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东支部支援香港海员工人罢工

　　1月12日，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为反抗香港英国资本家对中国海员的非人待遇、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罢工海员纷纷返回广州坚持斗争。2 月9日，中共广东支部发出《敬告罢工海员》，号召工人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并在广州组织香港罢工后援会，支援香港工人罢工。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参加接待罢工回穗工人，还分别到街头进行演讲， 并向群众散发传单3000份，协助“香港罢工总办事处”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同年3月4日，各行业罢工工人在离港返省途中，于沙田遭英兵开枪射击，造成沙田惨案。罢工坚持了 56天，迫使英国资本家接受海员工人要求，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成立大会

　　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暨马克思纪念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举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是在中共中央、临时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在恢复广州青年团组织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共一大之后，张太雷在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大会后回到上海。他受少年国际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主持整顿青年团组织，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规定“正式团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随后，谭平山“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他把老团员联络起来，恢复了广州青年团组织的活动，并在改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筹建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素波巷19号设立办事处，以谭植棠、张翼鹏、刘琴西、刘尔崧为经理。谭平山等人吸取了建团初期的经验教训，首先明确建团的指导思想，“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1922年1月15日，他们召开万人集会，纪念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难3周年，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宣传团的宗旨，说明入团的目的。2月2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创刊，公开发表宣言，明确表示：“我们最膺服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宣传发动工作卓有成效，广州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至1922年3月初广州的团员就发展到400 多人。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工作，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在广东已全面展开，谭平山报告代理团中央，决定在3月14日召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一天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逝世39周年纪念日，选择这一天召开团的成立大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表明：广州先进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 终于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们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决心继承马克思的遗志，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有青年团员、学生、教员、工人等3000多人参加大会。谭平山在会上报告建团筹备经过及工作计划，并代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致答词，宣称“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认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团的指导思想，这是广州青年团组织思想建设上一个重大飞跃。3月19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素波巷召开全体团员讨论会，选举产生了由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何觉甫、蓝详奎、冯菊坡、沈厚培等7人组成的章程审查委员会，负责拟定团的各项章程。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各民族和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回国的冯菊坡、王寒烬在会上介绍了俄国共产党政策及国民实况。会上讨论了团组织大纲及总则， 社会主义讨论会章程等9项议案。4月2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正式公布，明确规定“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4月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以通讯选举法选举谭平山任书记，王寒^任劳工委员会委员长兼劳动组织部主任，陈公博任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谢英伯任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王觉群任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余韶任军人运动委员会委员长，陈俊生任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务部主任，何寿英任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由书记及以上7个委员会正、副委员长组成执行委员会，主持一切团务。4月10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各部人员的任职：由杨章甫任文书部主任，梁空任宣传部主任， 谭植棠任财政部主任等。至此，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领导机构正式建立起来。

　　陈独秀在广州主持召开党的干部会议

　　4月，为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团临时中央局代表张太雷、翟秋白等到达广州。达林在张太雷、瞿秋白的陪同下访问了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赞成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人国民党，与国民党合作。会谈之后达林向陈独秀建议，在广州召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讨论关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合问题。达林的建议被采纳。4月27日，中共中央局召集到穗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团一大的党、团干部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翟秋白、张太雷、邓中夏、达林以及各地党、团组织负责人共20多人，约占当时全党人数的五分之一。达林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会议关于共产党人要团结各派势力，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等的精神作了报告。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党对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同时讨论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认为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会议还商定了庆祝五一的口号的基本内容：（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苏俄；（二）反对国内反动派；（三）支持孙中山政府。这次会议是党的创建时期在广州召开的一次重要干部会议，是中共党内酝酿国共合作的重要开端。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

　　4月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告，定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州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大会的筹备工作由在广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负责，会议招待处设在广州市素波巷宣传员养成所内。

　　5月1日，广州工人5万多人在第一公园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出席全国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参加了庆祝大会，陈独秀、张特立（即张国焘）分别发表了《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无产阶级革命之必要》的演说。随后，全市工人、巿民和学生约10万人举行提灯大游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谭平山高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大旗走在队伍前列。游行队伍高举“劳工神圣”、“工作八小时”、“破除资本制度”等标语，沿途散发《五一圣节之由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敬告工人》、《先驱》之《五一纪念专号》等印刷品，又在大会会场设站发售《劳工运动史》、《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

