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观恒(1746～1812)，字熙茂，广东新会人。出身贫寒，40多岁仍未有妻室。后去广州谋生，替人看守歇业的铺店。因有外商运货到广州发售，受到广州行商压价，外商不肯贱卖，租借卢观恒所看守的空铺储存货物，并订定各货价目，委托卢代为出售。观恒经营有术，将货全部售清。因此，取得外商信任，陆续运洋货来广州，托其代售，如是观恒积聚了一定资本，生意越做越大。据英国驻广州大班宣称：卢观恒是广东最引人注目的商人，他不仅承销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货物，也大量地从内地商人处购货，因货物太多，以致很难找到贮藏货物的仓库。

1792年，卢观恒正式承充行商，行名“广利”，址在源昌街，即今广州文化公园附近。观恒字熙茂，外商都称之为mowqua(茂官)。由于卢观恒杰出的管理才能，广利行迅速发展起来。1796年居行商第三位，第二年跃居第二位，仅次于同文行。1800年与同文行潘有度(潘启官，puankhequa)同为行商首领。1808年潘有度退休后，卢观恒遂名列第一，为首席行商。观恒多次申请退休未果，直到1812年12月20日去世。

卢观恒死后由其次子卢文锦继承行商，商名卢棣荣，也称茂官(mowqwa)，但实际权力由长子卢文举(kowqua，举官)掌握。卢文锦为了炫耀自己，硬把其父入祀乡贤祠，导致了轰动一时的入祀乡贤祠案。

明清时期，凡有品学德行的人，死后由大吏提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设于学宫内，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因此，能成为乡贤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卢文锦以其父办义学义田，有功桑梓为由，要求将其父入祀乡贤祠，并重金贿赂广东各级地方官吏。因此，新会知县吉安、邑绅何朝彦等附和其说，又由进士谭大经牵头，罗致一批新会士绅签名，要求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巡抚董教增、藩司赵宜喜信之，详请咨部。

1815年5月10日奉旨入祀，卢文锦在明伦堂大宴宾客，设饮唱戏，极为豪奢。此事引起一些士绅强烈不满：卢观恒既未曾读书，又同堂兄争田产，拔兄发辫，用300金买其案，这样的人怎么能入乡贤祠呢?

越华书院诸生香山黄培芳、东莞邓和番禺陈昙看到广州城每天都张贴有告发此事的举报信，于是三人商议分途抄录，录成一卷。总督考核时，交收卷委员。委员初不肯接。掌教陈昌齐劝他收下，说这是公论，应使总督知晓。陈昙三人认为只要向上告发，肯定成功，只是自己生员身份不适合上呈。于是，由举人刘华东介入此事。

刘华东，字子旭、三山，号三柳居士。原籍福建，因父来粤从事盐运，寄籍番禺。1801年中举，但仍留家勤读苦学，常接触下层，了解民情，喜欢与贩夫走卒、市井贫民为伍。生性豪侠，喜见义勇为。他作诗写文章不受羁绊，纵横交错，起伏跌宕，时人称之为文怪。他得知此事后，愤然曰：“此何地，而令牙侩厕其间，吾辈所读何书，岂容缄默!”即上书总督蒋攸，蒋认为公事不当私谒，还其书，令具牒。

刘华东便与新会举人唐寅亮等把原来上总督书写成《草茅坐论》刊印，严厉指斥卢观恒：“不学诗，不学礼，身不行道，皆弃于孔子者也。有贱丈夫焉，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为富不仁。鸡鸣而起，而罔市利放于利而行，非或徒也。……百亩之田而夺之食，乐岁终身苦，是以君子弗为也，是禽兽也，贤者亦乐此乎?兄之臂，摩顶放踵，拔一毛可畏焉，人见其濯濯也，是豺狼也，而谓贤者为之乎，其横逆由是，是不待教而诛者也。”一时《草茅坐论》远近传诵，虽妇孺无不知，绅士奔走络绎，争来拜见刘华东，共有200余人。华东于是率众持烛帛浩浩荡荡往郡学乡贤祠，焚香拜祭先贤陈白沙，宣读祭文。众人伏地痛哭，震天动地。

此事发生后，卢文锦企图毁灭其父殴兄罪证，但由于新会县吏抱案牍先逃，卢文锦只得作罢。华东得录观恒拔兄发案牍，又集郡学士绅签名，签名者日众，于是华东将联名信上书大府。同时还把各地收集的举报信和《草茅坐论》寄其老师孙御史，御史派殷某往江西越控。

巡抚董教增欲平息此事，督粮道廷杰、广州知府杨健、潮州府万云、韶州府金兰原等虽先后为承审官，但皆秉承董意，多方诘难华东，华东不为动；卢文锦又以重金引诱，华东亦不为动。恰好雷州府经历李棠派人上京告发总督蒋攸，并将此事禀告朝廷。嘉庆皇帝特派钦差大学士章煦、侍郎熙昌调查此事。

适总督蒋攸巡边，不在省城。于是，钦差、巡抚、藩司等会审于藩署，众绅商青衣候质。由于章煦与藩司赵宜喜乃姻亲关系，有意偏袒。章欲严惩告发者刘华东，摘《草茅坐论》中“朝中有人上下其手”句责问刘华东：“朝政清明，何人敢为鬼域?”欲以诽谤罪来加害刘华东。刘华东稍迟，旁边陈昙上前答道：“某辈草堂，岂识朝仪?所识者抚院之私朝耳。”章熙问：“人何指?”陈昙说：“人则众论者皆指方伯，则正章之姻也。”章熙只好撤堂，屡讯陈昙，昙皆侃侃无所屈。华东多得陈昙帮助，另外浙江钱塘举人张杓也帮刘华东对簿公堂，不为势屈。

此案自事始迄案结凡10月，华东被羁守南海署5月，对簿出堂十数次，艰险备尝，旁观股栗，而华东却毫不气馁，从容力辩。章煦只得上奏朝廷，请求回避，皇上下令改由总督蒋攸同熙昌审理完结上报朝廷。1816年2月，朝廷降下圣旨：将卢观恒滥祀乡贤祠的“木主”撤出，革去刘华东举人头衔，摘去卢文锦顶戴，结保之巡抚、藩司等各级官员、士绅分别降级罚俸。

卢观恒被罢黜乡贤祠，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19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但封建势力还根深蒂固，传统的重儒轻商思想还未变革。卢观恒尽管非常富有，且捐有官衔，但其身份主要还是一个普通商人。加上其殴打堂兄，又以贿赂入祀，不符合乡贤德才兼备的标准。况且卢观恒生前奢侈挥霍，对百姓作威作福，因此很难获得百姓支持。但卢观恒发家后也曾兴修水利，创办义仓义学，助饷赈灾，修建祠堂，甚至出资设立种痘局等。这些社会公益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发展的。所以对卢观恒的评价也应持客观态度，入祀之举，亦非他本人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