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我国享有国际声誉的史学大师。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他的文集时所作的出版说明是这样概括的：“他学识渊博，精通我国历史学、古典文学和宗教学等，通晓多种文字，尤精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关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著述尤为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早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

陈寅恪先生原籍江西修水，光绪十六年(1890)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家学渊源的名宦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曾国藩幕僚，以后历任浙江、湖北、直隶按察使，湖南巡抚等职。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为近代著名诗人。陈寅恪的父、祖皆为维新派人士，湖南在陈宝箴任职期间成为推行维新变法的地域。维新运动失败后，祖父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

1901年，陈寅恪随父迁居南京，就读于家塾。次年春，他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入学，15岁时，即1904年，又与五兄隆恪同时考取官费赴日留学。次年秋回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以至毕业。1910～1913年，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高等学校社会经济部攻读语言文学。1919年，又由江西省官费资助到美国哈佛大学主修梵文和巴利文，1921～1925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梵文和东方古文字学等。其间由于时局动荡，江西省的官费汇款时断时续，生活极度清苦。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十多种文字的能力。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运用多种语言比较方法是他治学的一大特色。他的学识渊博在当时就已为人们所倾服，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同学吴宓赞誉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专门的国学研究院，其宗旨为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才，聘请了当时名声卓著的国学名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为导师，陈寅恪以其杰出成就获得聘任。他从德国回国后，即在清华任教。与心仪已久的王国维共事一堂，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之交。1927年夏，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写了长篇挽词痛悼这位“平生师友”，并接受嘱托料理王氏藏书。1928年暑假，陈寅恪38岁，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孙女唐篑(晓莹)女士完婚。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在这段较为稳定的生活中，陈寅恪利用较为良好的研究条件，发表了近50篇论文。此外，还在阅读古籍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考证资料和研究心得。可惜“七七”事变后，这些研究成果尽毁于战火。

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陈寅恪一生的重大转折点。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时居北平的散原老人忧愤绝食而逝。陈寅恪携家逃离北平，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涯。1938年春，他任教于西南联大。次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牛津大学聘请中国人为教授，陈氏是第一人)，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港赴英的计划受阻。此时，陈寅恪的研究重心由早期的佛教史和周边民族史转为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40年，他的第一部中古史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问世，对隋唐各种制度进行了稽考探源，提出了独到见解。同年，应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之请，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许逝世后，陈继任中文系主任。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陈寅恪闭门读史，1941年5月伺机离港，转赴桂林。在桂林期间，他的第二部中古史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完成。此作可视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姐妹篇。它通过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转移，探索出唐代政治史的基本脉络。1943年，他离开桂林赴成都。长期流离困顿的生活使他的视网膜剥离症更为严重。因此，当1945年牛津大学再申聘约时，因眼手术失败，陈寅恪失望之余辞约回国。

1946年10月，目盲体衰的陈寅恪仍任教于清华、燕京两校，并以惊人的毅力，通过助手继续从事研究。1948年冬，解放前夕的国统区人民生活日见艰苦，就连国内这样的第一流学者也只好变卖藏书购煤度过严冬。年底，陈寅恪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聘，携家南下辗转抵达广州。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利诱他赴台湾或香港，但他断然拒绝。

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党和政府的礼遇和关怀。陈毅、陶铸、胡乔木、郭沫若等领导人曾专程登门看望他。他担任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的生活受到了各种照顾，如当时他居住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学校特为他铺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散步。后来，他右腿摔折，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了治疗方案。当中南局书记陶铸得知他喜听京剧时，又特送一台优质的收音机给他。在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下，陈寅恪一直任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主讲两晋南北朝和唐史课程，同时，在助手的协助下，整理旧稿和进行新的著述。《元白诗笺证稿》是他史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陈寅恪的古典文学也具有高深造诣，自20世纪30年代起，他十分重视以诗文证史，曾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以诗文证史弥补了史料来源的不足，如《元白诗笺证稿》就是他运用这一研究新方法的结晶。他在晚年，又完成了《论〈再生像〉》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著。后者达80余万言，历时十余年。通过对柳如是、钱谦益等人诗文的笺证，系统地勾画了一幅明末清初社会历史画卷。其整个著述过程是由助手诵读材料，经陈寅恪先生构思组织，再口述出来，由助手笔录而成。因此，这部宏著实在是这位史学宗师坚毅的治学精神和广博学识的集中体现。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先生在“文革”中溘然病逝。

陈寅恪先生是老一辈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学识渊博，他的研究贯通了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语言等领域，对天文、历法、地理、医药、物候等也有专门心得。他深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但又注意吸收欧美各种史学流派的研究方法之长，所以他的研究又超乎乾嘉诸老之上。他重视史学研究的“综贯会通”。他的历史观虽然不完全是唯物主义，但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窥见，他注意探究历史进程中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而且注意到社会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作用。自谓注意者有二：一为唐史西夏，以及吐蕃与藏文之关系；二为大乘经典。所著论文每能以小见大，于考证之中，涉及思想之剖析，社会之背景，政治之变迁，经济之动态，以及文化之同异。台北传记文学社有《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一书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