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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践行开门修志的新型地方志工作模式----以广州市地方志工作为例
  • 来源: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1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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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践行开门修志的新型地方志工作模式

----以广州市地方志工作为例

内容提要:由于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地方志工作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强烈,志书作为丰富详实又具有权威性的地方资料文献,应该更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因此,开门修志已经逐步成为全国地方志机构开展工作的新模式。作为既有着两千多年深厚历史又在改革开放中处于前沿地位的广州,更应该承担起“排头兵”的重任,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服务广大民众,让更多的人认识地方志,了解地方志。

关键词:地方志   开门修志  重要性

地方志,是志书及与其有关的方志机构、方志编纂、方志工作、方志事业、方志文化等事项或活动的总称,简称“方志”。志书则是指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书籍文献。狭义上的地方志仅指志书,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鉴地方志又是区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载体之一, 是具备高权威性、高可信度、大信息量的地方文献, 是全面系统地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文明的最好文化形式,既是“记载一地各方面的情况”[1]的综合性百科全书,又是“往往追溯历史”[2]的丰富史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然而,如此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资料文献,真正被使用的频率却不高。一直以来,人们对地方志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若非从事地方志相关工作或从事历史研究,很少人会选择使用地方志书进行阅读或者研究。虽然各地的史志部门在修志工作上取得了很多成绩,编纂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志鉴和地情书籍,但是由于长期以来默默无闻闭门修志的状态,使得外界对地方志知之甚少。反思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丁惠义在《走编研用相结合的道路——上海市奉贤区史志办开门修志的探索》一文中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一是地位低下。读志用志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需要各级领导的支持,党史办公室和地方志办公室都是在一个地区不被领导重视的二线部门,只能缩在一个角落里默默无闻地做点工作,只求太平,不求轰轰烈烈。二是经费缺乏。读志用志需要组织发动,开会座谈,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钱”字,千言万语好说,但是没有钱寸步难行。三是事不关己。按照一个编辑的责任,读志用志应该不属于其责任,读志用志是读者的事情。所以对于志书编辑来讲,尚未形成推动读志用志工作的使命感。四是保护知识产权。数年写一志(),每出版一部志书都要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一部书中凝聚着志办同志大量的心血,有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是好的,但是志书不同于其他著作,是全体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其资料和成果应该是全社会共用的。我们不能因为保护知识产权而封闭信息,将掌握的大量地情资料不让其他人共享。总之,史志部门的地位不高和史志工作者眼光的狭隘,终不能把志书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3]我认为,以上原因同样适用于全国各地包括广州市的地方志工作。自隋唐确立地方志“官修”制度[4]以来,“资政、存史”的功能一直占据主导,客观地记述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现状,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是地方志工作一贯坚持的宗旨,而在“育人”为首的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一直被忽视。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极速膨胀和现代高科技技术手段的普遍运用,使得传统的修志模式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日益强烈,闭门门修志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地方志工作者积极探索修志工作新模式,不仅仅满足于将地方志作为“存史、资政”的工具,而是通过各种新型媒介和技术手段,采取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到修志事业中来,同时更加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熏陶,“育人”功能逐渐得到强化。拿广州市来说,作为一座拥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在近现代革命和改革开放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的超级大城市,改革往往在这座城市中率先进行。近年来,广州市的各大政府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改革,推行各种便民利民措施,并收到良好效果。而作为广州市政府直属参公事业单位的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也在地方志工作上不断开拓进取,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地方志,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修志,并和多个部门建立合作关系,联合举办广州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打造出一批以“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代表的地情教育基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门修志。通过一系列举措,广州地方志事业蒸蒸日上,广州市地方志机构的知名度也提升不少。由此可见,开门修志是一项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和民众需求的地方志发展新模式。如何将开门修志变成常态化的地方志工作模式呢?下面,我结合广州市地方志工作实践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开门修志工作理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地方志工作面临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世界经济多极化”“国家加大了文化建设投入”“国家信息化建设对地方志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依法修志……切实行使依法行政职能和职责成为必然”[5]等新的形势,决定了闭门修志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地方志必须以新的思维、新的方式、新的渠道成为能被大众所方便获得、易于采信的文化财富。另一方面,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地方志也必须通过广泛宣传扩大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工作模式的转变,首先要从转变思想开始。地方志工作者,尤其是从事地方志工作较长时间的同志,一定要学会审时度势,认清当前地方志工作面临的困境,充分理解时代对地方志工作提出的要求。不能被老眼光、固定思维束缚了手脚,更不能因为开门修志会带来工作量的增大及工作内容的复杂化而畏惧不前。要认识到只有勇于改革创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挑战,解放思想,打破成见,树立开门修志的工作理念,才是有利于地方志事业和地方志工作机构发展的正确举措。

