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予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在30年代中期前来广州，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 ，推动广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以"中青"骨干为基础发展党员，重建广州以至广东党组织,在广州党史、广州青运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王均予先后三度来广东，为广州以至广东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为广东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 

　　今年是王均予诞辰100周年，为了缅怀王均予同志的丰功伟绩，教育后人，本文以王均予入党、找党、建党和为党的主要经历为线索，介绍王均予同志的光辉业绩。 

　　入党 

　　共产主义，一生理想 

　　王均予成为共产党员，有他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

　　王均予于1905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一个贫苦的人家，自幼过着贫困的生活。读中学时父母相继去世,他便成了孤儿，承受着流浪儿的痛苦，亲身感受到了旧社会对他的不公。

　　王均予的家乡宜昌，是长江上的重要口岸。当时的宜昌，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已是苦不堪言。而驻扎宜昌的北洋兵，又经常借口 ^兵变1'，倾巢出动，大肆抢劫群众财物，甚至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更使百姓雪上加霜。同时，江上洋船上的洋兵还经常上岸闹事，欺压百姓。宜昌人民终日在贫困和痛苦中煎熬。自幼在长江边长大的王均予，目睹着这一切，感到非常愤慨，进而萌发了对旧社会的极大不满，也为他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3年,王均予18岁。这一年宜昌爆发了一场反日爱国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宣传抵制日货，还砸了三家专卖日本货的大商店。王均予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运动没有成功，王均予也被诬为"捣乱分子"受到追捕。但王均予经受这次群众斗争的洗礼后，政治上变得成熟起来，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4年，王均予经人介绍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当时的"教书匠"，生活已十分清苦，然而当权者们还要经常以"欠薪" 的名义克扣他们赖以糊口的微薄薪酬。这使身受其害的王均予越发痛恨黑暗的旧社会，满腔的怒火，常在心底燃烧。也正是在这时，国共第一次合作成功，革命形势向全国发展，也很快影响到了宜昌。素有远大抱负的王均予，积极追求革命。1926 年经宜昌师范学生、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黄大帧介绍加人了国民党，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不久，他被委任为宜昌市党部代理宣传部长。王均予对革命充满激情，当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时，王均予强烈要求从军，参加北伐。虽然未被批准，但王均予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已跃然纸上。

　　这年10月，武汉革命政府成立，国民党省党部派王均予到省党部干部学校学习。当时的湖北省党部是由共产党员董必武领导的，省党部办的干部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也都是共产党员。王均予在学习中，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逐步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在中国， 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从而产生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时， 黄大帧也来到了武汉，进一步对他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心。这年12月，王均予又由黄大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时刻牢记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理想顽强拼搏，舍生忘死，百折不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在党和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找党 

　　展转千里，巧寻组织 

　　1927年3月，王均予结束了在省党部干部学校的学习，随后被派回宜昌，先后任宜昌市总工会秘书长和中共宜昌巿委秘书长等职。从此开始了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的新的人生历程。转眼间，风云突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之时，党派王均予出任宜都临时县委书记，以恢复已被敌人完全破坏了的宜都县委。王均予不避艰险，毅然赴任。更严重的是，二个月后，宜都县委的上级组织一中共鄂西特委亦被敌人破坏，王均予因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王均予急需找到党组织。可是，在铺天盖地的白色恐怖中，要找到上级党组织谈何容易！然而,王均予凭借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为了找党,王均予展转千里，历尽艰险。先是到重庆,一面摆地摊、当老师，维持生计，一面暗地找党。尽管环境十分恶劣,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学习，没有忘记找党。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找党，经常出人书摊，并把全部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有关革命理论的书刊。既是武装思想，提高觉悟，也是想通过革命书刊发现党组织的线索。也巧，有一天，他买了一本上海文艺新闻社出版的名叫《文艺新闻》的刊物。这是一本左翼文艺刊物。他想，左翼文化同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 或许可以通过文艺新闻社找到党组织。于是,他决心到上海去。

　　1931年7月，王均予来到了上海。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已全部转人地下。在这个时候到上海找党，不仅十分困难，而且非常危险。此时的王均予心里非常明白， 直接找到党是不可能的,惟一的办法是通过文艺新闻社找到党组织的线索。

