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广东社会风气大开,其中主要表现之一是广东的新闻报刊发展迅速,报界兴旺。民国初年,广州一城之中发行的报纸达30多家,为全国少有,其中知名的有:
《安雅报》这是广东资格最老的报纸。《安雅报》的前身是《博闻报》,创刊于光绪初年,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博闻报》由于支持维新而被封查,股东只好把报馆出卖给别人。新股东不敢沿袭旧报名,只好改名为《安雅世说新编》也即《安雅报》,以后其言论都以平稳为主,因而一直没有受到政界干涉。其业主为梁志文,梁在民国建立后出任广东清理公产总办,由于这一层关系,该报在社会中有较高的信誉,因而深受官员、学生和商人的欢迎。
《七十二行商报》该报创办于1909年,创办者为商人黄景棠。当时因为粤汉铁路风潮,黄被推举为粤路会办,为声援争回路权,黄创办该报为言论机关,命名为《七十二行商报》。这是为了取得商人的支持,因而大受商人欢迎,民国2~3年(1913~1914)发展最为迅速,销量在广东一直居首位。
《羊城报》该报创刊于1910年,由东莞莫荫恒主持,莫曾参加过《博闻报》的工作,精通业务,其开办时广东的教育开始兴盛,主要报道有关教育的新闻、评论,畅销时达七八千份,莫荫恒也因而名声大噪。同盟会广州起义失败后,莫曾撰文劝华侨不要出资接济同盟会,因而为同盟会所憎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员捣毁了报社。后来该报改变方针转而支持同盟会,改名为《羊城新报》,因而得以保存下来。
《国报》该报成立于1913年,实际上是由《国事报》变化而来。《国事报》是清代康有为的弟子徐君勉所办,为保皇党的机关报,极为畅销,辛亥革命后被封闭。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由陈柱廷、陈新亚等人与徐君勉联合重办,取名《国报》,初刊时康有为写了发刊词,极力支持进步党,由于深受官僚支持,因而有半官报的味道。
《华国报》该报创办者马名隆、唐恩溥,原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后来又支持进步党。1912年,陈炯明枪毙《公言报》记者陈昕香时,唐恩溥在省议会上提出异议,惹怒了陈炯明,唐逃到武汉投靠了黎元洪,后来黎元洪资助唐恩溥1000元办报,唐在1913年回广州后创办了该报。该报初发行时经常发表过激言论,屡被责令停刊。龙济光督粤时期,该报言论一直激烈,竟敢抨击当时的民政长官李开先出卖灰石矿,抨击商会及官僚弛赌禁,几乎被封闭,后来销路大减。
《时敏报》该报是公民党的机关报,原是1898年广州绅商开办时敏学堂所附办的报纸,1912年改名为《日日新报》,但开办数月后因资金枯竭而停闭。1914年公民党成立后,由其党员伦哲如、黄荣森恢复《时敏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攻击日本人最为激烈,遭到日本领事的干涉而被停版一周,但恢复后销量大增,可谓因祸得福。
《天职报》该报1913年创刊,由广州市的大部分上层军官集股而成,可以说是军人的一个小小的机关报,颇有特色,但销量不大。
《觉魂报》该报是由在广州的许多欧美传教士集股而成,创办于1913年,是教会的机关报,开业不久因潮州事变该报登载了陈炯明的檄文,被查封。后经教会和外国驻粤领事抗议争辩后才恢复。
《南越报》该报在辛亥革命前是广东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开办人是苏稷讽。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对该报特别嘉奖,销路颇广。
《人权报》该报创立于1911年,本非同盟会的机关报,但其排满言论极为激烈,支持同盟会的《国民报》对保皇派《国事报》的抗争,使该报销量大增。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对该报予以嘉奖。
《广州共和报》该报以营业性为目的,没有什么倾向背景,由报界人士集小股而成,当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博爱同群社”,所以该报招揽者较为卖力,销量约有4000份。
《总商会新报》该报创立于1909年,但屡次被封闭,民国建立以后也曾两次停闭,后改为《总商会新报》,主要刊登拍卖产业广告。
此外,在广州还有《华严报》、《广州报》、《大公报》等。
民国初年,在香港主要的中文报纸有:
《华宇报》该报资格较老,开始时只是刊载商情物价,并无政治色彩,其销量主要是在海外。辛亥革命前排满呼声高涨时,该报反映也很热烈,民国初年一直倾向进步。
《共和报》该报是《商报》的变相。《商报》由康有为的弟子所组织,销量首屈一指,但因排斥革命党人故遭受焚毁。1913年由股东重新组织并改名为《共和报》。
《世界公益报》该报原为同盟会在香港的秘密机关,由黄世仲(小配)主办。民国后,黄世仲与胡汉民有隔阂,胡罗列罪状而把他枪毙了(一说是陈炯明安排的),自此以后该报的宗旨便与同盟会分离。
此外,在香港还有《循环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