广州的地方志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正是因为较早地践行了开门修志的理念,创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管理办法》和《年鉴工作管理办法》,让志书和年鉴的编纂工作不再局限于地方志工作机构内,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将志书、年鉴成果向外界宣传推广,在文化下乡等活动中大力宣传广州地情文化,将地方志资源转化为有利于民众精神追求、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素材,在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同时,很好地宣传了地方志。思想是行动的导师,没有开拓进取的思想指导,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没有对广州地方志工作的积极探索,就不可能有这一系列实践。因此,改变修志工作模式,必须先从转变思想开始,树立牢固的开门修志理念,以更开放的姿态来迎接时代给地方志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二、 保证志鉴质量,走编研用相结合的道路

地方志机构的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编纂志书、年鉴和地情书籍,书籍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各个地方志机构在业界和该地区的口碑与影响力。可能有人会认为编纂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和沉静的心态,开门修志会让编纂工作环境复杂化,从而给书籍质量带来不好的影响。实则不然,方志工作者的使命不是个虚无的概念, 而是来自鲜活的社会生活所提出的命题。编纂出来的志鉴和地情书是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最客观的反映,真实权威的素材至关重要,因此要尤其注重资料搜集工作。同时编纂体例、格式的制定和内容的选定,都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不能与社会脱节,否则就丧失了参考价值。而资料的搜集和内容、体裁、板式等方面的创新都需要与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这就注定了闭门修志工作模式行不通。

为了确保志鉴和地情书籍的质量,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出台《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管理办法》《年鉴工作管理办法》及一系列相关细则,将广州各市直部门、驻穗单位、事业单位、国企等单位纳入年报成员单位,根据各单位提供的一手资料编纂志书和年鉴。这样,既可以保证素材的准确,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宣传地方志工作。另外,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还经常召开各种业务培训会议和方志理论研讨会议,邀请各年报承报单位、高校学者和地方志工作者参与如:201510月,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与市社科联在市政府礼堂联合举办“《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学术交流会,时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学者围绕《广州大典》的文献特点、史料价值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以及弘扬广州优秀历史文化、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等主题展开交流研讨。11月,广州地方志学会学会参与协办在广州大学举办的“广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资政参考。经过思想火花碰撞出来的丰富理论,为志鉴的编纂提供更开阔更专业的思路。另外,在每月一期的广州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中举办的“羊城今古”讲坛,由广州市地方志专家对参加活动的民众进行地方志知识和广州地情文化的讲授,将地方志资源合理转化成教学素材。通过开门修志的方式,将志鉴的编纂、理论的研究和资源的利用结合在一起,也提升了志鉴和地情书籍的编纂水平,一举多得。