　　为了弄清文艺新闻社与党组织的关系，王均予到上海后，先以读者的身份，频频来到上海文艺新闻社，并积极参加该社组织的活动，主动帮助该社干一些包扎书籍、书写信封之类的杂活，以赢得该社人员的好感。"九一八"事变后,该社号召读者参加上海人民大示威，王均予立即响应，态度积极，因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示威过后，王均予便被要求正式参加该社工作。进了文艺新闻社，王均予对工作更加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出色完成了社里交给的各项任务。很快，又得到了该社领导翁毅夫和袁殊的赏识。1932年2月，文总主持为中央苏区编写小学教材，翁、袁特别推荐王均予参加编写。在编委会，他的良好表现,又得到了编委会负责人柯尔达的赞赏。编写结束后，柯尔达介绍王均予参加上海左翼教师联盟（简称教联〕。在工作交往中，王对柯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原来文艺新闻社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中国左翼文化同盟（简称文总）的文艺出版机构。柯尔达就是文委系统的共产党员。就这样，王均予日思夜想的党终于找到了。

　　1932年7月，由柯尔达介绍，王均予连同他所在教联小组共五个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重新入党前,王均予将第一次入党的情况向柯尔达作了详细交代， 因为没有证人，不能作恢复组织关系，只能算重新人党。对此，王均予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建党 

　　受命入粤，重建市委 

　　王均予重新入党后，党先后派他到文委系统的出版部任三科科长、二科科长，负责发行工作。他那不畏艰险的勇敢精神、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一直受到领导和同志们高度赞扬。

　　1935年2至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及下属机关先后三次遭敌破坏，王均予所在的出版部因此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出版部党小组的三名党员中，王均予的处境最困难：他被敌人跟踪，他的住处被敌搜査， 已不宜继续留在上海。于是三人商量决定，王均予转移广州，并保持与出版部的联系。

　　1935年7月，王均予抵达广州。当时的广州正处在陈济棠的严密控制之下。自大革命和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广州地区的党组织迭遭破坏，仅从1927年12月到1932年10月间，广州市委组织更迭了十几次，七名市委书记牺牲。1932年10月以后，广州党组织被迫中断。王均予敢于在这种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只身来广州，足见其政治胆识和革命勇气，以及对党的无限忠诚。而且他又是外地人，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生活无着等，更给他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此时的王均予，想的是党的工作，想的是入党时向党宣誓的承诺，个人的生死、安危、艰苦、困难,均已置之度外。

　　王均予毅然选择来广州，还有他的另一个考虑——发展中国青年同盟组织，并以此作为恢复和重建广东党组织的基础。原来，王均予在上海任出版部发行三科(公开发行科)科长时，收到很多读者要求回答问题的来信，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办了个名叫《时代文化》的小报，以后又在小报读者中成立"时代文化"读者会。当时上海和广州、太原等许多大城市相继成立了读者会。王均予调任二科（内部发行科）科长时，又把"时代文化"读者会改名为中国青年同盟，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这次来广州，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广州的"中国青年同盟"组织。而唯一线索是三年前曾向王均予写信购书的麦蒲费（原名邱萃藻〕。

　　广州勷勤大学学生麦蒲费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知识青年，并一直渴望着找到共产党。他在与王均予的三年通信中，与王彼此建立了信任，而且慢慢感觉出王与共产党的某种关系。因此他积极参加王均予组织的时代文化读者会,并在广州发起建立了广州"时代文化"读者会。王均予来广州，麦蒲费非常高兴。当即将王邀请到他的住所，还节衣缩食为他提供生活等费用。从此，王均予在广州有了落脚点。

