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正月初七日，是谓之“人日”。东方朔的《占书》记载：“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余正燮的《癸巳存稿》记述：“东方朔始置人日”，由此可见人日的习俗，是始于汉代。东方朔假托上天生万物，在岁首的八天内，降生了六畜和人及谷。

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一般是用芹菜、蒜、葱子、生菜、韭菜，另外加上鱼、肉一锅煮熟)，一家团聚来吃”。又“剪彩为人，或镂以金箔为人，帖屏风上，亦戴之以头鬓，并造花胜以相遗，登高赋诗”。而“造花胜以相遗”的习俗，根据《东京梦华录》一书说：“立春日，自郎官御史以上，皆赐春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又士大夫家，剪彩为春幡，或缀于花枝之下，或剪为春蝶、春钱、春胜以为戏。东坡立春日，亦簪幡胜，过子由，诸子侄笑指云：伯伯亦簪花胜耶”。可见此习俗，先由权贵兴起，而又传到民间，并由立春日而推迟到人日矣。至于“登高赋诗”，作家欧阳山在《三家巷》小说中，亦有叙述说：那天(人日)一早，医科大学生杨承辉和区苏等人去旅行，他们会齐了周炳、区桃、何守义等大班人，朝小北门外走去，目标是凤凰台山。到了山上，投票选举了最美丽姑娘做“人日”皇后，她就是区桃。那皇后，专管游山，到哪里，呆多久，分配食物，都归区桃管。不过他们只是登了高，没有赋诗。

由“登高赋诗”又发展到游花园的习俗，是在唐代开始的。唐代经济空前发达，都城长安，遍植奇花异卉，吸引不少游人的光临，根据《蓬窗续录》一书记载：唐进士会同年，于此豪客园户，争以名花布道上，进士乘马盛服鲜制，推同年俊少者为“探花使”，故白居易有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开元天宝遗事》也有记述：“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因此，便引起了群众的效法。故此书又记述：“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这情景和我们的野外露营是差不多了。

根据《西湖志》：“杭州寿安坊俗称官巷，宋时谓之花市，亦曰花圃。盖汴京寿安山多花园，春时赏宴，争华兢侈，锦簇绣围，移都后(南迁临安)，以花市比之，故仍称寿安坊，今两岸多卖花之家，亦遗俗也。”

广州市花地，地处白鹅潭畔，大通港侧，花园之经营，明清时也是十分繁盛的。在1922年广州出版的《歌谣》周刊中，也登刊有这件事：“初七是人日，广州人多到花地去逛逛。”台湾出版的娄子匡《新年风俗志》云：“逛花地，初七是‘人日’，那天，广州西南隅有一处地方叫花地，很多人都要跑到那边玩。”娄子匡是中山大学早期的民俗学会会员。由此可略知广州人在“人日”游花地之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