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言

有才者固难得，苟无德以将之，反为累尔，穷达自有定分，枉道而求之，徒丧所守。

                            ——崔与之

责己，可以弭天灾；正家，可以厚风俗。

                            ——崔与之

简介

崔与之（1158—1239年），字正子，号菊坡，谥清献，广东增城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词人、学者、军事家。崔与之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浔州司法参军、淮东安抚使、工部侍郎、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等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累封南海郡开国公。学术上，他反对一昧空谈“修身”“性命”，主张事功之学，进而创设岭南“菊坡学派”。军事上，他曾在扬州和川蜀两度主持军事，成功抵抗金人侵扰。崔与之从政数十年，官至显贵而不养妓，不增置田产，不受各方馈赠，以“无以财货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名句自警，从而成为宋朝的一代名臣。

事略

公而无私  毁宅葺仓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崔与之生于广州增城（今广州增城区）一个医生家庭。崔与之的祖上原本是汴州人，后为逃避战乱，迁徙到岭南。他的父亲崔世明，年轻时曾尝试过考科举，但是屡试不第，于是感叹：“不为宰相，便为良医”，开始悉心研究医术，并在家乡一带行医，颇受当地百姓爱戴。在崔与之少年时，父亲就因病去世，因而家境贫寒，但是他“倜傥有大志”，刻苦读书，钻研经义，立志救国济民。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下半年，他在友人的资助下，前往临安参加补试，考入太学。三年后，三十六岁的崔与之考中进士，成为当时第一个由太学取第的广东士子。

崔与之中进士后，受任浔州司法参军，分管地方法律事务。南宋时期，政府为调剂粮食丰歉，在各地设有粮仓，号为“常平仓”。浔州的常平仓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一旦雨季来临，仓米就会遭雨水侵蚀而作废。浔州知州不愿花钱整修粮仓，竟然决定将常平仓的粮食全部卖出。崔与之得知后，对知州的这一做法坚决反对，他认为设立常平仓的目的在于储粮备荒、调节粮价，非灾荒之年不能轻易开仓，更不能挪作他用。反对之余，崔与之主动请缨抢修常平仓，砖瓦不够，就将自己居所的瓦片拆下修葺粮仓。就这样，崔与之抢在雨季来临前，把常平仓修补完毕，保住一州百姓平准丰歉的粮食，知州为之叹服不已。

不畏强权  秉公执事

浔州司法参军的任期结束后，崔与之被调到淮西任提刑司检法官，负责淮西的司法工作。

当时有一位退休在京的王姓枢密官之子，因巧取豪夺寺庙的田产而被人状告。淮西的地方司法官员迫于王枢密的声望，都不敢受理。只有崔与之不畏权势，毅然接下此案，并根据证据和实情秉公判决，责令王枢密之子退还寺庙田产。王枢密不仅没有包庇自己的儿子，还肯定了崔与之的做法，并将崔与之推荐给京城各部门。一时之间，崔与之在京城名声大震。

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崔与之改任建昌军新城（今江西南城）知县。新城民风彪悍，历来难以管理。这一年江西爆发大饥荒，部分饥民铤而走险，将官府用以救济百姓的粮食抢劫一空，严重影响救济工作的推行。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崔与之当机立断：一方面禁止地方富户囤积粮食，以政府的名义先借用富户的粮食，赈济饥民；一方面毫不手软地派人捉拿带头抢劫官粮者，并下令打断这些人的手和脚。在恩威并施之下，崔与之迅速控制局面，并让地方安然度过饥荒。事后，崔与之上书朝廷请罪，对自己下令打断别人手足的“酷吏”行为深表自责，他这种敢于担当的行为让当时许多官员大为惊异。

崔与之担任新城知县期间，正值南宋拟对北方的金国发动“开禧北伐”、尝试收复北方失地，因而向地方州县各地催缴粮草。在县财政无力购粮之际，崔与之拒绝当地压价向农民征收粮食的惯用做法，而是坚持由农民自行定价，公平买卖，并主动捐出俸禄来充实府库。新城农民曾在饥荒时受过崔与之的恩德，现在又听说他甘冒被罢官的风险维护百姓利益，极为感动，都纷纷按照较为合理的价格缴纳粮食。没过多久，新城县就如数完成军粮任务。崔与之在新城县的做法得到主管赋税征收的转运使赵希怿的认可，他下令各州都要仿照此法施行，不能进行无理压价。此外，为减轻百姓负担，崔与之大力整顿当地赋税政策，减除法定赋税以外的所有额外费用，并且规定百姓应缴纳的钱粮要直缴官衙，对已经交纳的要严格登记，对尚未缴纳的百姓也不能催逼，更不能责罚。崔与之的这一做法，不仅减免了赋税征收过程中的各种中间环节和费用，而且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结果百姓都纷纷按时按量缴纳赋税。