　　王均予到广州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广州"时代文化"读者会为基础，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本来广州在1934年底，已将读者会改为"中青"。但到王均予来广州时仅有麦蒲费、钱兴、林振华、周明、粟稔、杨瑾英、曾生、王作尧、梁湘、梁奇达、李锦波、黄书光等20来名成员，而且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工作只局限于少数先进分子的分散活动。王均予来后，经与麦蒲费等骨干商量,决定在原来的读者会的基础上，重建"中青"，取名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以王均予为核心成立了以王、麦和钱兴组成的上层领导；明确规定"中青"是秘密革命团体；并仿照地下党的活动方式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生活制度；确定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为斗争任务；同时建立外县工作基础。在王均予的领导下，"中青"组织不仅很快在中山大学、勸勤大学、国民大学及广雅中学、中大附中等大中学校建立起来，而且迅速发展到外县的东莞、中山、新会、石井、高要等地，到1935年底，"中青"盟员已发展到100多人。此时的"中青"，已成为一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随后，在响应北平爆发的"一二，九" 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斗争中，王均予亲自在广州组织领导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打破了广州几年来在陈济棠压抑下的沉闷局面，推动了广州以至全省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广大"中青"盟员也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政治上不断成熟起来，为党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随着建党条件日趋成熟，王均予急于与上级取得联系，恢复组织关系。也就在这时，王均予收到留在上海的党员易吉光的来信,易通知他到天津会晤。1936年5月，王均予抵天津，与易会面。此时的易吉光已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把王均予推荐给北方局。王均予向北方局领导人李大章详细汇报了广州"中青"的活动情况，李大章代表北方局恢复了王均予的组织关系，并指示王均予返广州后，以"中青"为建党对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由北方局领导。

　　1936年6月，王均予返回广州，按北方局的指示，首先发展麦蒲费和林振华人党，并于9月由王、麦、林三人组成中共广东工作委员会，同时，以广东工委的名义大量发展党员，"中青"盟员被列为首先发展的对象。"中青"盟员入党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逐个吸收。很快，广州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70多人，同时在有"中青"盟员的外县也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到12 月总共有党员100多人。

　　在王均予回广州后不久,北方局派薛尚实在香港建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薛任书记。9月底，薛尚实来广州，指示王均予成立广州市委，并指定王均予任市委书记。12月，王均予主持巿委成立会议，与会的除王均予外，还有麦蒲费、林振华、周明和罗范群。会上，王均予宣布中共广州巿委成立，参加会议的五人为市委委员。王均予任书记,其余四人分管组织、宣传、青年和职工各部。原先成立的广东工作委员会则改为外县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广州外围各县的建党工作。

　　南委和广州市委的成立，标志广州和广东党组织在中断四年以后，又重新建立起来。广州党组织重建的实现，再一次说明王均予当初南来广州抉择的正确，也充分显示了王均予的过人胆识和杰出的才能。

　　为党 

　　出生入死，终身追求 

　　王均予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已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献给党的事业。为了党的事业，他两次入党，且两次在上级组织遭受破坏失去联系后又找到了党；他两上延安，三来广东，参加过白区代表会议，当选七大代表；他教过书，摆过地摊，当过大大小小的"官"，也当过流浪汉;他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受到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和叶剑英的赞扬，也常被误解、歧视，深受迫害，惨遭折磨……但他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初衷不改，奋斗不止。 

　　为了党的事业，刻苦学习，坚定信念 

　　学习对于王均予来说,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捷径，更是寻找革命真理的向导，提高思想、坚定信念的导师。王均予从小爱学习，幼时随父识字，写得一手好书法。父母去世后，他凭借初中未毕业的文化基础,学习革命理论，关心时局变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当他了解到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实行新三民主义，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后，便主动与从武汉来宜昌同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黄大桢取得联系，要求参加革命，并由黄大桢介绍加人了国民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样，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一国民党省党部派王均予到省党部干部学校学习。如前所述，由于省党部的领导是共产党员董必武，省党部干部学校的校长和训育主任都是共产党员，王均予在学习中，接受了共产主义，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又毅然加人了共产党，并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生的理想和终身的追求。在他第一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他不忘学习，为了寻找党的线索，他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买书，终于从上海文艺新闻社出版的《文艺新闻》中,找到了党的信息，也找到了党。