　　5月1日晚，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机器工会（现广州市滨江西路230号） 举行。到会代表共162人，代表12个城巿的100多个工会，20万有组织的工人。其中以广州、香港两地的代表最多，约占全体代表总数的80%。大会总结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中心议题是：工会组织以产业组织为原则；全国工人奋斗的目标是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反对苛虐的待遇；在斗争中工人阶级要团结互助。各省、市工会代表提出的议案，由大会选出邓汉兴、谭平山、区云轩、潘兆銮、张理全、张特立、黄汝谦、彭大汉、张瑞成、许白昊、李占标等11人为审查委员，负责审查、归并，然后付诸讨论。在大会上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这三个议案的主要内容是：（一）罢工援助案规定，凡遇某地发生罢工时，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通知全国各工会的任务。各工会应通知所属会员予以援助。（二）全国工会组织原则案要求“组织工会应以产业组合为原则”,确是不按产业组合的，“则仍沿用职业组织法以为着手之起点”。同时要求“首先组合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成为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由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之前，先设一全国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三）铲除工界虎伥案规定要对付压迫工人和破坏罢工的工贼。

　　由于出席大会的代表成分复杂，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 有流氓市侩的招牌工会代表，还有工商组合的团体代表，所以，会议期间不断发生各种冲突，但由于中共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而大会在基本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大会讨论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10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削平行帮，消除隔阂， 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促进了全国工会组织的联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广州作为大会的举办地，工人运动所受到的鼓舞尤其巨大。10月7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劳动法大纲”并领导全国掀起“劳动立法运动”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发动109个工会通电拥护，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布实行。10月中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负责人冯菊坡、阮啸仙、周其鉴、刘尔磁等联合广东总工会、盐业工会、轮船工会、革履工会、机织工会等工人团体组织“爱群通讯社”，社址设在广州惠福中路玉华中约20号之二的二楼，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合法机构，并出版《星期报》以联络工人，指导工人群众斗争。至1923年2月，广州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工会联合会，由中共党员张瑞成任负责人，属下工会200多个，占全省总工会总数的三分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团一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和推动下召开的。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即决定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并派党员加强对各地团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年8月，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回国，他根据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关于加强对团工作的意见，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一起，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整顿和恢复工作的任务。他们吸取

　　了 1920年各地团组织建立初期团员宗旨不一致的经验教训，从加强团的思想建设着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到团的一大召开前夕，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地方有17处：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分布在江苏、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安徽、浙江、广西等省，团员达5000多人。1922年2月22日，在上海的临时团中央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的名义，向各地团组织发出了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由于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统治下，开大会不安全，而广州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比较清明，团广东组织领导人谭平山给团临时中央去信积极建议，团一大最后定在广州举行。

　　团一大的开幕式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上海、长沙、北京、南京、唐山、天津、保定、杭州等15个地方团共25人：上海团的临时中央代表张椿年（即张太雷）、方国昌（即施存统）、蔡和森、张继武，广州代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谢英伯，上海代表许白昊，北京代表邓仲澥（即邓中夏）、金家凤，天津代表吕一鸣、李峙山，保定代表张仲毅、王仲强，唐山代表李树彝，太原代表王振翼，武昌代表张绍康，长沙代表易礼容、陈子博，杭州代表俞秀松， 佛山代表梁复燃、梁桂华，汕头代表叶纫芳，南京代表莫耀明。参加大会的还有两名外国人以及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共1500多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彭湃、刘尔崧、张善铭、郭瘦真、周其鉴、蓝裕业、刘琴西、杨章甫等参加了大会开幕式，并协助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大会首先由张椿年致开幕词，继由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及团员代表16人演讲。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作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精神》的重要讲话，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讲话，朝鲜青年团代表太洪也讲了话。大会气氛极为热烈。

　　大会开了6天，举行会议8次，连日听取了施存统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以及各地代表谭平山（广东）、邓中夏（北京）、易礼容(长沙）、莫耀明（南京）等人所作的本地团的情况报告，并且讨论通过了7个议案，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的关系之议决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团之关系议决案》。在团的纲领中，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团的纲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伊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即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要求。团章规定：“凡15岁以上28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大会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最后，大会在5月10日晚上，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了高尚德（高君宇）、方国昌、张椿年、蔡和森、俞秀松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方国昌被推选为书记。

　　这次大会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使之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 成为党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

　　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

　　1922年6月，广东的党员人数已达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他们是： 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林伯渠、杨匏安、阮啸仙、刘尔搽、周其鉴、张善铭、杨章甫、黄学增、冯菊坡、王寒烬、梁复燃、罗绮园、黄裕谦、郭植生、谭天度、陈适曦、郭瘦真、赖玉润、施卜、杨殷、潘兆銮、张瑞成、沈厚堃、梁桂华、钱维芳、周侠生、王卓如、佘广。由于党组织不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1921年11月发出的《通告》，其中有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区积极发展党员，成立区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中共广东支部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广东区委”或“粵区委”），由谭平山任书记。

　　6月6日，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支持下，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公开叛变。孙中山退避上海。此后半年多时间里，广州处于陈炯明的反动统治之下，中共广东党组织转人地下活动。由于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人没有执行中共中央局关于拥孙反陈的指示，因而受到纪律处分。谭平山调往北京工作，陈公博被开除党籍，谭植棠也受了党纪处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改由冯菊坡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