清廉勤政  为民除弊

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崔与之被朝廷任命为广西提点刑狱，兼提举河渠常平。

广西路辖区内的海南岛和雷州，大部分是荒寂之地，属边远军州，特别是海南岛在当时更是被人称为“不毛之地”，以前从未有朝廷官员涉足此处。崔与之不辞劳苦，在三年里走遍了辖区里的每一个州县，最远到达了海南岛(朱崖)。每到各地巡察，崔与之一行都是轻车简从，自带费用。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各州供应馈赠的财物一概不受。一切公务开支按日计给，不用地方一分一毫。每次巡查的路程长达数千里，劳累异常，崔与之“往返劳瘁，发为斑”，甚至因此而染上了风眩之疾。

崔与之第一次渡海去海南时，因风浪大作、船舵折断被迫返航，但他仍然不懈努力，第二次出海终于到达琼山县。

海南岛盛产苦丁和“吉贝”（即棉花），当地官员为了敛财，便将苦丁强行认定为茶叶，向百姓征收茶税，并开设工场，强征妇女用“吉贝”纺织衣服，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苦难。崔与之刚到海南，就发表布告，宣布废除这两项恶政，当地百姓无不欢呼雀跃。

崔与之渡海之时，就抱定决心，“海外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为民除害”。到了海南，他“劾四郡贪黠吏数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国法，不敢害民矣”。除此之外，崔与之还得知，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就已经颁行的免役之法，在海南却从未有真正实行过。崔与之在离开海南之前，特别叮嘱即将出镇海南的官员颜戣，一定要在海南实现免役法。后来颜戣听从了崔与之的吩咐，在海南真正地将此项政策落实了下去。

崔与之在海南停留了大约一年时间。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寻访当地的乡亲父老，询问民俗与政务。对百姓所检举的弊政，崔与之必然会为之处理妥当，方才罢休。此前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的百姓都纷纷对崔与之诉说冤情，至于拦路告状申冤者，更是数不胜数。崔与之在巡察路途上，儆恶惩奸，史称凡其经过之处，“吏奸民瘼，纤悉毕载”。大量的贪官污吏被他绳之于法，许多贪官污吏为崔与之的正气所威慑，望风而逃。

当时广东各县的读书人数量不多，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更加是少之又少。朝廷为了吸收岭南的人才，在广东实行荐举制度，但是却规定被推荐人要向推荐人缴纳财物，美其名曰：“赏格”。在经过广东的时候，崔与之上书制止了这种变相贪污做法，他请求朝廷减少辖区之内广东循州、梅州各邑举员的“赏格”，以便增加被推荐的人选。

崔与之还针对当时广西的弊政，上疏申论十事：一是狱囚充斥之弊；二是鞠勘不法之弊；三是死囚冤枉之弊；四是赃物供摊之弊；五是户长科役不均；六是弓手土军骚扰；七是催科泛追；八是缉捕生事；九是奸滑健讼；十是州县病民。这十条弊政在崔与之其后的工作里都一一得到了解决，真州知州高惟肖、广州提举市舶赵汝楷还将此十事作文颁行于世，号为《岭南便民榜》。

由于崔与之在海南废除了很多不合理的政策，还做了许多保护当地百姓的事情，所以当地人非常感激崔与之，特地将崔与之的事迹记录下来，编成了《海上澄清录》。

护国抗金  两袖清风

南宋晚期，金人为避蒙古兵，企图南掠宋土，朝野震动。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宋宁宗破格提升在金部员外郎任内政声甚佳的崔与之，任命他为直宝谟阁、代理扬州军政，以全权筹划抗击金国军队南侵的地方防务。

