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中共广州市委设立研究室(原政策研究室)，是市委调查研究、决策参谋部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市委机关受到冲击，机构曾一度中断。1973年3月，重新设立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研究室，归属办公厅领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为了加强决策研究，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市委于1981年11月决定以办公厅研究室为基础重新组建中共广州市委研究室，作为市委部、委、办一级机构。

　　市委研究室组建初期，由市委秘书长主管，设一临时负责人。1950年7月市委任命吴介民为副主任；同年9月，市委决定由秘书长陈健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后，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领导成员曾作过10多次调整，主要领导人多为市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兼任。

　　初期，市委研究室内设机构从3个组改为4个组，即：秘书组、工业组、商业组和郊区组。40年来，随着形势发展和各种专题研究需要，工作人员逐步增加，机构设置不断调整变化，1981年11月重组市委研究室时，曾设工业处、城建处、政文处等处，后来调整为六个处，即：秘书处、经济处、经济二处、农村处、社会处和综合处。1984年2月，市委决定成立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作为市委、市政府的研究网络和咨询机构，其办事机构(局级事业单位)委托市委研究室领导，下设联络处、研究处，对外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对内，如工作安排和人员调配等方面，与研究室统一部署。1990年，市委研究室和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设8个处，工作人员54人。

　　研究室历任主要领导干部名

　　姓　名　职　务　　　任职时间(起止)　　说　　　　明

　　李建中　临时负责人　1949.11～1950.7

　　陈　健　主任　　　　1950.9～1951.8　　市委秘书长兼

　　吴介民　副主任　　　1950.7～1951.3　　未有主任之前

　　                                      主持全面工作

　　刘士杰　主任　　　　1951.8～1952.10　 市委秘书长兼

　　吴有恒　主任　　　　1952.10～1958.3　 市委秘书长兼

　　王炎光　主任　　　　1958.5～1960　　　市委秘书长兼

　　邢刚明　主任　　　　1961.5～1962.7　　市委副秘书长兼

　　徐　亮　主任　　　　1962.4～1964.10　 市委副秘书长兼

　　邢刚明　主任　　　　1964.10～1966　　 市委副秘书长兼

　　邹尔康　主任　　　　1973.11～1980.6　 属市委办公厅研

　　                                      究室，先任副主

　　                                      任主持工作，19

　　                                      75.10提任主任

　　朱森林　主任　　　　1981.10～1983.11　市委常委兼

　　缪恩禄　主任　　　　1983.11～1985.7

　　冼庆彬　主任　　　　1985.7～1990.12　 市委副秘书长兼

　　第一节　基本任务与方法

　　中共广州市委研究室组建初期，市委明确规定研究室是协助党委制定与贯彻执行政策的助手，是党委参谋之一。其主要任务是：(1)在党委领导下，协助党委掌握群众运动，了解分析情况，制定与贯彻政策，总结与交流经验，及时纠正偏向；(2)进行经常性的有系统的统计工作，从重点统计逐步推广至全面统计；(3)进行专题研究，包括典型实验与重点调查；(4)承办党委交办有关政策性事项的调查研究；(5)统一协调市一级调查力量，同时指导下一级调研机关业务。

　　从80年代起，市委进一步明确：研究室是市委直接领导下的综合性调查研究部门，是市委决策服务的参谋机构，是全市调查研究网络的枢纽。其主要任务是：围绕市委的中心工作，对带有全局性、方向性、政策性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和反馈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新经验、新情况、新动向、新问题，为市委决策提出建议；搜集、传输重要资料，参与市委部分重要文稿起草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全市调研机构，调动各方面的调查力量，为市委决策服务。

