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8月下午6时15分——羊城人民不会忘记这个不平常的时刻。

　　此时，在广州市长堤大马路华光小食店门前，一名无畏的新闻记者正挺身而出，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同伴，赤手空拳地同四名持刀抢劫行凶罪犯英勇搏斗。他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谱写出一曲八十年代的雷锋之歌。这个记者，就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二十三岁的共产党员、政法记者安珂。

　　安珂，河北省赞皇县人，1959年8月31日出生在广州沙面一个普通干部家庭。

　　安珂自幼爱读书，尤其爱读描写英雄人物的书。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阅读《雷锋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等书。

　　青少年时代的安珂，在党的教育和英雄人物的熏陶下，养成了勤奋学习、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勇挑重担的好品德，他曾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在高中二年级时，安珂是班里的劳动委员。那时学生要到农村分校劳动，一去就是半年。每次劳动，安珂总是提前为同学们准备好工具，轻活让给体弱的同学，自己带头干重活。他还多次与盗窃分校财物的坏人作斗争。一天傍晚，安珂发现分校附近有一个中年人扛着木头，神色慌张。他和几个同学追了过去。把偷木头的家伙扭送到分校办公室。

　　1976年7月，安珂高中毕业了。他放弃长子留城的机会，瞒着父母报名要求到西藏务农，后来被安排到增城县石滩公社青年农场。在这里，他要干一个城市孩子从来没干过的重活：插秧、打禾、挑水淋菜、挑石灰……。石灰烧坏了他的大脚趾甲，上百斤重的担子压肿了他的肩膀，他不叫苦。他自我鼓励说：“石头是刀的朋友，障碍是意志的朋友。”他经常早出工，晚收工，把自己的农活干完，然后去帮助身体差、生产进度慢的同伴。1977年夏天，早稻开镰收割了，场里落实责任制，给每个知青都分了任务，安珂起早贪黑提前完成任务之后，带着镰刀去帮助别人。他在田里看到知青于志伟挑着两捆水稻，艰难地走着，脸色不好，就关切地问：“你不舒服？收完没有？”于志伟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发烧，未割完。”安珂奋力抢割了一个下午，帮志伟完成了任务。他把稻子挑回晒谷场之后，顾不得休息，又去宿舍看望于志伟，帮他打饭，连夜推车送他去看病。在大田里，安珂几乎帮过本组所有的农友干过活，有时也帮别组的知青完成生产任务。安珂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着自己的意志，表现出色，1977年9月，他在农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陈海陈青年团。

　　1978年2月，安珂应征入伍，当上了侦察兵，驻守在广西边防前线。他和战友们目睹越军炮击我边境村庄、越南特工枪杀我方居民的罪行，不禁怒火中烧。他刻苦学习杀敌本领，争分夺秒地掌握军事技术，准备严惩侵略者。

　　1979年春，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战场上充满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教育了安珂，他下定决心，要向共产党员学习，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爸爸。妈妈：我已经向组织表示决心，一定要在战斗中争取火线入党。为了保卫祖国，我会在所不惜地、无私地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您们不要伤心，要化悲痛为力量，您们没有白养活我，而会因为有我这个儿子，感到由衷高兴……我真的有不幸时，您们要好好教育妹妹们，让她们做做一名党的好女儿，长大了也像哥哥一样，拿起枪杆保卫祖国或者为实现四化而贡献力量。”

　　2月19日，安珂和几名战友到前沿阵地观察敌人火力部署情况。正当他和班长叶德烈在观察敌情时，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嘘嘘”叫着朝叶德烈隐蔽的地方飞过来。危险！安珂猛地扑过去伏在班长身上，炮弹在离他们不远处爆炸了，掀起的泥土溅了安珂一身，落下的一块小石头正好击中安珂的后脑勺，他受了轻伤，战友却安然无恙。他继续潜伏在草丛中，透过硝烟弹幕，把敌人的火力点记录下来，向指挥所报告。上级根据报告的目标，集中火力狠狠地惩罚了敌人。

