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青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兼潮梅特委书记等职，1928年4月在揭阳五房山脚突围时牺牲。

　　沈青，原名厚堃，祖籍浙江绍兴，1903年在广州番禺出生。父沈申，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是国民党左派人士。沈青排行第二，大哥厚培，又名春雨，是广东早期中共党员，三妹学修、四妹学德，均为青年团员。

　　1919年，他积极投身“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参加检查日货和焚烧日货的斗争，曾被军阀囚禁在广州先施公司内。通过运动的洗礼，他决心走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0年8月，沈青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被选为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团支部干事。他响应党的号召，到劳工中进行社会调查，与手车夫交朋友，拜他们为师学拉黄包车，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把名字改为工人易懂的沈青。

　　1923年6月，团的外围组织广东新学生社成立，沈青被选为交际部主任。他发动和组织各校社员和先进青年，参加支持孙中山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斗争。

　　1923年10月，沈青被选为团广州地委秘书长。他和书记张善铭一道，积，帮助国民党改组，任区分部秘书和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为国共合作作出贡献。

　　1924年，他随杨殷、杨匏安等到石井兵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们深入发动青工和学徒，与担任厂长职务的工贼马超俊进行斗争，揭露马超俊贪污渎职、虐待徒工等十大罪状，终于把马超俊赶下台。通过斗争，培养了庞子谦等优秀学徒入团，建立了兵工厂党团支部。同年，沈青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在广东大学法科毕业。但他决心按党的要求去做，不当律师，而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0月，团粤区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团中央派陈延年为特派员，主持团区委的改组。会上，沈青当选为执委兼农工部长。他和邹师贞、庞子谦等到鹅潭两岸的均和安、协同和等厂开展青工人运动动，带领他们开展反对资本家虐待徒工、改善青工生活待遇等活动。他还积极领导各校学生投身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等斗争。

　　"五卅”惨案爆发后，党派沈青到深圳，接待省港罢工回来的工人。他还代表新学生社参加广东对外协会深圳分会的成立活动。

　　广州有一万四千多手车工人（黄包车夫），他们是社会的最低层，备受压迫剥削。1925年春，沈青和孙律西、周文雍等奉陈延年指示到手车工人中组织工会。沈青深入车夫馆，和工人一起拉车，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帮助各籍工人消除宗派地方隔阂。1926年2月间，“广州市手车夫工会”成立。沈青任该会党支部书记兼工会秘书长。手车夫工会成立后，会员增加到一万多人。沈青是工人的贴心人，积极为工人谋利益。一方面他领导群众，依靠社会力量，积极设法改善工人生活，提高站价；一方面向各界募捐，动员手车工人自己动手，在广州公园前和泰康路为露宿街头的工友兴建了两座大葵棚，解决了二百人的住地。

　　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中共党员受排挤，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反动工会的工贼不断寻衅生事，制造袭击革命工会、杀害工人的流血事件。沈青站在斗争前列，捍卫工人的利益。9月10日，发生了二区警察殴打手车夫事件。沈青和工会调查队长去二区论理，竟遭无理殴打，同去的工人被扣留。沈青负伤冲出重围。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全体工人的公愤，向警察当局提出严惩凶手等要求。但二区署置之不理。9月15日，沈青率领手车工人，拖着六千余辆黄包车，包围了市公安局请愿。当局自知警察理亏，且众怒难犯，终于接受了惩办凶手、赔偿医药费、尊重手车夫人格和保障手车夫生命安全等四个条件。斗争获得了胜利。

　　省港罢工后，由于兵工厂党支部的领导人多被调到罢工委员会工作，工贼便乘机捣乱，迫害工会会员；厂当局又以军火减产为借口，要关门整顿，置1700工人生死于不顾。沈青和谭天度、杨广等赶到该厂，发动工人重振工会组织，打击了工贼制造分裂的阴谋。在统一工会运动中，沈青还到各业工会和青工中开展工作。

　　1927年春，革命阵营内部危机四伏。沈青奉命和周文雍扩充工人武装，建立秘密联络站，以应急变。同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叛变革命。当天，反动派包围了豪贤路沈家，逮捕了沈青的父亲，胁迫他交出两个儿子，遭到沈申的严词斥责。17日，沈春雨冒险回家，烧毁了党的秘密文件，离家后被叛徒跟踪，不幸在越华路被捕，后和刘尔崧、萧楚女等四十多人牺牲于南石头监狱。消息传来，沈青肝胆欲裂，他强忍悲痛，决心和反动派斗争到底。