　　市委研究室在各个时期对市委起了重要的参谋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在各个历史时期，围绕市委的中心工作，从经济恢复时期的整顿社会秩序、整顿金融市场、打击地下钱庄、扫荡“剃刀门楣”、“民主改革”、郊区“土地改革”，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企业经济效益、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民主建设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以及与人民生活有关的物价、菜篮子、农副产品流通等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市委提供了大批调研成果和决策方案，其中不少直接转化为市委决策。②为市委起草一系列重要文稿，包括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常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召开的有关专业性会议报告和讲话，仅为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起草重要文稿就有10次之多。③为市委提供资料信息。先后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171个政策研究单位建立了信息资料交换关系，订阅全国省级以上有关报刊、研究部门刊物和海外报刊等159种，初步形成一个分布较广、信息较灵的研究咨询网络。为了做好信息反馈，在过去编印《调研材料》的基础上，近10年由研究室和研究中心编印了《广州调研》、《研究与决策》、《问题与建议》、《领导参阅》及《研究中心通讯》、《统计与分析》等刊物。④宣传政策、扩大影响。为了更好地宣传和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近10年来，先后撰写和公开发表了560多篇涉及政策性、倾向性、预见性、战略性的文章。编辑出版了《广州投资指南》、《改革开放中的新广州》、《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广州第三产业》、《广州五行业人才预测》、《香港税法简介》、《世界部分国家(地区)出口加工区法规资料选编》、《市带县的理论与实践》、《广州发展战略》、《九十年代广州发展前景与对策》等各种论著和书籍27本，发行量21.5万多册，对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目前已形成了市直各研究机构分工各有侧重，各区、县、局互相配合，上下通气，纵横相连，多层次、多功能的调查研究网络。同时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把党政机构、科学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群众组织、学术团体等各方面研究力量联合起来，实现调查研究的社会化，进一步提高调查研究的社会效益。1986年9月后，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市属区、县、局和总公司先后建立和健全了调研机构81个，调研队伍300多人。同时，组织社会调查研究力量，建立社会调查研究网络。1984年2月，成立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聘请广州地区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为顾问、特约研究员共280人。目前，这些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已成为党政领导机关以外的一支较有实力的研究力量。调查研究经历了从传统调查到不断探索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一、传统调查阶段

　　从解放初期到50年代末，由于我们缺乏管理城市经验，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来的社会调查和统计资料又很少，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行各业的基本情况和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去调查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的要求，市委研究室首先着手开辟材料来源，通过要求市属各单位报送材料、召开座谈会、组织调查队、开展典型调查以及参加有关专题会议等形式，掌握了城市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和各个时期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先后为市委领导提供了土改、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的情况、经验和专题研究，为市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以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等方面，在决策上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给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二、60年代前期

　　这段时期，市委意识到，在1958年“大跃进”后，出现问题不少，经济比例失调，带来了人民生活暂时困难，要研究解决问题很多。为此，市委决定加强对研究室的领导，充实研究力量。以后，较系统地开展了几个专题性研究，主要课题有：(1)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扩大)准备材料，提供了“广州市国民经济和各个部门基本情况”；(2)制定“广州市工业问题纲要”(城市工作16条稿)；(3)协助市解决闲散劳动力就业问题，经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深入细致做好安置社会闲散劳动力工作”的方案；(4)总结三个基层单位的经验，即：南洋电器厂关于“分清两类矛盾，擦亮眼睛，一致对敌”、市第一缝纫服装生产合作社的“好支部、好领导”和市十五中的“依靠骨干，团结中间，做好思想发动工作”。

　　三、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

　　这段时期，受到“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干扰破坏，市委机关基本瘫痪。市委政策研究室机构中断了一个时期，政策研究人员被下放到广州第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广州地方党、政、财、文大权集中于军管会，很多重大问题决策事先都没有很好调查研究，造成许多严重失误。

　　1973年3月，市委决定成立市委办公厅研究室，逐步恢复调查研究工作。当时，国民经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市场供应紧张，肉食、蔬菜供应尤为紧缺，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问题。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市委组织力量开展对副食品、蔬菜供应和恢复个体经济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其中，突出抓了蔬菜调查，由省、市40多人组成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对蔬菜价格实行浮动议价，对猪、禽、蛋、鱼副食品价格放宽的措施，逐步实现开放，对个体经济采取恢复的政策，特别是涉及修、补、改行业，副食品业，饮食业，缝衣行业等的开业，采取优先发牌的措施，从而解决了蔬菜、肉食供应紧缺和“食饭难”、“做衫难”等问题，并为以后对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四、探索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阶段

　　整个80年代，是探索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取得较好成效的时期。1981年11月，市委决定重新组建市委研究室，作为部、委、办一级的机构；1984年2月，成立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作为市委、市政府的研究网络和咨询机构。这为开展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探索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新旧交替和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转换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深深感到，传统的经验决策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专家、学者，依靠一切有识之士，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道路，方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正确指导实践的决策。为此，从1983年起，市委、市政府通过召开“关于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问题研讨会”等30多次大、中型研讨会，进行100多个课题研究，围绕着广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等重大问题，与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直接对话，平等讨论，共同研究，不断加深对广州的“再认识”，并制定了广州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等3个发展战略纲要。在探索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中，多元化、多层次的决策咨询、研究群体应运而生。现在，全市共有300多家咨询、研究机构，不但各级党政部门设立研究机构，还出现民办的决策团体。

　　1987年3月，市委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今后“对重大问题要逐步做到‘三不决策’，即：不认真调查不决策；不经过咨询论证不决策；不制定两个以上可行性方案不决策。”这一决定，既有利于推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深入探索，也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