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是地方的最小行政单位，由若干家农户共同组成。村民以农业为主业，依赖土地和农产品维持家庭生活。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他们供奉天地神灵，祈求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丰收，于是“社坛”应运而生。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以“社坛”为地标的社区也在不断分化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城市社区、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

社坛的设立

据《礼记·祭法》篇注称，“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而居，满百家以上，得立社”。《汉书·五行志》又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古人尊天而亲地，“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根据隋吉（注：隋吉是应天府上元县典史，建议以几十家农户为“社”，以便春夏农忙时节能互相帮助。）的建议，在《吕氏乡约》（注：由“蓝田四吕”（即：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所制定和实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 ）的基础上，令户部编民百户为里，一里设一社，于是作为“社”与“社”之间的标志物——“社坛”相继出现。广府地区的坊里，历史上都是各姓人口聚族而居所形成的小村落，族人在成村之时便在自己的村口建起了社坛，依时节祭祀，而且历代相沿，一遵古礼。随着各姓自然村人口不断发展，居所面积激增，社坛不时被迁建和扩建。到后来，各姓自然村扩展至相邻，同时又经过明、清时期保甲编民制度下所蜕变出来的坊里构成，其主要通衢都已联结起来，形成今天人们所见的坊里鳞次的格局，社坛也就成了坊里之间分界的明显标志。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吉坊社坛

社坛又是供奉后稷神的场所，故称社稷坛，俗称“大社公”；但供奉之神不是圣人偶像，多是以石头代替或刻上后稷之神的石碑，有的只是刻里社的社名。各社坛由本社族人捐资建造，形制差异不大，都是取“天圆地方”之意而建成方形的宫座椅形状。规模的大小不因该坊里的富裕而定，一般建在村口的规模较大，坊里间的较小，且视地形而建，其向背在主要街巷和村庄的出入口（一致向外）。如，佛山第一忠义社，社内置有石麒麟图像，故有麒麟社之称。自明至清代，佛山镇就有40多个这样的社坛。在番禺地区，有些社坛石碑刻上“社稷之神”字样，有些还于其上贯以“镇里”或“本坊(里)”二字，立于石砌的坛面上作供奉之神位。

社坛作为重要的礼制建筑，但有“社稷之祀，坛而不屋”的说法。据神话传说，古代的社坛原本是有瓦遮盖的，由于当时的世人不珍惜粮食，吃饭时散在地上，后稷上奏玉帝，派昴日星君命属下的鸡下凡啄饭，以免民间继续浪费粮食。但昴日星君恐怕鸡的后代被人宰食而不应允。后稷立誓保证，日后鸡如被人宰食，甘愿无瓦遮体受雨淋。后人果然贪美食而杀鸡，后稷致遭责罚，社坛上盖全被风吹塌，从此，所有的“社坛”都是无上盖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旧村落进行环境改造，尤其是“文革”初期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注：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就是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许多“社坛”都被拆掉（个别在社区外缘而得以幸存）。在广州，番禺沙湾镇北村承芳里的“社坛”保存较好（沙湾镇规模最大的社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社坛

坛）。它以花岗石建成方形的须弥座，长、宽各为2.7米，高0.8米；坛前还建有宽9米，深2米，高0.8米的石砌平台。沙湾镇西村三槐里的社坛工艺技巧较高，雕刻也较精细，为方形的须弥座，长宽各2.5米，高0.8米。据说三槐里社坛是在香港发家致富的当地商人王颐年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用青、白二色花岗石重修的。“社坛”作为广府地区农耕社会的文化符号，尽管历经磨难，须弥座的精美形态很难再现，但“社坛”的大树、石头还在，不少社员认为“土地神”永存，他们还是农历初一、十五和节庆依时祭祀，“社坛”的香火依然萦绕。

◆广东省罗定市罗城镇下章平社坛

◆广东省罗定市船步镇“对塘社”社坛

罗定市船步镇船东村“对塘社”有个立社的传说。(注：资料来源：广东省罗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相传，明成化八年（1472年），邓发聪携3个儿子从广东南雄珠玑巷迁居泷水县（今属罗定市）。邓发聪的大儿子叫邓通（又名廉靖），二儿子叫邓富，三儿子叫邓文。有一天，邓通偕妻子来到开阳墟（今罗定市船步镇，明朝开阳县驻地）寻觅居所，在开阳墟的东侧河边（今船步镇船东河边）看到河水里有菜叶漂来，邓通认为此地可以休养生息，于是他们夫妻决定在此安家落户，便将从珠玑巷一路背来的一块石头在丘陵的地方立一个碑，上香拜祭以祈求土地公（神灵）保佑安家落户，事事顺利。邓通一家在开阳墟附近开荒种地，大获丰收后在先前立碑的地方上香、烧炮拜祭以谢恩，这就是邓氏家族世代供奉的“对塘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府族群从中原大迁徙，播荆蛮（注：播，指迁徙；荆蛮，是古代中原人对楚越或南人的称呼。），流岭表（注：流，指流放；岭表，指岭南地区。），历经艰辛，最后落籍建社立坛的历程。

古代自然社区的形成

在古代，人们以“社坛”为地标，依据一定的生活习惯分成若干个细小的社会组织，这就是自然社区。人们在这样一个地域内，按照特定的生活方式，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并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这就是古代自然社区的形成过程。我们从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一些族群的迁徙源流即可见一斑。