　　不久，安珂所在的侦察队接受了一项深入敌后侦察的任务。队领导考虑安珂摔伤的脚没有痊愈，又是独生子，没有让他参加。安珂知道了，急忙找领导要求参战，并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要求党组织在火线上考验他。队领导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支由七人组成的敌后侦察小分队连夜出发了。他们在大雾茫茫、荆棘密布的深山老林行进。第二天，安珂为寻找丢失的匕首迷失方向，和小分队失去了联系，在这十分危险的时候，安珂凭借指南针判定方位，朝目的地继续前进。

　　夜幂降临了，安珂没有找到战友们；已经是凌晨之时，依然没有找到战友们。安珂无力地靠在一块大石上休息。此时，他更加思念伟大的祖国和亲爱的同志们。他激励自己：“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绝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侦察任务，找到同志们！”两夜一天没合眼的安珂又站起来继续前进。突然，他眼冒金星，天旋地转，“咚”的一下掉进了深坑。冰冷的水使他清醒过来。他咬着牙爬出水坑，啃了些压缩饼于，又步履维艰地朝山顶走去。按约定时间，天黑以前必须返回阵地。安珂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在返回的路上，安珂用鸭蛋壳摆成标记标示路线。在到达国界线预定集合地点时，安珂出现了。为了表彰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孤胆作战、勇敢沉着、吃苦耐劳的事迹，”部队给他记了三等功。

　　1980年10月，安珂又一次和战友们潜入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侦察。在执行任务返回途中，突然发现敌人。虽然我方侦察人员没有被敌人发现，但处境非常险恶。在这危急关头，安珂主动要求担任掩护任务。他与战友吴恒彬一起，掩护同志们撤出了危险地域。安珂受到团的嘉奖。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安珂模范地履行着革命军人的职责，由于完成任务出色，他先后六次受到连队和团的嘉奖。1979年5月他任副班长，不久提为班长。1981年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安珂所在的侦察队担负守卫边境阵地的任务，日日夜夜要在山上站岗放哨观察敌情；下岗还要轮流到山下二十多公里外的后勤供应点挑大米、食品和蔬菜。在山上，战士们住在帐篷里，要对付毒蛇的袭击、山蚂蝗和蚊虫的叮咬，休息不好。看到这种情况，安珂下岗以后，总是不声不响地去挑米。侦察队守卫阵地三个多月，安珂是排里挑米次数最多的一个。

　　安珂关心班里每一名战士，他用“兵中之母”的爱心温暖了战士，赢得了战友们的信任，战士们都喜欢和他接近，有事愿找他商量。在安珂的带领下，这个班成为连队的“军事尖子班”、“作风模范班”。

　　安珂在部队当兵四年，连年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学习标兵”。不论训练有多紧，值勤有多累，环境有多苦，他每天都要坚持业余自学一个小时。为了不影响战友休息，他经常利用自制的电池灯和手电筒，钻在被窝里看书，写日记。他在部队写下二十余万宇的日记和十几万字的通讯报道、文学作品。

　　1981年底，安珂穿着一身被战火熏染过的军衣、带着他心爱的书籍，从部队复员了，不久，他被安排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开始，他被分配到“广东新闻”编辑组，给老编辑当助手。除了处理新闻稿件之外，还要校对稿件、审听录音、发稿费、接电话等。有些同志曾经担心，安珂是打过仗、立过功、当过班长的人，干这种琐碎、乏味的事务性工作会不安心。但是安珂的行动消除了大家的顾虑。他在编辑组里，大小事情都主动去做，还经常提早上班打开水、搞卫生、夹报纸。他常说：“在办公室我年轻，应该多做点事情。”老同志背地里赞扬安珂：“少有的敦厚纯扑，很少见私心杂念这么少的年轻人。”