　　王均予第二次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时，他选择来广州，也正是因为他平时注意学习，对政治形势有深刻的认识。在多数人认为广州"太危险"的情况下，他看到了 "有利"的另一面：1 、"蒋介石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很深"，蒋介石很想打倒陈济棠，陈济棠也恨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在广东的统治，"将很大部（分〉的精神集中在反蒋的内部斗争上"；2、当时党的组织活动已停止两年多了，陈济棠认为"广东不再有共产党存在"；3、广大青年迫切要求党的领导。他认为:只要我们"采取极其秘密的方式，十分谨慎，（就〗不容易被敌人发觉"。〔王均予：《回忆"中青"的建立和广州党组织的恢复》〕实践证明他的分析是对的，他不仅在广州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建立起了 "中青"，发展了党员，重建了广州市委和外县工委等党的组织。

　　为了党的事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革命战争年代的王均予，一直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工作，他出湖北进四川，由重庆到上海，再从上海来广州，又由广州到延安……沿途要经过敌人的无数哨卡、封锁线，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但他凭借一颗对党的忠心，凭借自己的勇敢、智慧和坚定，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总能化险为夷，赢得胜利，给人们留下许多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利用"邹鲁，夺取抗日救亡合法权 

　　1935年底和1936年初，为了响应北平发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以中山大学为主要阵地的全市各校爱国学生，在王均予的领导下，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抗日游行示威，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就在中山大学学生准备成立中山大学抗敌会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从南京返校，企图夺取抗日救亡的领导权，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压下去。并出了通知：一月六日在中山大学大礼堂召开全校员生大会,校长训话。对此，王均予与"中青"领导成员曾生、钱兴等进行了认真分析。王均予认为，斗争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利用"邹鲁召开大会的机会，争取公开合法地成立中山大学抗敌会，并详细研究了"利用"的方法步骤和各种情况的应对措施。曾、钱即按王均予的指示进行准备。六日那天，原本邹鲁准备在讲完话后即宣布散会的。但后来会议却按照我们的意图一步步地进行着。邹鲁讲完话后，曾生和钱兴按照预定方案，先把邹鲁稳住，让会议继续开下去;在组织筹委会时，又以"校长是当然委员"为由，把邹鲁拉进了筹委会的选举；当曾、钱提出的学生筹委会提案通过后，正式成立中山大学抗敌会时，又让邹鲁领导全校员生宣誓："谁不抗战，天诛地灭！"使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此事，尽管不如邹鲁所愿，也是事先所没有想到的，但由于"中青"学生计划周密，"无懈可击"，此时的他也只能如此了。"中青"成员邹剑卿老人在《缅怀王均予同志》一文中说："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 我非常敬佩那位'中青'领导人。他提出'利用'，真是高明决策,是胆略和智慧兼备！”

　　延安带回“文件" 

　　1937年7月，王均予从延安返穗，向市委领导传达白区代表会议精神时，展示了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总结"和洛甫写给广东的亲笔信，使大家顿感惊讶和兴奋。当时的市委委员周明后来在《王均予同志的重要贡献》一文中回忆说："我们看到了总书记的亲笔签名，受到极大的鼓舞， 看到了刘少奇同志的'白区工作总结'报告受到很大的教育。”也因此对王均予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把会议"文件"带回广东的勇气和智慧赞叹不已。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式文件是带不回来的。因为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内容也非常机密，包括白区工作的经验和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以及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是当时敌人要收集的重要情报。不仅文件不能带，而且连会议中所作的记录本都不准带走，这是纪律。怎样才能把

　　会议精神带回来呢？王均予想了很多,惟一的办法只能是靠脑子记。为此，他坚持天天背。在返回的途中还反复地背，终于把"文件"装在脑子里带了回来。回到广州后，他立即把文件的内容默写出来，也才有了这份"翻版"的文件。而洛甫写给广东的亲笔信，则是装在牙膏管中带回来的。足见王均予同志的智慧和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

　　"回撤"和"不撤" 