三、找准目标定位,深化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

开门修志最重要的一个创新就是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前的地方志工作是默默无闻,不注重宣传和利用。但地方志除了“资政、存史”的功能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育人”。将地方志资源转化为可看、可听、可感的地情文化素材,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地方志,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增进他们爱国爱家的情怀,可谓是地方志工作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宗旨。因此,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必须被高度重视起来。但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不是简单的文化宣传工作,“不能凭地方志部门一厢情愿、异想天开,更不能为了开发利用而开发利用,华而不实,而是要从社会需要出发,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需求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取得成效,得到党委政府肯定、社会认可、群众欢迎。否则,只能是徒劳无功,一事无成。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要以服务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需求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地方志部门确定开发利用‘做什么’之前,应认真研究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调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了解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分析地方志资源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找准开发利用工作的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开发利用”[6]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准确把握国内地方志工作发展总体趋势,认真解读国家和省、市对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思想,结合广州本地特色,多方统筹协调,通过让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地方志资源开放利用做大做强,形成特色品牌。2014年下半年创立“广州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文化品牌以来,每月一个主题,联合市区两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80多个单位,分别以“花城水城文化”“民俗迎新”“社区居民参与十件大事评选”“‘十二五’大事宣传推介”“广州敢为人先精神大家谈”“倾听广府故事”“悦读广州涂画羊城”“地情文化走进书香节”“走进广州典籍”“开发《广州大典》资源”“初任公务员了解广州地情”“送地情文化进扶贫村”等为主题举办公众开放日系列活动;从2009年开始,每年举办“年度入载广州地方志十件大事”评选活动,2015年升级为全市性活动,成立了由市政府牵头的市级评审委员会,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参与评审,综合运用微博、微信、网站以及发放纸质选票等多种渠道,发动市民群众投票评选;结合地情宣传进学校工作,与市教育信息中心合作在全市1500所学校开通了“地情服务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项目。先后与80家单位合作共建,将广州地情成果转化为地情教育素材。20153月、6月和9月,广州地情青少年教育基地、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基地、广州市文艺志愿者活动基地、广州市政府系统培训中心现场教学基地、广州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教育活动基地相继在市地方志馆挂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申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并计划将2016年计划开放的新方志馆打造成集“六大中心、四大基地”(地情展示中心、地情教育中心、地情服务中心、地情文献中心、地情影音中心、地情编纂中心以及广州地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和粤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基地)于一体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型地方志馆。无论是开放日活动,还是年度入选广州地方志十件大事评选活动,抑或地情教育基地建设和新型方志馆建设,由于内容贴近民生、形式紧跟时代,定位精准、目标明确,使得这些活动收到良好反响,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取得明显成效。

四、形成社会合力,充分利用外界力量

“修志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仅仅依靠史志部门自身来完成是不现实的。”[7]地方志事业要发展,必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通过更多人的参与,获得更加丰富的修志素材,拓展志书涵盖的领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编委会成员、媒体以及地方志工作者形成一股社会合力来共同推动。

一是要借助政策支持。近年来,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已经逐步开始重视地方志工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明确提出地方志工作要“坚持全面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修志为用”[8],充分发挥地方志资源优势,提高开发利用水平,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服务,多管齐下,实现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广东省和广州市也出台相关规定,要求重视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9]。足以可见,从国家到地方对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地方志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好这项政策,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积蓄力量。二是要借助编委会的力量。广州地方志书和年鉴的编委会是由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五套班子相关领导及各单位一把手组成的,权威性极高。若能充分利用编委会的力量,对地方志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在借助编委会力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志书和年鉴出版前的定稿必定报市领导审阅,并征求编委员其他成员意见;出版发行后必定将书籍送达每一位编委员成员手中;反映广州地方志工作动态的地方志简报和自创品牌刊物《羊城今古》出版后必定送达每一位编委会手中。通过这些举措,让编委员的成员参与到地方志工作中来,从一定程度上对广州地方志工作起到宣传推广作用。三是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众所周知,媒体在社会上起着很大的舆论引导作用。媒体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则受益匪浅,用得不好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正确使用媒体,借助媒体的力量为地方志工作服务,能对开门修志形成至关重要的一股推动力。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在借助媒体力量宣传地方志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不管是传统的纸质媒体、电视媒体,还是近年来逐步兴起的网络媒体、自媒体,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都十分重视对其的利用。无论是“广州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还是“年度入载广州地方志十件大事”评选活动,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都充分利用了媒体这一平台进行宣传造势,与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广州本地主流媒体都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同时不断升级改造和充实广州地情网,使其成为广州地区地情资源展示与发布的重要平台,并开发完成广州地情网手机版(wap)和客户端,使地情信息服务迈进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广东省首个地方志官方微博、微信“广州地情”不断强化地情宣传力度。

