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初，有一位操着湖南口音、身躯瘦小的青年学生，从湖南长沙前来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注册入学。他就是毕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从此，他在广州度过了短促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并且在广州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1902年7月13日，毕磊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家境贫寒的小 职员家里。他在家乡念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自知家贫，读书机会得来不易，因此不断策励自己要刻苦用功，勤奋读书，以谋出路。1922年高中毕业后，他因成绩优良，以官费考进了设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广东大学，再改名为中山大学）英语部读书。

　　毕磊入学时，广州政局一分混乱动荡。前不久，广州还发生了军阀陈炯明公开叛乱，企图谋害孙中山的严重事件。但毕磊入学后，抱着埋头读书，只求学问上得到进步，对政治不过问的宗旨。后来，他与一些友好的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知用学社”的团体。学社以“求知致用”为宗旨，主张“科学救国”、“读书救国”，宣称不问政治，“政治立场个人自负责任”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之间正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广东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在此革命形势推动下，广州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青年学生团体，积极开展社会活动，使得不少原来不过问政治的青年学生，也渐渐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中去。毕磊也不例外。1924年，毕磊在学校参加了国民党；不久还参加了广东高师学生组织的“ 民权社”。“民权社”标榜信仰三民主义，提出“伸张民权”、“实行圣人政治”等主张，是一个中间偏右的团体。毕磊这时的政治态度摇摆不定，他崇信三民主义，但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却又持观望态度。他参加主编一份《民权》的刊物。刊物一方面发表一些有关反帝的文章，但又同时刊登一些盲目反共的言论。他力图埋头读书，不卷入政治漩涡；但又时常受到政治潮流的冲击和影响，思想上经常处于矛盾与仿徨的状态之中。

　　但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势力勾结，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任意掠夺中国资源和压迫杀害中国人民的种种事实，不断冲击着毕磊的头脑。1925年6月19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奋起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6月23日，广州各阶层群众与省港罢工工人共五万多人，在广州东较场集会，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在反帝洪流的推动下，毕磊再也无法闭门读书了。他毅然放下书本，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他走在学生队伍的前头，一手持着喇叭筒，一手紧握拳头高高举起，情绪激昂地带领同学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当队伍行进至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路时，埋伏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军队竟然向游行队伍开火，弹如雨下。游行队伍遭此突然袭击，走避不及，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死伤一百多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毕磊在场目睹这一悲惨情景，愤恨异常。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地抢救伤者和掩护其他群众疏散到附近街巷。

　　这次血的教训，成为毕磊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猛醒过来，毅然抛弃了“不问政治刀”、“读书救国”等糊涂观点，决心要为死难同胞报仇，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之中。此后，他主动靠拢共产党、共青团直接领导的“新学生社”等进步社团，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帮助，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各项活动，磨练自己。共青团广东区委和广东大学共青团组织十分重视毕磊的进步表现，经常派人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他进一步认识当前的革命形势、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以及革命青年的正确出路等问题。在党团教育下，毕磊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更加积极地参加多种政治活动。

　　是年9月，广州地区一些进步青年团体联合成立了“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以进一步发动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加国民革命活动。毕磊积极参加这一活动，被选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具体分工负责宣传部工作。不久，毕磊被选为广东大学学生会主席，还被选为广州学联负责人之一。1926年2月，在新学生社的推动和毕磊等积极筹备下，广州各青年团体在广州召开统一青年运动大会。毕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主持会议进行。大会决定成立青年运动委员会，毕磊当选为委员。4月中旬，广东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毕磊代表广州学联参加了大会，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呼吁全省青年学生团结起来，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5月7日，广州地区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群众四万余人，于广东大学操场举行纪念“五七”国耻大会。毕磊代表广州学联，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毛泽东、陈其瑷等人一道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还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经过了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毕磊锻炼成为广州地区青年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在此期间，毕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自觉和积极地搞好工作，组织发动广大青年投入大革命运动之中。

　　1926年5月，毕磊在中山大学英语部毕业。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又随即转入中山大学文科继续学习，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学生运动。不久，他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职务，积极协助学委书记恽代英工作。他还奉组织委托，负责筹办并主编以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党部宣传部名义发行的《广州评论》旬刊，对宣传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号召群众支援北伐，投入国民革命运动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毕磊亦亲自在刊物上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

