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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与广州洲头咀抗英斗争
  • 来源: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1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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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洲头咀抗英斗争,指的是1847年5月,广州河南四十八乡绅民,坚决反抗英国侵略者企图强行租占河南洲头咀一带地方的斗争。

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告终。英国侵略者得寸进尺,千方百计扩大其在华特权;清朝当权派腐朽集团,为维持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屈辱的“抚局”,不惜“抑民奉夷”,对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中国人民,特别是处于反侵略斗争前线的广东人民,不甘当“抚局”下的“顺民”,不愿过奴隶式的“安定”日子,继续坚持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和独立的爱国斗争。并且,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遭到打击排斥以后,在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把这场爱国斗争推进到新的阶段:从追随抵抗派抗英,发展为独立开展反侵略反投降斗争。

广州洲头咀抗英斗争,就是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掀起的一浪高一浪的、人民大众独立开展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三元里抗英之后的又一场具有重大影响的抗英斗争。基于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后,从1843年起,通过签订“附粘和约”即《虎门条约》,攫取了“租地”的特权,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建立“租界”的罪恶活动。因此,1847年洲头咀抗英,取得反租地斗争的胜利,又成为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坚决反对西方侵略者企图进一步在中国建立“租界”而斗争的重大标志。

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租地建立“租界”,并非1847年才开始;早在1843年,英国公使璞鼎查就企图租用今海珠区的黄埔村,设市建署,清朝广东当局业已屈从,只是迫于黄埔群众坚持反抗,英国侵略者的租地行为才被迫中止。然而,就斗争的规模和影响而论,把1847年洲头咀抗英,称之为“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建立租界的第一次斗争”,也是说得过去的。

英国侵略者企图强行租占洲头咀一带地方,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本身业已具有不平等的侵略的性质;而且,他们还超越条约关于“英商不许强租”的规定,先是吸取1843年以来企图租黄埔村、十三行洋馆附近和新豆栏街口,均未能得逞的教训,改用“我责官而官责民”的策略。英国公使德庇时亲自率军由香港进入广州,以武力威胁两广总督耆英,派府县官“频传业主,勒令议价”。迨“该处绅民,皆不愿意”,英国侵略者竟“不待业主允议”,于5月15日~17日三天“到河南洲头咀地方丈量,插旗志界”,公然“恃强硬占,有背和约”。因此,英国企图强行租占洲头咀一带地方,与一般商住租地性质完全不同,纯属侵略与掠夺性质;广州河南四十八乡绅民的反租地斗争,则是一场维护民族利益、维护家室田庐的“保卫家园”的正义斗争。

林则徐从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至1841年5月3日离粤,两年多时间,不仅在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任上,领导广东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与抗英斗争;而且,在他遭到革职查办、滞留羊城期间,在广州人民“填于衢巷”的声援和鼓舞下,义无返顾地坚持抵抗侵略、反对投降,特别是发动广东绅民反对琦善出卖香港和保卫广州。他在关系到此后百余年中华民族命运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和广东人民一起,为国家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广东民众独立开展反侵略反投降斗争奠立了基础,同时也得到广东人民的高度颂扬。所以,林则徐离粤后,从流放新疆到退休回闽,与广东人民的抗英爱国斗争,仍一直声息相通。早在流放新疆期间,他对“闽粤近事”就非常关注,在其日记中就有“见广东义民檄文”、钱江“在广东领乡勇欲与夷战”和“闹粤民……烧毁红毛公司馆”等记录。当他获释入关后,1847年由陕甘移任云贵总督时,广州河南四十八乡绅民向英国领事官发出《公启》,制止英国侵略者强租洲头咀一带地方的消息传到云南,他就深受鼓舞和启发,先后给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友人复函,赞扬这场正义斗争,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在《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中说:“岛夷欲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侧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竟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黑白当从局外观,令人但有慨然耳!”据《河南合堡四十八乡绅耆投词》说明:1847年5月20日,河南四十八乡绅民3000余人,前往十三行洋馆示威,抗议英国侵略者企图“强租硬占”洲头咀一带地方,约英国领事“面辩”,因“领事推匿不见”,示威者遂将这封信稿(《公启》)“交通事传递”,并“将原函印刷分送阖省绅耆与外国官商”。据这份《投词》的附记说明,《公启》的拟稿人是番禺绅士许祥光。据《夷氛闻记》和《公启》内文说明,《公启》拟稿,是1847年5月17日,即英人擅自到洲头咀一带丈量志界的第三日,各乡士民,“见事在必行”,“会众集议于双洲书院”所作出的决议。

《公启》从情、理、利、害四端,细加缕析英人强租洲头咀一带地方之非;特别是引证条约有关“远人亦不得强租硬占”等内容,指出英方“不待业主允议,遽行差官丈量”,正是“强租硬占”、“翻约背义”之举;从而强调:河南“民动公愤,而心甚齐”,若英方“仍然恃强硬占”,民众将“舍死相争”,不但“非我绅耆所能排解,亦非我大宪所能压服者也”。与此同时,群众性的斗争亦不断高涨。从英国公使德庇时率军入广州,两广总督耆英应允租地开始,省城绅商及城外社学首领就集议于明伦堂,号召民众:若英人“强行霸占”河南一带,即“同举义兵,先杀耆英,后剿英逆,以泄公愤,以申国威”;直到5月20日3000人示威前后,河南绅民和各地民众,或现场阻止英人丈量志界,或“匿名张贴长红”揭帖,警告侵略者和卖国官吏。“各乡梓里绅衿耆老,……常到双洲书院,探望分忧”,以各种形式声援河南人民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公使德庇时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不得不于5月25日宣布放弃强租洲头咀一带地方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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