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华商报》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我完全赞同杨奇先生所说的"独树一帜"的评语。所谓"一帜"就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报纸。

　　香港《华商报》与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一样， 都是共产党所办的报纸，它们形成优势互补。对它们的定位， 我有一个比喻：延安《解放日报》是主体，重庆《新华日报》和香港《华商报》是两翼，《华商报》这一翼还比较长，其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至于《华商报》的历史作用,我粗略地概括为5个方面：

　　 第一、播种作用。它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封锁在香港这块土地上撒下了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种子。

　　《华商报》创刊于1941年4月8日，当时正值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前夕，而在远东，日本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力图促使国民党政府与汪精卫合作。而蒋介石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也日益加紧。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随之而来的是加强了新闻检査和邮检。香港同胞和东南亚华侨就再也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开办的《新华日报》和一切进步刊物了。

　　在内地处于严峻的舆论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决定在香港建立一个对东南亚（当时叫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让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士了解我国抗日战争实情，知道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党派的抗日主张，冲垮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阴谋。并指派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办此事。

　　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打电报请示说: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的重要文件应该发表。周恩来指示报纸不要办的太红，要灰一点,但必须坚持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主张。

　　为了利于在香港顺利发行，也为了向海外推广发行，同时吸引了广告客户，廖承志把报纸定名为《华商报》,并荟集孙中山先生手书的这三个字作报头。同时商定由香港华比银行华人帮办邓文田作申请注册的法人。具体事情则由他的弟弟、担任副总经理的邓文钊负责。

　　创刊号刊登了宋庆龄、何香凝的题词。宋庆龄的题词是："为坚持抗战作有力的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吁，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一右为吾人所望于《华商报》者。"其语殷殷，其词拳拳，既勉励了《华商报》同仁，也感染了《华商报》读者。

　　《华商报》在香港播下了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在1941年4月至12月停刊，已经8个多月间，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其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突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创刊之日开始，连载了邹韬奋20多万字的长文《抗战以来》，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地阴谋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面目，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9月18日起连载范长江撰写的《祖国十年》，以亲身目睹的事实，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和消极抗战的行径，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日救国，团结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2）及时揭批"东方慕尼黑"阴谋。先后发表多篇社论《不要对日存幻想》、《太平洋的暗流》、《远东暗流依然存在》，指出南侵是日本军阀的既定政策，大声疾呼中国和世界人民必须及时阻止美国、英国迫华协日的政策，避免慕尼黑悲剧在亚洲重演。

　　（3)大力报道香港和海外同胞的爱国活动，尤其详细报道了南洋各界侨胞自1937年抗战以来至1941年各种捐款超过国币3亿元，回国服务、支援抗战的华侨青年遍布各个战区及后方的业绩。香港、澳门和南洋的大批热血青年，就是看了《华商报》的报道后，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的。

　　如果说，《华商报》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出版时间较晚，只是长出了幼芽，作用还不十分彰显的话，那么，在解放战争中，它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它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就也是有目共睹了。

　　1946年1月4日复刊后的《华商报》,坚持爱国统一战线报纸的主张，本着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的方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宣传报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高举和平、团结、民主建国旗帜,呼吁制止内战。《华商报》在《复刊词》中大声疾呼：11内战不容再继续，一党专政不容再存在，掀风作浪压迫异己的分子不能再与闻国事；应立即停止内战， 结束党治，清除反民主分子，成立联合政府。"并坚决表示："国际国内。其有以阴谋挑拨战争、酝酿战争者，本报当口诛笔伐之。” 1946年上半年，《华商报》用大量篇幅，突出报道了重庆、昆明、广州等地学生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示威大游行。1946年6月24日，发起反内战签名运动。1946年6月26日，当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摧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华商报》先后发表多篇社论，呼吁人民组织起来制止内战扩大，并且断定:打下去国民党独裁政府必定要垮台。

　　(2)团结海内外各阶层人士,打击反动派。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准备和发动大规模内战，加紧乞求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美军再青岛、上海、台湾等地驻扎在海军陆战队五、六万人。1946年12月24日夜间，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案件，引起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国撤出中国的爱国运动。《华商报》的显著位置报道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近百万学生罢课，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并在1月8日发表题为《展开援沈爱国运动》的社论。

　　这是《华商报》在解放战争第一阶段的报道重点。到了 1947 年10月，解放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解放战争到了转折点后，则以解放军总部发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伟大号召，作为政治宣传的基调，呼吁海内外广大同胞和侨胞,共同努力,夺取全国胜利。这些宣传对于动员群众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华商报》播下的种子， 结出了累累的胜利果实。

　　第二 、投枪的作用。《华商报》从创刊时期就很重视言论。这些言论像投枪。抗战时期，"枪"是投向日本侵略者和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阴谋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防共、限共、反共以及对各民主党派实行消灭异己的政策。

　　1947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之后，原拟在上海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胎死腹中。香港《华商报》就成了解放区以外唯一能直接传播中共中央声音的报纸。《华商报》除了及时报道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外,还经常发表有关军事和战局的社论、评论，向腐朽没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投出尖利的枪。此外，内战全面打响后,开辟的《一周战局》的评论专栏，由廖沫沙撰写的丰富的战报评论，用夹叙夹议的笔法,绘画出一幅幅壮丽的战争画面。例如1943年1月3日的《孤岛与海洋之战》，形象地揭示了全国各战场上国民党占领的城市如同一座座孤岛，必将珠江被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所淹没。读者看后精神为之振奋。

