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十分感谢张双庆教授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既然是第一个发言,我想就应该向各位嘉宾介绍一下《华商报》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点，比如：《华商报》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它的办报宗旨是什么？它的版面内容具有哪些独特风格？它有什么经验教训？等等。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问题  《华商报》的性质和办报宗旨。 

　　大家看过展览都知道：《华商报》创刊于1941年4月8日，同年12月12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九龙而主动停办。日本战败投降后，《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复刊，直至1949年10月15日， 即广州解放翌日宣告停刊。前后一共出版了 4年6个月。

　　《华商报》在香港新闻传媒中，以至中国报刊史上都是十分独特的，虽然它是中共领导的、由廖承志推动各个民主党派的进步文化人参与创办的报纸，但他既不像延安《解放日报》那样作为中共的机关报， 也不像重庆《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是采取爱国统一战线形式、以"文人办报"的面目来办的。

　　《华商报》筹办时，周恩来就提出："这张报，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 要灰一点……"(见张友渔《我和〈华商报》）。为了适应文化人的特点,采取文人办报的方式，周恩来又在1941年5月7日就如何对待文化人的问题致电廖承志，指出："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来看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进步了 ；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留有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当时，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参加《华商报》工作的中共党员，正是遵照周恩来这个指示， 积极做好团结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从而使得香港成为茅盾所说的"中国的新文化中心"，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反法西斯文化基地。

　　《华商报》这个名称，是廖承志拟定的。报头"华商报"三个字，则是集孙中山所写的墨迹组成的。骤眼一看，人们可能误以为是《华商报》是香港华商总会办的报纸。实际上，香港华商总会的确曾经办过一张报纸，叫做《华商总会报》，到了1925年才改组成为《华侨日报》。而《华商报》却与此毫不相干。夏衍在回忆文章中说:廖承志想出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确是商人(按:邓为华比银行华人经理）。其次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这在中共所办报刊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复刊时期的《华商报》,也要像创刊时期一样,是全国唯一的中共主办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报纸，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创办社会主义性质的报纸提供了独特的成功的实践经验。

　　《华商报》创刊前夕，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十分严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巳经一年多，德意日法西斯气焰极为嚣张。德国吞并了 9个国家，法兰西败降。意大意乘机夺取了英法两国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殖民地。日本则积极准备南进，向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广大地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为了及早结束在中国大陆泥足深陷的局面，它对蒋介石政权展开了 一系列的诱降活动。另方面，英国和美国则对日本继续采取"绥靖政策",加紧玩弄"东方慕尼黑"把戏，妄想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让日本在解决中国战事之后把矛头指向苏联。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下，国民党政府加紧进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1941年1月，蒋介石调动了 8万大军， 在安徽省茂林地区围剿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对各民主党派也实行消灭异己的政策，肆意取締民主报刊；重庆、桂林等地爱国文化人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了香港， 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面对上述严峻的局势，《华商报》的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十分明确，那就是：在国内问题上，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国际问题上，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反对英美对日本妥协，抨击"东方慕尼黑"阴谋,促进中苏英美建立和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权一方面疯狂抢夺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另方面积极部署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针对这种情况，《华商报》复刊后的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是: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反对内战， 反对独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团结各个民主党派和各个阶层的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内反动派。《华商报》的实践证明：由于认真地按照这一方针进行宣传报道，配合真挚诚恳的团结联络工作，使得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民群众,从对中共心存疑虑转到支援它的政治主张；也使得那些处于犹豫动摇状态的自由主义者，从拥护蒋介石转到反对他的倒行逆施的内外政策,逐渐走上爱国民主的道路。这对于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以及创建新中国的事业,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

　　总而言之，《华商报》不论是创刊时期还是复刊时期，它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如果要把这两个时期的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作一概括,那么我认为可以作以下的表述:宣传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团结奋斗，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共和国。

　　第二个问题  《华商报》的版面和独特风格 

　　《华商报》通常只是出版一大张四个版，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版面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显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

　　先说言论。言论，被称为报纸的灵魂。《华商报》从创刊开始就很重视言论。除第一版每日刊出一篇社论外，第二版还设有《今日的问题》、《国际一周》、《经济一周》等专栏。在内战全面打响之后，更是开辟了《一周战局》的专论，由廖沫沙以"怀湘" 的笔名撰写。他以丰富的战报材料，夹叙夹议的笔法,通俗生动的语言，分析人民战争的发展趋势，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胜利进军图，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

　　再说新闻报道。《华商报》的第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际新闻，三版是副刊和华南新闻，四版是本港新闻和经济新闻。从整张报纸新闻报道的比重来看：国内国外，以国内为主；华南香港，以华南为主。这是由《华商报》的办报宗旨和广大读者的需要决定的。

　　关于国内的报道，《华商报》从创刊之日起，就一直把抗日救亡的新闻作为中心内容。1946年复刊之后，同样以国内报道为重点，并且充分表达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愿望。例如：关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一方面充分反映了经过各个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所取得的协定，另方面又用事实讲话,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又如：关于国民党特务在重庆较场口捣乱庆祝政协成功的群众大会，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複亮、章乃器等多人的事件，关于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暗杀的事件，《华商报》都作了详实的报道，让读者看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暴政。