　　安珂对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充满感情。为了充实自己，他抓紧一切时间，像当年苦练捕俘，格斗、游泳一样，刻苦地学习政治、语文、地理、历史等知识。他还考进广州业余大学新闻班，学习新闻专业知识。他采用“拉弹簧”的办法，把时间“拉长”：中午不休息。晚上迟睡觉，节假日少外出，争分夺秒地自学。有不懂的地方，就虚心请教别人，老同志被他的学习精神感动，都乐意帮助他，不久，安珂能够编发新闻稿了。

　　安珂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然保持着那种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精神。正如他在一篇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当人民需要我献出生命时，我就应毫不犹豫地献出来。如果不用马上献出生命，自己就应该在平凡的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1982年11月，他从编辑组调到记者组当政法记者。一位老记者对他说：“小安，政法记者要时常报道各种各样的案件，要敢于反映群众呼声，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要不怕危险，不怕得罪人。”安珂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喜欢当政法记者，艰苦我不怕，危险我也不怕。我考虑的是怎样学好本领，搞好政法报道。”安珂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1982年12月中旬，他和一名记者到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法庭采写一篇强制执行房屋搬迁的稿件。第一天他们冒着小雨前去采访；第二天，法院决定采取强制执行搬迁措施，需要到现场采访。这天下着倾盆大雨，一起采访的记者问安珂说：“下这么大雨，去不去？”安珂回答说：“去！下刀子也要去！”说完穿上雨衣水鞋，骑着自行车冒雨出发了。

　　安珂牺牲前几天的采访活动，充分表现了这位年轻记者对工作火一样的热情。1983年3月5日上午，他到广州市公安局边防大队，碰到干警在珠江河面抢救沉船。他马上乘摩托快艇往现场采访，用电话向电台发回一条现场感很强的新闻。下午，他又风尘仆仆地赶到远离市区的黄埔区双沙大队采访公安机关宣布逮捕虐待妻子致死的案犯区惠全的新闻，在那里，由于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一些蛮不讲理的人对记者和公安人员进行围攻、推撞，并扬言要碰电视台记者的摄影机。安珂站出来，一边保护着摄影机，一边理直气壮地对他们的错误态度进行批评，耐心地向群众作解释工作，终于配合有关部门，平息了风波。

　　3月7日，安珂到文冲船厂进行录音采访。3月8日上午，他在电台整理前一天采访的录音报道，一直忙到下午2点钟。傍晚6时15分，安珂用生命的笔，血写的文稿，完成了他最后的一次报道。

　　事件的发生是意外的。这天下午6时，安珂和同在广州业余大学新闻班上学的小李、小何为了保证晚上准时赶到广州日报社听课，一起到长堤华光小食店进餐。店外，王锦涛、周杰荣、唐冬仪、赖少昌等偷窃团伙成员，盯上了安珂他们放在椅子上的皮包。当安珂和小何发现皮包被偷一起追出店外时，罪犯王锦涛拔出牛角刀向小何猛刺过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安珂迅速冲到小何身前，赤手空拳向持刀歹徒扑去。王锦涛在安珂勇猛的拳脚回击下连连后退，可是凶犯周杰荣、唐冬仪、赖少昌却从后面和左右两侧蜂拥而上，围攻安珂。安珂面对三把利刀，孤立无援，四面受敌，背部和肋下被刺伤多处。他临危不惧，带伤搏斗，从店门右侧同歹徒搏斗到骑楼左侧柱子附近，随后纵身跃起，飞出一脚，倾尽全身之力向身边的歹徒猛踢过去。在身中九刀，伤重力竭的情况下，安珂怒视三歹徒，艰难地靠到骑楼石柱上，倔强地不让自己倒下去，直至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三岁。

　　为了表彰安珂的英勇行为，1983年3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授予安珂模范共产党员称号；3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安珂为革命烈士；4月14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全国理事会授予安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号召全国青少年和亿万人民向包括安珂在内的一位先进入物学习。1989年12月，安珂被光荣评选为中国“八十年代卓越青年”。

　　安珂牺牲了。他的英勇事迹，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正气和青年一代的主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他的光辉形象，如美玉放射着光华，照亮了青年人前进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