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学是1888年由美国人创办的。1927年由中国人收回自办。由于政治和宗教背景的历史原因，社会上对岭南大学的看法是一间“贵族学校”。由于是私立大学，它有自己的自主权，不大愿意受当局控制，学校虽在政治上沉沉寂寂，但政治环境也略为宽松。

　　怎样利用岭南大学这特殊的情况与客观现实条件进行工作，钟明同志有其独特的思考与做法：主要是把岭南大学作为地下党秘密文件的收受点，并且把与美、蒋有关的单位作为荫蔽的场作。

　　1946年6月21日，国民党广州当局查封了兄弟图书公司，6月29日又封闭了“华商报”、“正报”驻广州办事处等单位。同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双十协定”，部署大规模进攻解放区。钟明同志时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城工副书记、广州总特派员( 市委书记) ，他根据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把学运工作全面考虑，作纵深配备，使岭南大学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侧翼中的侧翼。

　　岭南大学的女同学以往没有自己的组织，我们根据钟明同志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女同学会，抓住同学们最关心的问题去开展工作。当时同学们最不满的是学校膳堂的伙食质量太差。我们先组织一个女同学会，推选一位年级较高又比较愿意接受我们意见的、较有威望的中间人物陈扬婵做会长，由女同学会自己建立膳堂，又推举乐于为大家服务的蒋宁同学去办这件工作。蒋宁是“爱协” ( 后改称地下学联)成员。我们在新女学生宿舍楼下找了一间小房子做女同学会的办公室，订了报纸供同学们阅览。我们又动员大家推选学习成绩较好的盘筱鑫同学做宣传股长( 盘是地下学联成员) ，办公室和书柜的锁匙均由她掌管。这样我们地下学联就有了一块“小阵地”，地下党有了立足点。

　　做好了这一工作之后，钟明同志与我们约定，把岭南大学作为从香港寄来的秘密文件的接收点。他指示在香港的同志以圣士提反和拔萃等英文书院的名义，用漂亮的信封装入新华社电讯、华商报、正报、“群众”等资料、刊物寄给新女生宿舍的某某小姐收，所用的名字都是事前约定好的。有时香港方面又将文件夹入英文画报中寄来，我们都能安全收到。有些同学的家里比较有名望，而学生本人的思想则倾向我们的，就动员他们为我们做掩护工作。如同学沈瑶君的父亲是当时广东省银行的行长叫沈载和，有一间别墅在惠福东路盐运西一巷，我们将“七大”文章以及一些秘密文件放在沈瑶君处由她保管。当时广州海关是美国势力所控制，盘筱鑫有个亲人叫曾保棠在广州海关工作，他思想进步，我们将文件放在他处，然后转交盘筱鑫，这是用合法进行掩护。我由于被学校当局及个别同学所注意，因而利用有美国交换生来校学习的机会，我向学校请求与交换生同住，两人一室，交换生不会说中国话，也不懂中文，和她同住有利于我保管文件，这些条件只有岭南大学才有。地下学联成员黄金夙利用与她相熟、可靠的一个美国人所雇的中国佣人，在其住处的地下室存放内藏文件的“麦米并干”罐。总之，我们想尽办法利用学校的薄弱环节和可能利用的条件为我们所用。这些做法都是经钟明同志慎密考虑同意的。

　　钟明同志与我每周见面一次，由我交给他文件并汇报工作，他对我作指示。我们见面多在一些辟静的地方，如沙面、西村、中山纪念堂等。每次见面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有一次钟明同志对我说：“收到文件，解决了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黄志坚是我的同学，1947年9月被吸收入党。1946年他毕业后在广东国际救济委员会任职，负责国内外的文书来往、救济物品的调配等工作，该委员会与美国关系密切，黄入党后，由钟明同志直接领导。按党组织意见，要派人打入一些与国民党及美国有关的机构收集情报。黄入党后，发展了思想进步、受其信任的友人周沛桢加入“新经协”，周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第三工作队及美国经济合作署华南分署任职，做收发文登记、编号、归档等工作，他得以较全面地接触到一些文件，他将有关文件的副本给黄志坚转交党组织。他还每晚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纪录新闻、战场情况，用最薄的日本出产的纸复写成若干份，通过秘密渠道交给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公布国旗的制作方法也是他记录下来送交给党组织的。黄志坚与周沛桢虽然是在属于经济性质的机构工作，但从党组织上说可以讲是岭南大学党的地下组织的延伸。钟明同志有一次对我说：黄志坚那里是个“ 望台”。岭南大学的地下学联工作，在钟明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取得了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