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薛广森是20世纪初期广东有名望的实业家,是广州协同和机器厂、粤海(航运)公司的主要创办人。他集资兴办了10间“成”字号米机,这“十大成”米机是当时广东碾米工业的佼佼者。
中国机器碾米工业是在19世纪末期才开始的。未有机器碾米之前,稻谷加工以手工操作,一个精壮劳动力,八小时只能砻谷200公斤或舂米150公斤。而机器碾米,一套最小的米磨,一昼夜可碾米1万公斤,工效特高。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产粮之区,这里农民都盼望有米机(碾米厂)设立,用以代替劳累的手工操作。
从1910年起至1927年,薛广森先后在顺德、南海、中山、广州等地合股集资经营了10间米机,都以“成”字为号,合称“十大成”米机。它们的名称分别为“协昌成”、“协同成”、“公心成”、“协大成”、“德丰成”、“协和成”、“正心成”、“公德成”、“协天成”、“协德成”。
薛广森重视碾米原料——稻谷的收购,每年当早晚两造稻谷收割之前,他便在广州召开专门会议,邀集各米机的协理、买卖手参加。估计收成和市场趋势,然后制订出采购计划,分头执行。薛广森也重视门市生意。规定每天开市前,负责司磅的一定要先校准秤磅。店内当眼处,悬一镜框,上书:“秤磅司码,买卖公平,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薄利多销,微中取利”。如果发现店员有短秤或以劣充好欺骗顾客的行为,便称之为“塞门砖”,立即辞退,不留情面。因此,许多远道农民慕名而来,每日有2000~3000元生意。他很重信用,对待投资者严格按照股份章程条款办事,从来不违章侵占便宜。
薛广森任人唯贤,在“十大成”米机中,除了儿子薛少文(后来是广州东洲电筒厂厂长)在抗战初期随他在米机做普通工人外,基本上不任用亲人,而对所任用的都给予信任。他做粮食生意,从不囤积居奇,不损害群众利益。遇有自然灾害、歉收时,他亲到当地召集有名望的人士开会,公开贮粮数目,并且打开谷仓让他们参观,然后讨论计划供应,不提高粮价,直到新谷登场为止。
薛广森的米机有个规定:不准设立菩萨、神位,不得叩拜财神、土地,不得购买元宝、香烛,每日把不买迷信品的钱积聚起来给职工加菜。别家店铺一月做“杩”两次(农历初二、十六),他的米机却一月做“杩”三四次。他在股东大会上说职工每月做“杩”多,但没有揩公家油水,他们是“吃菩萨”的,引起哄堂大笑。一般低级职工家庭生活有困难,他主动解囊相助。薛广森集资经营“十大成”米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方便和好处。他常说:“利人才能利己”。他经营米机获利甚丰,但个人没有不良嗜好,自奉甚俭。他把利润积累起来,再投资到其他实业去,实业越办越多。还有丝庄、银庄、出入口庄、盐步绵远纸厂、东洲电筒厂等。
薛广森对事业前途本来抱有很大希望,曾为自己起了个别字“公奋”。但是,在黑暗的旧社会,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盗贼横行,兵匪勾结,苛捐重税,使他的事业迭受挫折。1925年,军阀刘振寰、杨希闵在佛山火车站开战,“德丰成”米机被烧毁,财产损失一空。1927年,在广州开设的“公成”银号,被反动政府敲诈,重税强征白银4。4万元,被迫歇业。各地米机亦常受盗劫和火灾。至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陈村“协昌成”、乐从“公心成”、官山“协大成”相继被日军放火烧毁,“协昌成”员工20多人惨被杀害,仅薛广森幸免。广州“协德成”不久被迫歇业。他经营的其他企业或被日军强占(如协同和机器厂、绵远纸厂),或处于奄奄一息。数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