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啸仙（1898-1935年）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这是陈毅同志在惊悉阮啸仙和贺昌牺牲的噩耗后所写《哭阮啸仙、贺昌》的诗句。“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正是阮啸仙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

　　阮啸仙，1898年8月17日诞生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原名熙朝。他8岁开始先后在本乡的“洪事书屋”家塾、“闹啸轩”学堂学习，后喻此而改名为啸仙。阮啸仙自幼崇拜文天祥等民族爱国志士，特别是到县城三江高等小学读书期间，深受学校进步教师、革命党人李歧山、黄镜仁等人的影响，从小就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在革命党人的鼓励和支持下，1918年秋，他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现华南理工大学）。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积极寻求革命真理，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新文化新思想。他大量阅读了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受到了启蒙，在《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等书籍的熏陶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阮啸仙和刘尔崧、周其鉴等一起，组织“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他打破学校当局的限制，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卖国行径，积极营救被捕同学。在革命活动中，他始终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抛弃了之前的“教育救国”、“读书救国”的想法，在学生代表会议上发言中，带头反对当时学生中存在的“和平行事”、“读书救国”的主张，认为读书救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平行事是不敢从事实际斗争的妥协行为，根本谈不上救国。他竭力主张全市学生团结起来，采取具体行动，开展实际的救国斗争运动。他们的斗争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和学校当局的开除，然而，啸仙没有丝毫屈服，带领其他同学义无反顾地坚持斗争。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阮啸仙于1920年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稍后又加入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社会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1年1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在谭平山、阮啸仙等人的努力组织和发动下，于1922年3月中旬重新建立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努力宣传青年团的宗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激发青年参加改造社会的政治热情。同年秋，阮啸仙从广东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他常常以爱群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深入到油业工会、车船工会、革履工会、机织工会等团体中去，进行采访工人，宣传革命的活动。从1923年5月，受陈独秀委托着手整顿广东团组织，并随即组织召开了会议，产生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区委。阮啸仙、施卜、刘尔崧、杨章甫等当选为区委委员，阮啸仙当选为书记。在他担任团广东区委书记期间，对广东团组织纪律涣散的现象，进行了政策上、纪律上、工作上的整顿，使团组织成为“更有组织更有力量”的革命团体。他提出革命青年应是“新社会的健儿，是主义的实行家”,“为旧社会环境的破坏者”，并较早地提出了学生只有与劳苦群众相结合，才能成为社会一种新势力，他认为：“劳苦群众是中国新的真势力，这种真势力得到学生的诚心引导，这可以做革命运动的重要分子，而且是最重要的分子，没有这真势力，学生自身也不能成为一种新势力。”新学生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在发动和团结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选举了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阮啸仙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先后到广州市郊、顺德、花县、广宁等地指导农民运动，协助组织农民协会，训练农民自卫军，为之后开展农民运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对进行农民运动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也做了认真的总结，这对指导广东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国共合作期间，广州先后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阮啸仙担任第3届主任，并担任历届教员。在他主持的第3届，是认真总结前两届经验的基础上创办的，除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国民革命的理论外，特别注重学生的军事训练。通过训练，使学生初步掌握了军事知识和技术，并懂得了社会的进化及其制度的特征，革命之所以发生及其趋势，明白阶级斗争的意义。最能使他们得到实际学问的，就是他们认可广东农民运动经过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及宣传方法。该届农讲所培育的学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学生韦拔群返回广西后，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在大革命时期，以广州为重心的广东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于1924年8月正式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10月后，阮啸仙担任该委员会书记。在他和彭湃等同志的领导下，广东农民协会组织迅速壮大。

　　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农会组织已发展到61个县，会员约62余万人。这次大会已略具全国规模。阮啸仙当选为常务委员。他全面负责农运的领导工作之外，还亲自到过中山、惠州、西江等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同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阮啸仙、彭湃、易礼容等任委员，担负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阮啸仙冒着生命危险到汉口出席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6月，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次年，他回国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党中央审计处处长一职。

　　1930年春，奉调中央宣传部任部长。在此期间，他集中研究了中国苏维埃问题，发表了10余篇有关革命斗争的文章，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必然性、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斗争的中心策略进行了具体的分述，对我党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的创立和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阮啸仙总结了各地苏维埃的经验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他曾宣布工农革命的十大政纲，这就是苏维埃目前必要实行的政治任务。他曾宣布土地政纲，就是苏维埃目前必要实行的土地政策”。

    1930年，阮啸仙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后被派往东北指导满洲省委工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满洲省委遭到破坏，阮啸仙被迫回到上海。由于党中央机关转移，无法与党取得联系。在这期间，阮啸仙由于长年累月高强度地进行革命工作，积劳成疾，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益加重，在一次外出途中病倒在地，后被路人送到红十字会医院救治。经过阮啸仙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被委任为上海互济总会救援部长。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阮啸仙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他为贯彻执行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要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要坚持节省的方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了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保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供给，坚持根据地斗争，他领导审计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千方百计为增加苏维埃财政经济收入，呕心沥血做好审计工作。他提出了建立和健全国家机关、企业单位的预算决算制度；健全财会制度，完善经济核算，严格执行节省方针，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领导干部必须学会管理经济。正是在他和审计委员会的推动下，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取得了伟大成绩。阮啸仙的审计工作方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这种人民审计制度，必须尽快以苏维埃政府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进行长征。阮啸仙遵照党的指示，担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留守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围攻，形势日渐险恶。1935年3月，阮啸仙和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省委及军区机关工作人员随军突围到江西信丰、大余交界的马岭，遭到广东军阀余汉谋部的包围，阮啸仙抱病顽强指挥战斗。3月6日，他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7岁。

　　阮啸仙光辉壮烈的一生，实践了他自己的名言：“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

　　2009年，阮啸仙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宣教展陈部）

　　主要参考书目：

　　《广州市志·人物志》（卷十九），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广东省民政厅合编：《南粤英烈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