五、加强机构建设,为开门修志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

尽管地方时的官书官修体制一直得到方志界的认同和遵守,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法律的保障,使得地方政府不重视,对地方志工作的资金投入寥寥无几。“正因为如此,各地编修地方志过程中常常遇到人员、经费、工作条件等诸多问题。”[10]由于政府的不重视,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开展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又反过来使得闭门修志工作模式更加固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关起来门来搞研究”已经行不通,地方志工作模式亟待改革。地方志工作机构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争取充足的资金,并不断引进技术人才和设备,为开门修志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保障。方志工作者需要不断学习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提升自我综合素质,才能推动地方志工作的开拓创新。

近年来,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在加强机构建设,培养修志人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15年,制定《广州市方志新馆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建设方案》,向市工信委立项申报,争取到300多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包含地方志新馆智能查询系统、多媒体电子阅览室、专题展区应用系统和设备建设,以及广州市在线修志系统等子项目,将为“十三五”期间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广州记忆系列动漫片100多部、3d立体地情图书2部、地情游戏27个子项,购置15台电子触摸屏和大型显示屏播放馆藏地情视频,充实馆内硬件设施;广州地情网升级改造完成,内容不断充实,设有广州市情、广州方志和在线互动,设有一、二级栏目150多个,发布志书27部、年鉴32部、地情书籍21部、旧志1部、刊物130期,共有文字1.5亿多字,图片1500多幅,视频71个,网上展览6个,具备全文检索、网上展厅、网上视频、网上投稿、网上调查以及在线咨询等功能,成为广州地区地情资源展示与发布的重要平台,并顺利通过国家、省、市组织的政府网站普查测试,为开门修志提供可能和便利;通过公务员招录、选调等方式引进高素质人才,提升地方志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在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每一位方志人的能力。在广州方志新馆建设中,发动全办所有同志参与展览文稿设计工作。成立由方志人组成的讲解组,负责接待领导和外单位参观人员,并为每一位讲解员录制视频,作为学习交流的素材。每一部地情书籍的编纂,不再仅限于主办业务处室,而是发动全办每一位同志参与其中,充分挖掘办内同志的潜力。广州地情公众开放日活动的组织策划工作,采取主办处室牵头、其他处室协助的方式,办领导不再亲自参与活动的策划,放权给其他同志尤其是办内年轻同志,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等。这一系列举措,为广州市地方志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让方志工作者从以前整日伏案的工作状态中走出来,在各项任务中锻炼组织管理、沟通协调、语言表达、应急处理等多方面的能力,并通过外向型的实践工作积累志书编纂的素材,从而实现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国内地方志领域,开门修志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命题,大部分地方志工作机构都已经认识到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努力探索新的修志模式,并取得不少成绩,开门修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开门修志不是一时兴起,是一项需要长期贯彻实施的举措,需要在思想上树立牢固的观念,在发展规划中制定详细的措施,在软硬件方面提供坚实的保障,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巧借合力。只有经过多方努力,不断创新,才能让开门修志的理念落到实处。

 

作者:潘虹

职务: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人事秘书处副主任科员

联系电话:13660202964

 

注释:



[1] 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7卷,第62页。

[2] 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7卷,第62页。

[3] 丁惠义:《走编研用相结合的道路——上海市奉贤区史志办开门修志的探索》,《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3期,第15页。

[4] 黄勋拔:《方志编纂学论纲》,第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

[5] 马小彬:《新时期地方志工作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6期,第14页。

[6] 陈强:《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探索与思考》,《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1期,第49页。

[7] 李吉祥:《开门修志经验谈——— <济南泉水志>编修的新实践》,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6期,第32页。

[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64号)

[9]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通知(粤委办〔201519号)、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穗文〔201512号)

[10] 李秋洪:《地方志的困境与创新》,《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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