总产值由128.19亿元，增至664.07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由58.55亿元增至319.6亿元，国民收入总产值由51.09亿元增至219.51亿元。10年间增长了四五倍。

　　第四，搞好市政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市委主持制定了“广州市总体规划”，确定住宅建设“六统一”(即统一规划、征地、设计、施工、配套、管理)的方针，解决住房困难，居民住房面积由1979年的人均3.82平方米，增至1990年的人均7.99平方米；有计划地改造旧城区和扩大新城区；按现代化大都市的要求，建设市政公共设施，交通、电信、道路、桥梁、供电、供气、电话等均有很大的发展；加强市场建设，繁荣商业。1990年与1978年相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20.37亿元，增至210.73亿元；市民收入提高，人平由442元，增至2593元；农村由238元，增至1536元；居民储蓄金额也有较大提高，城镇由4.89亿元，增至142.04亿元；农村由0.79亿元，增至39.09亿元。

　　第五，发挥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作用。市委坚决贯彻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经常就有关广州市的政治、经济、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进行协商，选择、培养、使用非共产党员干部，加强对台湾事务、侨务、外事等工作的领导，广交朋友，增进友谊，引进外资，调动各方面力量，为广州现代化建设服务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六，加强军事工作。1983年1月，广州警备区改为广州军分区，警备区成立16年间，在民兵、兵役、城市警备、人民防空和“三支两军”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86年1月，军分区进行整编，加强内部建设，充实人员编制，改革领导体制，将全市17个区、县、系统的人民武装部归地方建制，但其业务仍由广州军分区领导。市委人民武装委员会1979年1月恢复工作以后，坚持“控制数量、抓好重点、抓好基础”的方针，按照“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基本要求，对兵役、民兵工作进行一系列改革，保证民兵、预备役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此同时，驻穗军事机关和部队，积极参与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展文明共建和“为您服务”的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密切了军民关系。

　　第七，加速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提出“科技教育兴市”的口号，1986年制定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广州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纲要》，规定了1986～2000年的发展目标和措施，并促使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在“七五”计划期间，广州工业开发成功并投产的产品有2304种，其中达到和超过国内先进水平的占63.7％，达到国家80年代先进水平的占35％。至1990年，全市共有“星火计划”项目103项，总投资1.22亿元，已完成累计产值5.02亿元，实现税利1.04亿元，创汇1077.33万美元。

　　广州的教育发展速度和投入方面，已处于全国大城市的前列。1988年的教育事业经费是1978年的4.4倍。市委、市政府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的方针，鼓励、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厂矿企业支持教育事业，以及社会集资、私人办学校。还组织“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筹集资金，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1990年，全市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共75366人，升学率达97.41％，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全市有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196所，在校学生近10万人。市属各类学校和部属、省属学校连结在一起，构成较完整的办学体系。

　　第八，加强党的建设。1978～1980年着重抓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6月起，又着重组织全市党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认识。1983年以后，抓中共十二大的决议和新党章的学习，并从1984年5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分5批进行全面整党，参加整党的27万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至1986年完成。通过这次全面整党，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素质，改变了广州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状况，增强了战斗力，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这一期间，市委对人事、干部制度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按照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对区、县、局以上的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挑选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市委和市属各级党组织，坚定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宣传教育，从而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分清了是非，使广州未受到大的冲击。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并使之制度化，从1985年起，市委每年都召开一次党建工作会议，交流经验，对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纪党风建设等工作进行一次大检查；每年还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党员和领导班子的活动，加强群众的监督，清除腐败现象。由于市委重视抓党的自身建设，使广大党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受了考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个时期党组织不断发展，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据1990年的统计，全市共有中共支部16318个，比1970年增加4678个；党员275595人，比1970年增加63366人。全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亦大大加强。

　　第九，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抓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科学文化，学习先进典型(如学习雷锋、学习南华西街、学习红山煤店、学习卫生处理厂)，学习革命历史等，以弘扬革命传统和无私奉献精神；通过开展“遵守文明公约，争当文明市民”、“文明服务，礼貌经商”、“微笑在广州，友爱在车厢”、“美的家庭文化”、“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等系列活动，使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美德逐渐形成风气；还在发动市民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确定广州市的市花、市鸟、市歌、以及把“稻穗鲜花献人民”作为广州人精神，“团结、友爱、求实、进取”作为广州市市风。通过以上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对培养“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塑造广州人美好形象等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还持续开展扫黄，除“七害”(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制品、拐卖妇女儿童、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和黑社会组织)，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维护社会治安。

　　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广州市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对外开放全面扩大，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市场繁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386.79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6.8％；国民收入263.76亿元，增长15.8％；社会总产值815.54亿元，增长18.23％；工业生产总值533.35亿元，增长22.77％；农业总产值44.3亿元，增长10.43％；社会零售总额177.07亿元，增长14.74％；外贸出口总值18.41亿美元，增长27.57％。这一系列的发展事实，标志着广州市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