　　4月22日，中共广州市委成立。以吴毅为书记，委员有沈青、周文雍等人，继续领导广州人民进行斗争。24日，由中华全总广州办事处等单位联名发动的总同盟罢工，沈青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为了惩治叛徒、工贼和改组派，市委组织了一支手枪队，由沈青任队长，庞子谦、张子清等十多位党团员为队员，执行惩治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的任务。他们活跃在靖海路、长堤、惠爱路和西关一带，镇压了敌密探副队长、工贼黄某以及改组派十多人，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为了维护工人权益，沈青领导工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向当局提出了释放政治犯，“四·一五”前主雇签订的合同继续生效，要求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要求。反动派对群众的革命活动又怕又恨，大肆搜捕赤色工会干部和工会会员。8月下旬，反动派包围省港罢工工人宿舍，拘捕了二百多名工人，激起了全市工人的义愤。沈青带领队员，加强了地下武装。

　　10月14日，他出席了广州工代会特别委员会的代表会议。会后，率领手车工人参加支援江门“新海宁”号船员的罢工斗争，收回了海员工会；接着，他和周文雍带领了车工人和台港罢工工人，铁路工人等，袭击了南堤国民党市特别党部；23日，他又领导手车工人和省港罢工工人，冲进越秀南路，夺回广州工代会会址。

　　10月15日，周文雍被反动军警逮捕，拘禁在市公安局内。周文雍是市委委员，又是准备中的暴动领导人之一，为了营救他，省市委制定了“智取”的方案。沈青主持了这次营救行动，表现得英勇果敢。党组织先设法将周文雍从戒备森严的公安局弄到市立医院犯人留医室“就医”，然后由沈青、李源和庞子谦等假装探病冲入犯人留医室，解除了看守的武装，将周文雍抢出来，顺利完成了营救任务。

　　11月17日，广州起义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党派沈青和周文雍、杨殷、梁桂华、罗登贤等改组工人赤卫队，由沈青兼任第二联队队长。

　　第二天，沈青在河南簸箕村茶楼，主持召开了联队成立的会议。沈青还草拟了《告手车夫书》，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解决起义用的武器弹药，沈青和陈日祥赶到石井，召开兵工厂工人赤卫队会议，布置了赶制枪支弹药和匕首的任务。

　　12月11日凌晨3时半，广州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沈青带着队伍从高第街冲出来，和来自禺山市、万福路、文明路、大南路的手车夫联队队伍汇集后，杀向永汉路第五区署；占领区署后，又在永汉南路收缴了维商保旅团一个连的武器。他调了一个大队警戒南堤，配合警卫团进攻银行、高级军官俱乐部和国民党市党部等。

　　天亮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旗飘扬在市公安局的房顶上。沈青出席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又到工人赤卫队总部参加了升旗仪式，并成立了第二联队总部。收编前来参加起义的工人，分发缴获来的武器。

　　观音山，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按照起义军总指挥叶挺的命令，沈青和庞子谦率第二联队到观音山布防。12日，敌人从四面八方回十倍于我的兵力反扑。联队在沈青的指挥下，英勇奋战，击退了敌人多次的进攻。是日黄昏，叶挺在财厅观察敌情后，决定撤退，以保存实力。当晚，沈青率领联队战士坚守阵地，掩护教导团主力撤退。晚上9时起，敌人疯狂反扑，沈青又以少数队员奋击近万名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一直坚持至13日下午，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观音山才沦入敌手，沈青和庞子谦带着幸存的十多人冲出重围，分散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沈青和庞子谦到了香港。1928年1月5日，省委在香港羲皇台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会上，沈青和黄谦、王强亚、罗登贤等联名写了一份报告给省委，指出广州起义失败的主观原因在于领导机关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当强大的敌人合击苏维埃政府时，没有做好计划撤退，致使五千多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1928年1月23日，沈青到海丰，代表省委处理情报失误的事件。他和杨殷耐心地帮助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认识错误的严重性，鼓励他们认识错误，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同年2月，潮梅特委决定在汕头开会。与会者在途中，遭敌人突然包围搜捕，省委特派员蓝裕业、特委领导人陈振韬、陈国威等二十多人壮烈牺牲。省委立即派沈青兼任潮梅特委书记。他和委员庞子谦、秘书长徐克家等人奔赴汕头，重组潮梅特委。

　　沈青到潮梅地区后，克服重重困难，把被破坏的特委组织恢复起来，重新集结各县的革命力量，并与彭湃领导的东江革命根据地连接起来。

　　1928年4月，沈青和庞子谦、徐克家等从潮安奔赴五房山根据地。由于坏分子告密，他们在五房山脚的新亨圩顶霸村遭地主民团包围，在突围中沈青身中数弹，当场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