　　关于华南地区的报道，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人民武装活动地区的新鲜事物,都在《华商报》上有所反映。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各地武装斗争迅速开展，以广东为中心，深人广西、云南，绵延闽、赣、湘、黔4省的7大块游击根据地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华商报》都作了独家报道，后来还为此开辟了《华南版》,这在香港报纸上也是罕见的。

　　但是，所谓"以国内为主"、"以华南为主"，是从整张报纸的报道相对来说的。"为主"并非"唯一",其他报道并没有受到削弱。

　　拿国际时事来说,不但每天有固定的版面，而且是精心选择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由曹伯韩、任以沛、丘成等外语专家迅速译出，再经总编辑审核才决定排版。所以，《华商报》的国际时事报道，一向以及时、准确著称。特别是有关国际问题的评论,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享誉海内外。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拥有一批曾经留学德、日、英、美等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例如金仲华、乔冠华、杨潮（羊棗、刘思慕、邵宗汉、张明乔、郑林禹等人，都是学识渊博的巨匠。他们熟识世界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又善于收集国外敌、友、我各方面的报刊作为参考材料，进行研究分析，从而使得发表的评论几乎"百发百中"。

　　再看香港当地新闻，事实上，《华商报》是很重视的，港闻版就有多个精炼的记者专门负责采访工作。同香港其他报纸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对那些杀人、抢劫、强盗、自杀一类社会新闻，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有选择地刊登。另方面，是关注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例如：1947年10月初飓风猛袭香港海港，千余渔民失踪，我们立即发表社论：《救难惜民一抢救海上遇难的渔民》。同月22日，突出报道了香港小贩谋生的困难，同时发表社论：《为七万小贩呼吁》；三日后再发表社论，题为《再为小贩、西洋菜农呼吁》。通过这些报道和评论,密切了《华商报》与香港同胞的联系，有利于报纸根植于当地群众之中。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华商报》处于国际贸易、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出版， 对于经济的新闻报道，自然不能忽视。负责经济版采访兼编辑的，虽然只有赵元浩和孙孺两人，但他们干得很出色，以致《华侨日报》也请他们协助开设经济专版。后来他们还为创办《经济导报》杂志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了上述的言论和新闻报道两个方面外，文学性的副刊也是《华商报》与众不同的版面内容和独特风格。

　　《华商报》创刊时副刊名为《灯塔》，复刊时改为《热风》。1948年8月25日起，又改为《茶亭》。尽管编者换了几个，但编辑方针基本上是一致的。文章的战斗锋芒始终是那么犀利，内容的丰富多彩始终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杂文，是副刊的主要品种。先后开设过《灯下谭》、《东拉西扯》、《无所不谈》、《家常话》、《欲说还休》、《心照不宣》以及《三言两语》等等大小专栏，每篇千字左右或几十个字，由杂文老手聂绀驽、胡希明等人执笔。这些杂文有如匕首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让读者在读得痛快淋漓之余，也看穿了敌人的狰狞面目。与此同时， 副刊还经常发表名家秦牧、楼棲等人的散文。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歌颂光明，赞美新生事物,温暖着广大读者的心。

　　此外,副刊也经常进出针砭时弊和迎接胜利的诗篇，对于提高人们的觉悟，鼓舞人们的斗争，起着一定的作用。还有，鞭挞独裁、讽刺腐败的漫画，也经常在副刊中刊出。可以说，《华商报》的副刊把十八般武器都用上了。

　　《华商报》副刊一直重视连载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影响较大的，例如：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这是作者对西北、西南地区战时情景的多视觉描述，让人们看到战争洗礼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又如：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如实地记下了在桂林被囚禁的经历。又如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更是展示了抗战八年作者经历的重大事件，既有血迹斑斑的描述，又有大声疾呼的控诉。此外，茅盾的《苏联游记》、爱伦堡的《美国印象》，则以更广阔的视觉让读者看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情景。

　　《华商报》副刊既发表了许多名家佳作,也选登了大量读者来稿。其中有些投稿者由于受到鼓舞，坚定了走上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知名作家。

　　为了探索副刊走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热风》曾经发表过两个言小说：《炒家散记》、《忙人世界》，都是以本港市民为物件的。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47年11月连载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小说主人翁虾球是香港水上人家的穷孩子，生活潦倒,受尽折磨。由于情节曲折，牵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应。每天报纸一出，读者就争着购买,互相传阅。到了 1948年7月，副刊又连载香港知名作家侣伦的小说《穷巷》，也引起了香港文艺界的良好反映。后来，《茶亭》还发表了郑江萍的小说《马骝精与猪八戒》，记述了东江抗日游击队小鬼成长的故事,甚受读者欢迎，画家陆无涯还将它改编成连环画出版。同时,《华商报》副刊还出版过多期的《方言文学志号》，发表咸水歌、龙舟、粤讴、潮州话小说、客家话讽刺诗等等。应该说，这些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使得副刊更加显得具有地方特色，多姿多彩。