崔与之赴任之前，曾向宋宁宗保证：“到任后将巩固城防，加强战备，组织民兵，以固根本。”崔与之到扬州后，登上扬州城，察看四周形势，为修筑城防做好准备。他针对扬州城外的护城河河窄水浅的弊端，亲自率人作了缜密的勘查，随后制成了《扬州城防图》上奏朝廷，请求拨款加固城墙。在修城工程之中，崔与之赏罚分明，节缩有道，从扬州府库里拨钱51600缗，奖励给参与修筑城墙的士兵和民工，众人皆大欢喜。士兵和民工的积极性提高后，干活更加卖力。到完工的时候，扬州城的城防能力大大提高。除修固城防外，崔与之还十分重视扬州军粮储备。扬州的粮仓数量少且年久失修，根本无法存储军粮。因此，在城防工程竣工后，崔与之立即择定扬州北门内的旧柴场，修建十二座新粮仓，扬州城因此得以储备充足的军粮。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浙东爆发大饥荒，百姓被迫出外求食，数千饥民纷纷渡过长江，来到淮东。然而，各地因害怕饥民入城后发生混乱，全都紧闭城门，不让饥民入城。崔与之却令将士打开扬州城南门，从粮仓调出粮食，搭建施粥棚，煮粥分发给饥民。又筹借闲置房屋、寺庙宫观安置饥民，并借此时机，将部分身强力壮的灾民招入军队。接着，崔与之又将他开仓赈济的办法上奏朝廷，促请朝廷推广。朝廷很快仿照颁行到整个两淮地区。崔与之此举，不仅赈济了大量饥民，也充实了扬州及淮东地区的战备人口。

崔与之在修建城防、建仓储粮的同时，还加强对士卒的训练。他将士卒分为上中下三等，针对士卒的能力和体格，将其训练成不同的兵种。又限定每月一次实战演习，对表现优秀的士卒进行奖赏，对表现差等的士卒进行处罚，严明军纪，奖罚分明，淮东军纪为之肃然。在崔与之的主持下，扬州军民加强防守，戒备森严，在很长时间内，金兵不敢涉足扬州半步。

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四川发生兵变，朝廷任命崔与之为焕章阁待制、知成都府，负责平定兵变、抗击金军。

当时担任四川安抚使的是久经沙场的武将安丙，他资历老，权力大，向来瞧不起朝廷派来的文官。崔与之抵达成都后，坦诚相待，很快取得安丙的信任。由于上下一心，兵变很快得到平定。此后，崔与之广开言路，要求四川的贤能之士为抗金献言建策，又大胆地重用归降的金国将领，鼓励他们反戈一击。在做好各项部署后，宋军在崔与之率领下成功抵抗金军入侵。宋宁宗闻讯，下诏嘉奖崔与之道：“卿道德足以镇浮，智识足以制变。赋宽四蜀，民气顿苏，尘靖三边，军声益振，使朕无西顾之虑。”

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安丙因病去世，崔与之被任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继续留守成都。他认为只有安定民心，才可以发展生产，保证军需后勤。在战事稍微平息后，崔与之针对四川的一些弊政进行了矫正。自从开禧北伐以来，四川所承担的赋役异常繁重，其中尤以龙州（今四川江油北）为甚。即使在没有军情的情况下，龙州各家各户的壮年男子也需要轮流去服役，一旦出现战事，百姓就要被加倍征收赋税，还要承担更重的徭役，龙州百姓不堪重负。为此，崔与之下令免去龙州戍边及运粮的苦役。此外，四川境内有许多少数民族，崔与之非常重视和他们搞好关系。他经常到各地巡查，了解各族风俗民情。那时候，四川少数民族所产一些奇珍异物颇受汉人欢迎，有些贪婪的将官甚至私自派士卒对少数民族进行抢掠，影响恶劣。崔与之得知后，严令禁止商人强买强卖，对于违反军规的军队人员以军法处置。与此同时，崔与之鼓励边境贸易，除了茶、盐、蜀锦等重要商品由官府控制外，其余土产任百姓自由买卖。结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纳税也得以增加。

崔与之镇守四川长达五年，不仅成功地保卫四川，赢得军民的一致赞誉，也颇为金国将士所敬畏。在此期间，崔与之曾因病离任，继任者改变崔与之以往的防守策略，竟然一度引起金军乘虚入侵的恶果。崔与之闻讯，扶病回到成都复职，入侵的金军慑于崔与之的声望，都纷纷撤军。

