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周年了。我觉得“钟明”这个名字，很符合于他毕生钟情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很符合于他钟情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如明媚春光。我们现在纪念他，要学习他的崇高理想，学习他对祖国事业的满腔热情。

　　我初次见到钟明同志，是在1950年冬。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一周年，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建设新中国，钟明同志参加了赴苏联参观学习的代表团回来，在礼堂上向我们作了几次报告。他当时方过“而立”之年，梳着整齐的分头，衣服也穿得很整齐、站在讲台上，兴致勃勃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去苏联参观学习的情况，讲得详细有条理娓娓动人。

　　那时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目标，在宣布推翻了

　　“三座大山”之后，必须继续从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旧社会制度。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宏伟事业，中国自身尚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因此必须向当时世界上已经建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学习。钟明同志洋溢着这方面的豪情。

　　不久以后，钟明同志当了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这几年中，他对于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方针政策都很重视，经常向广州市广大干部传达和作形势报告，在讲话中经常运用群众中的一些形象的语言作比喻，讲得生动，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1956年，广州市文教部成立，我被调去文教部当文教处长，钟明同志当时已经当了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副市长，兼领导宣传文教战线工作。我见到他的机会比较多了，时常听到了梁煦部长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他对文教工作的一些指示，有时他也来到文教系统参加一些会议，听到了他的讲话和工作布置。

　　1956年，中央提出了要落实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时，他也很重视，在广州市文教系统中认真贯彻开展工作，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梁煦部长派我带了处里几个干部，下到广州市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好或者存在问题比较多的中学去调查；介绍经验。后来党中央又下达了一个新的指示，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清理中内层”时，钟明同志亲自在教育系统中作动员报告，号召曾参加过国民党的知识分子自动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并且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分片下到各个中学指导工作，贯彻中央政策。钟明同志对于处理知识分子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很慎重，考虑得很周到，很注意掌握分寸，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钟明同志的为人平易近人，待人和气，没有架子，尤其是对于在他领导下年纪比他大的同志，平常在谈话中都很注意礼貌表示尊重。即使偶然碰到了个别同志在向他提意见中态度不够冷静时，他的态度也依然很冷静，我没有看见他动过气。我在不少场合中，看见钟明同志和梁煦同志都很认真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讲出来的话很严谨，因此我要发言时也尽量开动脑筋，尽量把问题想得周密一些。但是到了梁煦同志讲话时，总是感到他比我想的还要周密，最后等到了钟明同志的讲话时，又使我更感到想得周密了。他们的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使我感到言不由衷的佩服。

　　我在广州市委中，只是下面一个干部，对于市委领导层的许多事情不够了解，但是我所亲眼见到的钟明同志，是一位平素很谨慎、奉公守法、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竞竞业业工作，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为人正派的领导同志。

　　1959年，钟明同志受到“反地方主义”的错误批判和处分，后来给予平反。当时，钟明同志在广州市处级以上干部中不断开了大会小会，一连开了近两个月，对他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他很受委屈作了多次检查。

　　现在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当时人们对他所揭发批判的工作和使用干部问题，有的不一定是他的缺点错误，有的即使有缺点或有不当之处，可以打开窗子说亮话，哪里有人从来没有缺点和错误呢&退一步来说吧，他也不是那种有意拉邦结派，标新立异，闹独立性，与上面和中央分庭抗礼，搞地方主义者。其实，主要还是由于他是本地干部，长时间在本地当了一个领导人，因此运动一来了，也要把他当作是一个靶子。

　　广州市反了地方主义之后不久便到了过春节。正月初一那天上午，梁煦部长还是像往常一样，带了我们几位同志去看钟明同志。到了他的家里，看见原来他亲自种的摆在阳台上的盆花，已经被他搬掉了，他穿着一套工人衣服刚从外面回来，对我们说，他一大早就出去，到附近的下水道去参加劳动。他同我们说话时，态度已经很平静，看样子他已经完全下决心要老老实实当一个被劳动改造者了，我看了内心深受感动，使我懂得了一点什么叫委屈求全、顾全大局，钟明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他对党是忠心耿耿，勤奋工作，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共产党员。如果遵照现在党中央的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钟明同志也不至于受到那么多委屈，对他当时的处境深表同情，也感到他一生追求的美好共产主义的理想正在不断实现。我深切怀念钟明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