　　王均予在广东抗战期间，处理了两件不寻常的事。一件是省委机关"回撤"，一件是南路"不撤"。这在当时，曾令一些人感到不可思义，但实践证明，他是对的。

　　所谓"回撤"，那是1939年夏，王均予由西江特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来到韶关省委机关驻地时，得知省委书记张文彬去了延安，省委机关已由组织部长李大林主持搬到了赣南，还把从各县调来参加干部训练班的50多名县级干部和省委少数干部和家属及一部电台都迁到赣南特委驻地去了。王均予赶到了籟南，觉得省委机关设在这红色根据地极不适宜，此地又是赣州专署蒋经国的严控范围，实属危险至极。赣南山区远离广东，省委和广东各个特区完全失去联系，对广东广大地区完全失去领导作用。加上没有武装力量保护，更是难以立足，于是他向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涂振农（组织部长李大林已去了梅县）说明利弊,并提出尽快撤回南雄去。就在省委机关撤回南雄后的两个星期，蒋经国便派大军前来围剿赣南特委驻地,赣南特委机关遭破坏，特委武装部长牺牲。这次省委机关免遭一劫，说明王均予同志坚持"回撤"的主张很有先见之明。

　　所谓"不撤"。故事发生在1943年春，正当南路农民抗日自卫武装组织起来、加紧发展的时候，时任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的王均予接到临时省委通知,要求南路特委县以上干部撤至东江集中，理由是南委和粤北省委因叛徒出卖而遭敌破坏， 南方局指示全粤党组织，除游击区、敌占区外，所有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露了面的马上转移。当时，王均予是粤南省委派往南路特委帮助指导工作的，接到通知后，便与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商量,认为南路特委巳在农村组织了抗日武装，能继续坚持斗争；同时考虑撤至东江，情况复杂， 途中要三次进出日敌封锁线；而且也没有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的指示，长途转移很不安全。因此决定南路特委干部不去东江集中，并由王均予到重庆找南方局说明情况和解决领导关系问题。南方局决定：南路特委由南方局直接领导，不与东江合并。后来南路农民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五万多人，活动范围扩展到十万大山等广大地区。在"七大"大后方代表团会议上，王均予介绍了南路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经过， 受到了与会的叶剑英同志的表扬。

　　为了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刚正不阿 

　　王均予是个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他办事认真，讲究原则，敢于抵制错误，敢于坚持真理。从前面他坚持把省委机关撤回广东和南路干部不去东江集中的故事中， 他为了党的利益，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负责的精神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这里再介绍几个小片断：

　　不恢复组织关系，不发展党员 

　　王均予于1935年7月到广州重建"中青"，到1936年6月，"中青"成员已发展到100多人，这些成员大都经受过多次的学习教育和斗争锻炼，多数已具备了人党条件,有的甚至已经认定王就是共产党员，暗示希望入党的心愿。但王均予认为，自己尚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未恢复组织关系，不能发展党员。于是他只身北上天津找到了北方局，恢复了党的关系。回来后，才以"中青"为基础，发展党员，并于1936年12月重建广州市委。

　　发展党员要逐个审査、逐个发展 

　　王均予从天津回广东后，即按发展党员的手续逐个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正准备通过这批党员继续吸收时,南委书记薛尚实到广州。王汇报说，已开始建党，并已发展了十多名党员。薛听后批评他是"关门主义"，并指示他，"中青"盟员可以一组一组吸收人党。王均予认为,前一段，因为工作刚开始，进度是慢一点，但要他"一组一组吸收"，他不能接受。他认为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有介绍人，而且必须"一个一个"地吸收。后来，他发展党员的速度加快了，但一直坚持"一个一个吸收"，到市委成立时，已有党员100多人， "中青"骨干的90%。入了党。由于发展工作谨慎，考察严格，保证了党员的政治质量。广州党组织此后也再未遭受破坏和损失。由王均予直接发展的党员，后来都成长为我党、政、军领导干部，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接受错误决定 

　　广州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南、市委纠纷事件"，亦称"薛王纠纷事件"。张文彬来广东处理此事时称为"南、市委纠纷"。事起南委关于撤销广州市委的决定。广州市委成立后，发展很快，并且发展到了外县。"七七"抗战爆发，全民奋起抗日，党的组织迎来了恢复发展的好时机。就在这时，薛尚实主持的南临委去信中央，要求调走王均予，撤销其市委书记职务，并成立省工作团，拟以此替代广州市委，并指示罗范群公开宣布南委"撤销广州市委"的决定。此时，王均予正从延安参加白区代表会议回来，听到"撤销广州市委"的决定，认为此与中央的精神不符，当即表示不能接受。并召开市委会议讨论， 一致同意不接受南委的决定，负责传达决定的罗范群本人也不同意撤销市委。为了解决矛盾，市委推荐王均予上延安申诉。此时中央已派张文彬来粤处理此事。张虽对薛、王均有批评，但从取消南临委"撤销广州市委"的错误决定看，王均予不接受错误决定无疑是坚持原则之举。

