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对外贸易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当时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通过两条路线：一条是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入中亚，然后到达西南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起自广州，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路线的开辟，不仅使中国与南亚诸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间接地沟通了同西亚、北非及欧洲的海上贸易渠道，而且对外贸易中心慢慢转移到广州，使广州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  

　　汉朝，国力强盛，对外政治影响扩大，东南亚诸国来中国贸易多是由水路从广州登陆，从而使汉代广州与东南亚诸国贸易频繁。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陆上线绸之路时断时续，外国奢侈品的进口，又促进了海外贸易，使广州成为一个造船、军事和外贸基地，为唐代外贸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虽短，但对中西交通和海外贸易十分重视。隋炀帝采取了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在鸿胪寺下“置四方馆”，使“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成为外贸事务专职机构的先驱。 

　　唐朝时，国力空前强盛，在广州设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开创了历史上长达千余年的市舶制度，开辟了“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到大食国）的贸易航线，出现了“大舶参天万舶争先”的图景，外国商人来广州多的年份达10万人。诸国贡使、商贾络绎不断，使广州巨额的外汇收入“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睦江淮之求”。 

　　宋沿唐制，把发展外贸作为基本国策，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元丰三年（1080）正式修订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规“广州市舶条法”。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对外口岸最多的王朝。根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州、澉浦（今浙江海盐）和上海等七处建立舶司，且实行“官本船”办法。元代，全国外贸中心曾转移到泉州，广州仍不失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的重要贸易港口。宋元时期，对外贸易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前代有较大发展。 

　　明朝初期，政府为防止倭寇侵扰，厉行“海禁”。但仍准许朝贡贸易。而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兴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叩关索市”，使“海禁”遭到东南沿海人民的反对和抵制。到明朝隆庆初年被迫开放“海禁”。明朝全盛时期，就是“海禁”开放的时期，其时经济繁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众多，广州濠畔街就是当时一处外贸市场。明朝后期，朝贡贸易瓦解，国际贸易进一步扩大，南洋贸易航线扩展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广州市场和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 

　　清朝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的40年间，实行闭关政策，使中国与外国的正常海上贸易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废除“海禁”政策，二十四年宣布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和上海为对外贸易口岸，分别设置粤、浙、闽和江等四个海关，这是中国海关制度的正式开始。清政府为加强防范，巩固国防，乾隆二十二年撤销了明、泉、上海三处通商口岸，实行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外贸体制，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粤海关是清政府设立的对外贸易重要行政机构，代替了历代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 

　　古代的广州对外贸易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的对外贸易起源于封建社会，交换上市的对象是物而不是人。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广州（番禺），早期出口是以丝绸、漆器、铁器为主，而进口是以犀角、珠玑等物质交易，从无奴隶买卖，体现了文明贸易的历史传统。第二，广州是中国历史上资格最老、历代相传唯一不衰的对外贸易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