　　在毕磊短促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中，最为光彩耀目的一页，就是他与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之间的战友般的关系与革命情谊，以及毕磊为沟通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密切联系过程中所作的突出贡献。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的聘请，从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务。中共广东区委十分重视鲁迅的到来。区委书记陈延年指示中山大学党团组织一定要积极做好接待和团结鲁迅的工作，配合他开展活动和战斗。陈延年还亲自指定毕磊代表党组织负责公开与鲁迅进行联系，积极协助鲁迅了解和掌握有关情况，便利他开展工作。毕磊衷心拥护党这一决定，认真执行这一光荣而又重要的任务。

　　鲁迅抵达广州后，毕磊主动上门探望和亲近他，坦率而又诚恳地向他介绍自己的情况，如实地向鲁迅介绍所希望了解的有关情况。鲁迅对毕磊这种坦诚态度，一开始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对毕磊表示欢迎和信任。

　　在毕磊等积极筹备与主持下，1月25日，中山大学师生举行了欢迎鲁进来校工作的大会。鲁迅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深刻地指出现在已不再是退让的时代，勉励广东青年学生要勇于冲破沉寂的气氛，有所作为。毕磊遵照党的指示，时常将广东地区党团出版的有关书刊及时送给鲁迅，让他进一步了解党的政治主张和有关活动情况。毕磊主编了一份叫做《做什么》的刊物，发表了欢迎鲁迅来广东工作的文章。毕磊还自己动手撰写了《欢迎鲁迅以后——广州青年的同学（尤其是中大的）负起文艺的使命来》等文章，号召青年们在鲁迅的教育指导下，要勇于做文艺沙漠上的骆驼，负起文艺的使命，在西南的园地上开出几朵灿烂的鲜花。鲁迅十分重视并认真阅读了这些刊物，对毕磊的才能称赞不已。

　　在这期间，毕磊与中山大学一部分同学成立了一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团，积极组织同学们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和进行社会科学训练。毕磊主动向鲁迅介绍研究会的情况，得到了鲁迅的热情支持。鲁迅在毕磊陪同下，亲自到研究会发表演讲，同时一再在经济方面对研究会给予赞助。鲁迅的热情指导和支持，更加激励了青年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参加革命实践的积极性。

　　鲁迅对于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情况，过去已有印象；来广东后，经过向毕磊等人的了解，对陈延年也就更加敬重。在毕磊的积极联络和陪同下，3月下旬，鲁迅与陈延年在广东区委进行了一次会见。陈延年亲切地与鲁迅一道分析了当前国内的形势，并向他详细介绍了党的主张和策略。会见后，鲁迅兴奋地向毕磊谈及自己对这次会晤十分满意，收获不少。鲁迅也更为敬重与信任毕磊，与他无所不谈，时常将自己的各种感受和见解提出来与毕磊交换意见。通过毕磊，党也及时了解到鲁迅的思想和态度，就更加有的放矢地具体帮助与支持鲁迅开展工作和战斗。

　　1927年4月15日，驻广东的桂系军阀继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也在广东地区实行了反革命政变，疯狂搜捕和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当晚，一批反动军警在右派分子指引下，冲进了中山大学进行大搜捕。毕磊正在学生宿舍睡觉，不及走避，与其他党团员一起被捕，押到广州市区天字码头附近的南关戏院，不久再被转押至南石头监狱。翌日，广州报纸披露说：“军警捕获了萧某某（即萧楚女）、容某、熊某（即熊锐）等人，在中山大学亦捕获了毕某（即毕磊）等人。”

　　毕磊被捕后，中山大学反动当局戴季陶、朱家骅等人无耻地劝诱毕磊说：“如果你能悔过自新，写一份悔过书来，我们就保释你出来。”毕磊当场严正拒绝，同时愤怒地痛斥他们平日如何伪装革命，但事实上却无耻地背叛革命，并与反动派勾结一起，迫害革命师生的种种事实。

　　毕磊等被捕的消息传到鲁迅那里后，鲁迅立刻赶回中大，召开各系主任紧急会议，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为，并讨论如何营救毕磊等被捕学生问题。但受朱家骅等人的压制。鲁迅十分愤恨，因而向学校当局辞职，以示抗议。

　　由于毕磊顶天立地，决不屈服，更不肯供出党组织的情况，反动派便惨无人道地对毕磊拷打折磨。反动军警用铁链把毕磊捆绑起来，用刺刀向身上乱戳。毕磊被折磨得伤痕处处，但始终宁死不屈，大无畏地高呼“ 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国民党反动派无奈，于是下令对毕磊加以杀害。事后，中山大学反动当局还无耻地张贴布告，宣布开除毕磊等一批革命学生的学籍。

　　毕磊为革命事业于广州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