　　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是广州、广东党组织重建的主要负责人,在广东几进几出，都以革命为重。最后一次到广东前已是中南总工会秘书长， 分配到省劳动局任副局长，也能愉快服从。早在1937年4月，王均予在赴延安参加白区代表会议时，途经天津，向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汇报工作。李知道王均予是湖北人，便问王愿否到武汉工作，并说武汉现在没有党组织，希望王去恢复建党，但要王自己向中央请示。王均予表示愿意到武汉工作，并在会后汇报了北方局拟调其到武汉工作的意向，请中央决定。但洛甫希望王仍回广东工作。并在给罗根(薛尚实）的信中说："王兄到延安开会， 我们很高兴，希望你们好好共同工作，中央马上派人来广东。"此时的王均予已从信中"共同工作"四个字中看出了中央的意图是要其仍回广东。于是,二话不说,带着亲笔信，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回到了广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为了党的事业，清政廉明，生活俭朴 

　　全国解放后，生活条件好了，但他不忘艰苦奋斗，始终保持清廉俭朴的作风。他在中南总工会任秘书长兼财务部长期间,手上虽然有钱，但他从不乱花。湖北省总工会成立时，要中南总工会请客，他没有答应；几个工会干部要求做皮大衣,他也没有同意，后来闹到主任那里，同意每人做一件，可他自己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抵制当时的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给人们树立了一个为政清廉的好榜样。

　　王均予在广东劳动局工作五年,没有分配宿舍，一家数口住在办公室里，他毫无怨言。后来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时，身为行政九级的厅级干部，也只住了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但他巳觉得很满足。后来分院盖了四房二厅的院长楼，要他搬进去，他也不肯搬,说"能住下就行了"。为了给他改善一下住房条件，单位准备给他把水泥地板改铺瓷砖地板，他还是不同意。就这样，直到逝世,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宿舍。

　　王均予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家人也要求很严，生活俭朴，从不铺张。他在世时，全家老小从来不过生日。但对孩子们的进步却十分关心。经常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讲党的光荣传统，教育孩子们要好好学习，踏实工作，不讲空话。当得知小女王小惠加人团组织时，非常高兴，特意买了 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送给她，鼓励她谦虚谨慎，再接再励。这种礼物虽然平常，却体现了父亲对子女的深情关爱，寄托着老一辈对革命接班人的殷切期望。然而，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礼物，让他的子女们如获至宝，感念终身。

　　文化大革命中，王均予被扣上"叛徒"、"走资派"、"为地方主义翻案"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了六年之久，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有病得不到很好治疗，身体备受摧残。虽然人处逆境,但他的心总是向着党的，他相信党、相信人民会做出公正的处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澄清，而且总有一天要平反昭雪。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四人帮" 被打倒后,党中央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英明决策。1985年中共广东省委对他所受迫害，作出正确的结论，推倒一切强加给他的诬陷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是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真理取得的胜利。

　　王均予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从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模范共产党员的闪光身影，看到了一位勇敢、智慧、勤奋、朴素、廉洁、谦虚的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今天我们纪念他，就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髙思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不避艰险、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慨，坚持原则、忍辱负重的高尚气节。尤其是做为一名共产党员， 更要以王均予同志为榜样,遵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六个坚持"和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倡导的"三有一好"的要求，牢记人党誓词，永葆革命本色，争当时代先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死者倘若不能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王均予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王均予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徐邵陵执笔）

　　主要参考书目 

　　《王均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1月。 

　　《广州外县工委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2月。 

　　《广州党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9月。 

　　《广州市志》(卷十一）广州出版社出版,2000年10月。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组织史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