四川物产丰饶，有些官员在节庆之日，给崔与之送来各种昂贵的地方特产，均被崔与之一一谢绝。崔与之离开四川的时候，四川各路的长官又将这些被拒收的礼品全部送给崔与之，并告诉崔与之，这是川中百姓的习俗“大送”。崔与之依然一物不取，两袖清风地离开四川。崔与之离开四川后，四川百姓画其像于成都仙游阁，与曾在四川任职的名臣张咏、赵忭的画像置于一处，将仙游阁改名为三贤祠。

辞归故里  清风传家

离开四川后，崔与之上书请求致仕。回到广东后，本已经辞官返乡的他为镇压叛乱，保境安民，再次担任广州经略安抚使。叛乱平定后，崔与之将任上所领之俸禄全部缴公，对于辞官后所得之祠禄、衣赐，亦悉辞不受，而且绝口不提自己的平叛之功。

崔太师祠，建于清朝末年，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坑贝崔屋村

崔与之晚年隐居于“菊坡”精舍，他经常说：“官职易得，名节难全”。他平日的生活十分俭朴，中年丧偶未再娶，官至贵显，也不蓄声妓。他曾改处士刘皋语为自己的座右铭：“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崔与之一生不肯多置园池产业，辞官后唯买旧宅一处。平日只喜读书，没有其他的爱好，每每写作至深夜。至于书室所豢养者，只有“白鸡一双”。朝廷曾经赐给他凤凰山庄园，他却把它捐出来办学。

崔与之的家法非常严格。他的儿子崔叔似终身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崔叔似结婚的时候，他妻子家送给崔家“苗田六百石”，崔与之却命儿子悉数退还。崔与之常叮嘱自己的弟弟说：“须是闭门守常，不得干预外事。”凡有亲故倚势欺人，必被训斥，终生不得入其门。当崔与之的姐姐为儿子求恩荫做官时，崔与之断然拒绝，说道：“做官的人是否贤明，是黎民百姓休戚相关的大事，怎可以私自授受？”直至他临终时，还吩咐其子弟“不许作佛事，子侄俱不得求官阶”。

崔与之虽不为亲属求官，但经常为国荐贤。如游似、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刘克庄、李性传、度正、吴彦等数十人，都因为他们的才能卓著而受到崔与之的推荐。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南宋名臣。曾有位同乡的吴姓士人，在及第后以乡党关系请托崔与之为他求官，崔与之说：“入官之始，应以职业自见，不患人不己知。”后来崔与之听说这个吴姓士人居官清谨，便秘密地为他写了推荐信。

崔与之雕像

崔与之一生不恋权位，心系百姓。自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起，他多次辞官，屡召而不起。其中，曾拜参知政事，辞不受；又拜枢密使，也不受。朝廷命地方官以礼劝勉，特派他的门人李昴英专往谕旨，崔与之“控辞至十有三疏”，七次拒绝担任参知政事、十三次推辞担任右丞相。宋人家大酉以为：“白麻不起，千载一人。”连圣旨都请不动的人，千年以来，恐怕只有崔与之了。直至他临终前，仍念念不忘百姓，他在遗书上写道：“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崔与之病逝于家中，卒赠少师，谥“清献”。

崔与之的事迹和操守，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誉和纪念。崔与之过世后，他的门人刘镇为他写下了“始终无玷缺，出处最光明”的挽联，文天祥赞其“盛德清风，跨映一代”。南宋淳佑年间，广州士民将他与张九龄的画像悬挂于州学之中，谓之“二献”。咸淳年间，经略刘应龙又在广州高桂坊为其立祠，该祠即为后来的南海县学。元朝明宗至顺三年（1332年），县令左祥在增城县学为崔与之立祠。

参考文献

[1] （明）崔子璲编：《崔清献全录•卷一言行录》，明嘉靖十三年唐胄、邵炼刻本。

[2]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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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黄佐著；陈宪猷疏注、点校：《广州人物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5] （明）郭棐：《粤大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6] 金强、张其凡：《南宋名臣崔与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摘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和广州大学历史系编）

《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牵头，联合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各区纪委监察局，开展广州市廉洁历史文化的普查工作，在全面搜集整理普查资料的基础上，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广州大学历史系为主体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