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广州引起强烈反响

　　5月4日，北京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合，示威游行， 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 人。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7日，广州各校学生纷纷开展纪念“五七”国耻日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1 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联合各界群众数万人在东园广场召开国民大会，高呼“还我青岛”、“誓杀国贼”、“抵制日货”等口号。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 并到广东军政府请愿，向总裁岑春煊、外交部长伍廷芳提出三项要求：（一） 取消二十一条及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直接收回青岛；（二）依法惩办卖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

　　5月25日，广州50多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广东高等师范礼堂开会，阮啸仙、周其鉴、张殿邦等发表演讲，呼吁立即实现罢课、抵制和查禁日货，并立即成立学生联合会来组织斗争。28日和29日，广州学生5000多人连续两天举行游行，抵制日货。30日，广州学生以军乐队为前导，再次举行示威大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抵制日货”、”痛殴国贼”等口号。部分市民也走上街头，加人游行队伍。在经销日货的大新百货公司门口，部分学生、巿民与守门的商团兵发生冲突，广州当局应日本驻广州总领事的要求，派警察前往镇压，学生、市民被驱散，刘尔崧等3人被捕。31日，广东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接连发出《督军、省长布告》、《省长公署布告》、《警察厅布告》，禁止学生的爱国活动。

　　面对当局的高压政策，广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实行总罢课以示抗议。6月，广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和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分别成立。这两大学生组织统率全省学生，联合社会各阶层，以抵制日货为中心，把爱国运动引向深入，并创办了《广东学生联合会月报》和《雪耻周报》，宣传反帝爱国。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签和约，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胜利达到，但广州的运动继续深入。7月中旬，广州电力公司工人、自来水厂工人、铁路工人、人力车夫、轿夫等相继举行政治罢工，支援学生爱国运动， 标志着广州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暑假期间，广州学生深入省内各地宣传抵制日货和打击奸商。10月25日，部分学生将缴获的日货集中到东园当众烧毁。广东当局派出警察再次对学生实行镇压，造成学生4人死亡，白多人受伤，周其鉴、张殿邦等近60人被捕。11月18日至12月16日， 广州学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罢课斗争，要求当局惩办镇压学生的元凶，迫使当局答应了要求。12月17日,广州各校复课，广州学生为响应五四运动持续进行了7个月的斗争结朿。

　　广州出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

　　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刘伯垂在广州创办《惟民》周刊，介绍苏俄革命后的情况，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了今后中国劳动界必须组织一个“大团体”，去“开辟中国劳动界的新纪元”。11月11日，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一文。该文分19次刊出，到12月4日刊完。它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问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赞颂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在此前后，杨匏安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文章，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美学、哲学及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20日，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创办的《广东群报》出版。该报以宣传新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提出“讲求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学”，“做贫苦劳动者底（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广东群报》除了连载《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列宁传》和列宁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演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以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瞿秋白的莫斯科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文以外，还发表了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来往书信。1920年底，孙中山总统府的代参军长林修梅在广州写下了《社会主义之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一系列文章，公开宣传“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合适”，他还根据马克思关于建立“产业军”的思想，提出改革中国军队为“农工军”的主张，拟订了《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他这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见解，在当时军政界引起了震动。1921年2月13 日，《劳动与妇女》在广州创刊。主编沈玄庐原是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等。该刊向广大劳动群众和被压迫妇女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要得到彻底的解放，必须依靠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还驳斥了攻击社会主义主张公妻等谬论。

　　在中国，广东的先进入士是最早认识马克思，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群体之一。早在1902年，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就提到：“麦喀士 （即马克思），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此后，他又多次提到马克思，但并没有介绍马克思的思想。1906年，广东番禺人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要点。这是在中国第一次介绍马、恩的重要著作。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等在《晦鸣录》等刊物上，也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引起了广州青年知识界的进一步关注。1917年11月23日，广州出版的《广东中华新报》以《俄国京都大乱》为题，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同年12月28日，该报发表《李年（列宁）胜利之原因》，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十月革命的思想理论。

　　在五四运动之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广州许多报刊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向导》等刊物“像潮水般涌到广州”。共产党的早期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等数十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大量传人广州。原在广州的先进知识分子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杨善集等人，也深人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为进一步推动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共广州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