　　第三个问题  《华商报》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华商报》的出版时间尽管只有4年6 个月，但由于它是中共创办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报纸,而且是在港英管治下公开发行的报纸，所以，它的实践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为此,广东、北京、香港三地的老新闻工作者三十多人，曾经于1994 年9月在广州举行过《华商报》历史经验研讨会，收到论文14篇,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如何办好爱国爱港的报纸这个课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内容十分丰富。在今天这个座谈会上，我不可能将这些历史经验加以概论，只想着重谈谈个人的四点体会。

　　第一  要坚持一切从香港社会的实际出发

　　《华商报》创刊和复刊时，是认真地研究了香港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人口结构等状况的。以二次大战以后来说，香港虽然依然是英国占领下实行殖民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呼声甚高，在世界政治大气候影响下，港英当局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对中国市民爱国活动的限制也有所放松，从过去只有取缔、镇压的一手，改为既镇压又容忍的两手。与此同时,港英当局虽然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但眼看国民党的气数将尽， 它对中共的关系不得不"留有余地"，只要你不侵犯到它殖民统治的根本利益，他可以"只眼开只眼闭",不予取缔。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周恩来决定在香港设立不挂牌的八路军办事处、决定复办《华商报》等等，以便更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和海外宣传的工作，显然是完全正确的；而《华商报》不作为党委机会报来办，而以"文人办报"的姿态出现，在编辑方针、版面内容等各个方面， 坚持一切从香港实际出发，坚持"港报港办"，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  要依照香港的法律办事

　　日本投降后，由于美国支援蒋介石政府大打内战,使得美国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英国与中国人民的矛盾的相对处于次要位置。因此，早在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南京局就曾指示粤港工委说："香港《华商报》、《正报》与华南通讯社就应运用英美矛盾，争取长期存在，对英不加刺激， 适当而有步骤的批评"。我们《华商报》等在港的机构，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一切活动都遵守香港的法律，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合法的方式进行工作。例如：到了 1949 年10月10日刊登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时， 仍然不得不将"蒋介石"三个字排成"XX X、所以，港英当局找不到任何藉口取缔我们；就连香港警察总督也不得不公开宣称，共产党"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绝无非法行动，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当然，"不加以任何干涉"是假的， 外松内紧，暗中监视，倒是符合事实的。

　　在依法办报这个问题上，《华商报》有过一次教训。1949年9月4日，港闻版刊登了一则新闻，报道英国驻军一名士兵多次强奸新界青山一位村妇的事件。次日， 又刊出了受害人蔡亚容痛诉这一兽行的详情。见报之后,香港同胞义愤填膺，要求港英当局严惩强奸者。这篇正义的报道， 由于没有使用"据称"、"疑犯"等用语，又是在判案之前刊出的，被律政司指为"藐视法庭"，于9月21日在高等法院开庭审讯,结果被罚款4000元。这是二战之后香港因"藐视法庭"被判处罚款的第一宗案件。后来，在社会舆论影响下，港英当局终于进行审理，证实该名英国士兵一夜之间六次强奸蔡亚容的罪行成立。但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事实确凿,但是触犯当地的法律程式，那也是不行的。

　　第三  要正确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香港报纸数目很多，但像《华商报》这样的报纸则从未有过〔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是1948年后才出版的、一般市民习惯于阅读软性的报纸。所以，《华商报》在实行"港报港办"中更加要注意把高度的原则性与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相结合， 才能使读者喜闻乐见。

　　所谓"原则性"，主要是指：（一)始终站稳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说话，对人民负责，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二） 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和海外同胞，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所谓"灵活性"，则是指《华商报》与解放区的报纸相比较而言的。例如：（一)新闻来源可以多渠道。因为当时在解放区办报，只能采用新华社的新闻电讯，但在香港办报却不能这样，而应大量选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否则，就会落后于其他报纸， 脱离群众。（二）报纸的社论不必代表官方，更不应板起脸孔说教，而要把读者当成朋友，春风满面地倾谈。（三）资本主义社会读者普遍关心的社会新闻，《华商报》同样可以刊登。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悲欢离合等等人生际遇，具有浓郁的人情味， 不能一概否定。等等。

　　第四  把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与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相结合

　　《华商报》出版期间，香港居民在政治思想上大多处于中间状态，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往往认识不清，而对于中共则不大了解，甚至存在着疑惧的心理。所以，我们的言论调子和报道内容，必须首先适应他们的接受水平，千方百计把他们吸引到报纸周围来。当然，"适应"、"照顾"绝非"迁就"、"迎合"。《华商报》四年半的实践，是很注意逐步提高读者的思想觉悟。例如，对蒋介石的称谓，复刊初期是称"蒋主席"、"蒋委员长"，1947年"七'七"以后，便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对国民党军队,初时还从俗地称为"中央军"，1947年中旬以后，就叫做"蒋军"了。因为这个时候，在广大中间状态读者心目中，国民党当局已经是垂死挣扎,频临覆灭了。

　　我就讲这些，耽搁了大家不少时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