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广畅，字启良，1900年7月6日出生于花县新民埠（现新华镇）沙埒庄，父亲徐茂南，是越南归侨，思想开明，热心公益事业，在村中颇受乡人尊重；母亲毕洁友，是一位善良的妇女。广畅共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家中有耕地五亩多。七岁起，徐广畅被送到村中的私塾读书，他为人善良、刚直，富有同情心，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十九岁那年，徐广畅与小埠村女子利月结为夫妻。

　　1921年2月，广畅的堂叔、海外归侨徐茂均在村中创办花县共产农团，把村名改为公益新村，宣传人人平等的思想。广畅受到徐茂均思想的影响，热心协助徐茂均开展工作，并积极到“公共农场”和“公益工场”参加劳动，期望能够尽快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然而他们的做法却遭到村中富户的反对，共产农团的活动被迫中止。

　　1924年，国共合作后，花县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花县一、二区的九湖、元田、宝珠岗一带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县农民运动负责人侯凤池、刘绥华等人还不失时机地到公益村开展宣传工作。他们经常向徐广畅一家讲解革命道理，并介绍了一、二区的农民运动情况。徐广畅耳闻目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情况，思想豁然开朗。他意识到自己苦苦探求的真理，如今找到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义无反顾地投身农民运动，哪怕路途充满荆棘和艰险。

　　从此，徐广畅与父亲、弟弟一起四处奔走，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宣传工作。村中的祠堂里，大树下，田头上，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熟悉的身影。

　　1924年6月，公益新村农会成立，徐广畅与父亲同时被推选为农会执行委员。农会成立后，掌握了村中的理事权，负责起维持治安、调解纠纷等事务，并实行“二五”减租，广大农民群众受益不浅。徐广畅受到鼓舞，热情更高，工作更加积极。在徐广畅等人的努力下，村中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踊跃加入了农会。公益农会成为三区最有影响的农会之一。在它的影响下，邻近的三华、横潭、石坡等十多个乡村也相继成立了农会。

　　1925年，公益村成立了有三十多人的农军中队，徐广畅被大家选为农军干部。他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巡田看更和大家一道苦练杀敌本领。当他一身泥巴一身尘地返回家中时，妻子利月见了又心痛又嗔怪：“你呀，十天有九天不在家，整日舞刀弄枪，忙这忙那，又危险又辛苦，以后别干了。”徐广畅总是耐心地向她解释，讲道理。有一次利月外出，身上带了二百元钱，被邻乡的两个土匪拦劫抢去了，她回来向村中农会和农军报告此事。农会很快就查清了那两个土匪是三东乡人，并与三东乡的农会、农军联系，使二百元钱回到利月手中。两条村还因此签订了互不斗殴，互不欺压，互相监督的条约。徐广畅通过此事开导她说：“ 我们的钱能够失而复得，全靠农会农军的撑腰，你说我该不该为他们多干一些工作呢？”以后，利明在各方面积极支持徐广畅参加农民运动工作。有妻子的支持，徐广畅的工作干得更加出色，这一年，徐广畅经刘绥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初，县农会副委员长王福三惨遭团匪杀害，至1925年底，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双方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在这严峻的斗争面前，徐广畅没有半点畏缩和后退，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26年8月下旬，杨村受到反动民团阶武装进攻，该村的农军被困在炮楼里坚守。徐广畅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果断地集合了公益及附近几个乡村的农军战士七十多人，与中队长徐佐能一起率队前往杨村，配合县农军打退了民团的围攻。冲杀中，他身先士卒，勇不可挡，事后大家都称赞他是勇猛的“下山虎”！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花县党组织和农会领导人号召全县各乡农军团结一致，共赴危难，坚决抗击民团的“清乡”行动。徐广畅和公益村农会领导人接到通知后，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村里的农军日夜轮流警戒，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并随时准备支援其他兄弟乡村。1927年6月10日，“清乡”的民团及国民党反动军队首先在九湖、元田一带与花县农军交了火。徐广畅等人一接到消息，即毫不犹豫地带领公益村农军前往参战，有力地支援了九湖农军。

　　1927年11月，上古岭失陷后，花县县委机关转到公益新村，继续开展地下斗争。这时已担任县委常委职务的徐广畅，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毫不气馁，常常鼓励大家说：“只要坚持到底，革命的大旗是不会倒的。”在开支拮据，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他经常让同志们到自己家中吃饭，分文不要。

　　1927年12月1日，为支援清远暴动，徐广畅和160名农军战士一道连夜行军，赶赴清远参加战斗。2日晚，清花农军参加了清远暴动的誓师动员大会。暴动战斗打响后，徐广畅奋勇杀敌，表现十分出色。

　　暴动结束后，花县农军返回花县。10日晚，徐广畅等一部分公益农军在刘绥华、危少伦、王果强等人的带领下连夜直奔、广州参加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不久，花县农军接到起义指挥部的紧急命令：为了阻止敌军南下增援，即赶回花县破坏粤汉铁路。经过一阵紧张的战斗，很快撬断了十多丈长的铁路段。徐广畅等人还把沉重的铁轨全部抛入大径河中。

　　1928年初，花县县委在经济开支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卖掉一支驳壳枪，以解燃眉之急。县委原准备将此事交给罗洞农会会员卢翰去办。由于当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此事十分危险。徐广畅毅然请求让自己的妻子利月前去完成这个任务。利月巧妙避过敌人的盯梢，机智及时地将驳壳枪交到卢翰手中。谁知卢翰见钱眼开，起了贪心，卖枪得款后即准备逃往广州，但在军田火车站候车时恰好被一公益妇女看见。她即回村报告了徐广畅，徐广畅请示县委后带人直扑新街火车站，在火车上捉住了卢翰，并当场在他身上搜出了枪款。

　　1928年2月17日晚，徐广畅及县委其他负责人参加了在公益村教堂召开的全县党员大会。会后，部分同志留在教堂二楼过夜，徐广畅则回到家中歇息。就在夜深入静的时候，敌人包围了公益村。18日凌晨，大搜捕开始了。在来不及冲出去的情况下，徐广畅机警地躲进草房的草堆里。敌人来到徐广畅家，搜不出人，便毒打利月，并以血洗徐家，火烧公益村来威迫她交出丈夫。为了保护全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徐广畅毅然挺身而出。他被捕后，敌人要他带路去抓其他同志，他坚决不从，当场遭到敌人毒打。徐广畅强忍伤痛嘱咐妻子：“别难过，好好抚养我们的儿子吧”。便被拉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徐广畅的父亲徐茂南等四名共产党员。

　　敌人施用各种酷刑，企图使徐广畅等共产党员屈服，并利诱徐广畅说：“只要你供出党员名单，马上就可以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否则……”遍体鳞伤的徐广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大义凛然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种种罪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1928年2月21日，徐广畅等五位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在刑场上迎着敌人乌黑的枪口，毫无惧色，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徐广畅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