番禺沙湾何氏族群迁徙源流。据《何氏水本源记》记述，汉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赵氏王朝覆没后，烽烟不举，关隘无禁。何绍姬以荆州“偕妣芊氏，来至浈阳（今英德）大庆坊，筑室居之”，“开吾（何氏）岭南之族”。东汉时（25—220年），发展到第六代，由于“族人众多，田宅不给”，开始分散到阳山、曲江、南雄等地居住。唐末时，逐渐南移到广州一带。《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九引清·咸丰《沙湾何氏家谱》：“沙湾何氏，自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名人鉴（即何德明）者定居沙湾。”《庐江何氏原宗统传》载：沙湾何氏始祖何德明，原居广州城清水濠（今广州德政南路东侧），后择番禺沙湾居之，广拓产业。宋绍定六年（1233年），纳价入广东常平司（注：常平司为宋代官署名，简称仓司。主要职责有：掌管常平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等事；按职役轻重而给吏禄；收买滞销商品并出售，平抑物价；监察地方官吏。），承买官荒山园地。何德明有四子、十孙、二十三曾孙（不含女性，下同），分为十四房。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约有男丁3000人。清末民初时（1911年前后），已达8000人。

珠江流域广府民系陈氏望族迁徙源流。据有关资料记载，南宋时期陈姓由珠玑巷迁往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的共有九大支系。其中，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因“缓金伐元”事件（注： 南宋时期，中原经常遭金、辽、元等外族入侵。朝廷大臣中，以宗泽、韩世宗、岳飞、邝愈平等一代文武忠臣，极力主战以抵御外敌侵犯。但以秦桧、韩侂胄等一派奸臣，力主议和投降。针对当时金日衰而元日盛的新形势，邝愈平与同朝为官的次子邝一声、次女婿陈凤台，衡量时局，主张伐元，于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向皇帝上“缓金伐元”疏。忠言逆耳，昏君不纳，故愤然告老辞朝，遂举家南迁。先在广东南雄石羊巷居住半载，1217年再迁徙河源定居(陈凤台家族则迁清远再分迁五邑)。），陈辉公七子偕子侄28人南迁新会古冈州，其后裔迁居台山、新会、鹤山、开平、恩平、阳江、中山、顺德、东莞、潮阳、清远等地；陈少苟公，宋末为避战乱，从河南迁居珠玑巷，其后代有南迁顺德等地；宋末，陈政公率家人南迁佛山等地。

从何氏、陈氏族群的迁徙历程看，广府地区自然社区的形成过程为：一是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生活。随着中原三次南下大迁徙，一个或数个家庭迁移到珠江三角洲或是沿西江而上进入粤西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儿定居、开荒、世代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社区。从大量的调查看，现在许多珠江三角洲广府望族无不如此。二是宗族长老组织社区成员不断完善宜居宜业的基本生存条件，包括人均占有土地、各种自然地理条件等。当社区地理环境极其恶劣时，他们又会谋求创建新的社区。三是宗族长老组织社区成员不断完善生产、生活和文化设施，包括生产资料、生活用品，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基本设施。四是以宗法组织为管理机构，维系社区的人际关系和其他公共事务。如运用社会力量对社区成员的行为实行制约和限制，使之与既定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动员、督促社区成员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根据社区成员的共同愿望和社区发展需要，管理、支配社区公共资源和公共财产；制定、实施社区规划，领导社区建设。五是创建社区特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形成本社区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乃至语言等。六是不断强化社区意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学到了一套行为模式，建立了一系列社会关系，从而养成了甚为浓厚的社会意识或“乡土观念”，对自己所属的社区在感情和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即“我是某一个地方的人”的观念，所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等俗语就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古代自然社区与现代社区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它的基本特征还是一样的。

现代社区的发展

现代社区包括城市社区、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自然社区不断分化和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广府地区的行政性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城市社区实现由居民委员会向社区管理的过渡。广府地区城市社区建设和居民自治与全国各大城市是同步的，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社区服务发展到文明小区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社区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社区发展为代表，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可喜局面。在社区组织体系方面，社区规模调整基本完成，社区组织逐步健全；在社区队伍建设方面，居委会干部结构优化、队伍精干、素质明显提高；社区志愿者队伍正在逐步扩大；在社区服务方面，领域拓宽、内容拓展、覆盖面扩大；社区救助体系框架正在逐步建立；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增加、力度加大，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在社区工作运行机制方面，内外关系逐渐理顺，新的工作机制正在形成；在社区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制度逐步健全，程序正在规范，居民、社会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民主自治健康发展。

其次，农村居民向城镇集聚，加速城镇社区发展。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市集便成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贸易组织形式。在广府地区人流相对密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的地方约定每隔一定日期(如逢单、双日或逢五、逢十，或以农历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等日)为圩日，在固定地点举行货物交易活动，这些集市的地方逐渐就形成了圩镇。这些圩镇也就逐渐成为中心村镇、小城镇。进入21世纪后，为适应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广府地区广大村镇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第一，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的原动力。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大、做强、做优以工业、商业为代表的第二、第三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业人口非农化就业，以此来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为加快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居住创造条件和动力。第二，在农村居民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与之相适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第三，通过当地政府大力调整产业布局、完善城镇建设以及对居住区的统一规划、建设和对村宅的统一置换搬迁等政策措施，以加速农村居民向小城镇集中。第四，打破镇域界限，适度扩大已有农村居民居住点的规模，使之成为新型社区，同时完善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服务，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形成都市型城郊小城镇格局。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它既有别于传统的行政村，又不同于城市社区和城镇社区，是由若干行政村合并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形成的新型社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农民在解决温饱、基本实现小康之后，对居住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目前广府各地正牢牢抓住中央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机遇，切实把推进农村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作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县域经济、推进社会事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推动经济发展、更好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让人民群众切实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广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探索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城镇开发建设带动”模式，“产城联动”模式，“中心村建设”模式。但无论哪种模式，都要求让农民就近享受周到的公共服务，让有条件的农村居民尽快住进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楼房，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