　　《华商报》在副刊开设的杂文专栏《灯下谭》、《东拉西扯》、《无所不谈》、《家常话》、《欲说还休》、《心照不宣》、《三言两语》等，每篇字数不同，从几十个字到千多字，但文风尖锐，如投枪匕首，直刺反动派的心脏,让读者产生痛快淋漓之感。

　　第三、灌溉作用。20世纪30年代后期,著名文学家茅盾曾把香港形容为"文化沙漠"。我的理解，这是指进步文化甚少之意。自从1941年，大批内地文化精英避居香港，尤其是《华商报》创刊后，他们精心耕耘《华商报》这个园地,用心血灌溉香港的进步文化，使之蓬勃发展，其中产生了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创作，例如茅盾、郭沫若的长篇连载等，都对香港文学起了很大推进作用。

　　在这些著名作家的哺育熏陶下，香港的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参加对《华商报》文艺园地的耕耘。比如，当时的青年作家黄谷柳出身很穷，开始写稿时，穷得连写作的桌子也没有，只能在苹果箱上写稿。《华商报》负责人夏衍1947年发现了这匹千里马,加以栽培，让他的小说《虾球传》在报上连载，甚受读者欢迎，后来还拍成电影。1948年7月，《华商报》副刊连载了香港知名作家侣伦的小说《穷巷》，后来发表的郑江萍小说《马骝精与猪八戒》等,在香港文艺界也产生了良好反映,推动了进步文化的前进步伐。

　　第四、纽带作用。以统一战线面目出现的《华商报》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和民主党派、文化精英密切联系。不仅创刊、复刊时都请著名民主党派人士题词，每逢重大历史事件，都访问他们，传布他们的正义呼声。对于文化精英，报社除了经常发表他们的著作外,还通过《阳光宴会》等方式加深与他们的联系。有一条值得大书特书的"幕后新闻",这就是安全护送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精英回内地参加新政协，催生新中国。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动了各民主党派、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香港正聚集了一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文化精英，他们将要回到内地参加政协会议。为了让他们安全回到内地，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了一个专门领导小组，并由饶彰风出面， 在《华商报》组织了一个班子，由杜宣、陈紫秋、赵讽、罗理实、周而复、杨奇、吴荻舟等人担负一定的联络工作。他们通过各种关系， 分别把香港民主人士安全转送到解放区，如期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同时,采取直接租船的方法，把大批文人、知识分子送到刚解放的天津去。还通过地下交通,把大批知识分子源源送回广东游击区。

　　时任《华商报》代总编辑的杨奇先生在他的《风雨同舟》、《惊天壮举》两书中，详细记叙了护送的经过，具体、生动、扣人心弦， 打开首页，就非一 口气把它读完不可。我们读了这两本书后，就会对《华商报》的历史作用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第五、桥梁作用。这指的是一座无意中构造的无形桥梁。它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引领了大批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从这里走上了光明之路。

　　《华商报》一向高度重视统一战线的宣传与实际工作。早在复刊初期，报社就把统战的视野扩大到蒋管区，一向重视报纸在内地的发行，并曾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发行报纸。1946年报纸被国民党破坏后,继续采取各种措施,突破封锁。方法之一是通过邮递。报社指定几名工作人员，用不同的信封写上不同笔迹，把每天的报纸或剪报寄给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官员。有时为了迷惑邮检人员，用国民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或黄色报纸,包裹着《华商报》寄过去(我们称此法为白皮红心）。当时《华商报》经济十分困难，每天寄报纸的不菲邮资，还得专门向上级申请,专款专用。报社当时预计,这些邮件即使被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发现而没收，他们自己也会闭门读禁书，报纸照样会发挥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有些国民党高级了将领的秘书，还是通过这种方式读到《华商报》的。

　　方法之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在铁路的地下工作者携带。当香港开往广州的火车途经广州郊区石歧的时候，便有人把整包的报纸扔下,然后由指定接应的中山大学地下党员检走，分发给广州各有关方面。

　　方法之三是通过一些水客有偿地偷运进内地。当时，广州有些鸦片烟馆,往往可以用高价租阅到《华商报》。由此可见，报纸通过多渠道发行，辗转流传，广泛传阅，成为射向蒋管区有力的"纸弹"。

　　《华商报》的桥梁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大批向往中国革命的青年,通过报社介绍，进入解放区；另一方面，则有不少国民党党政军人员通过报社和共产党组织接上头,走上了光明之路。铁别是在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树倒猢狲散当儿，不少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秘密到香港，要求《华商报》介绍他们与中共人员商议起义事宜，他们也是秘密读到《华商报》，相信通过它可以找到中共组织的。例如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的得力助手孙越琦，就是这样通过《华商报》实现了经济起义的愿望,把玉门油矿和几间糖厂完整无缺地交到人民手中。国民党军舰"灵甫号"^ "重庆号"的起义、两航（民航公司）人员的起义，也都是先找《华商报》接上关系的。当时担任《华商报》领导职务的饶彰风先生还以报社为据点，直接参与和策动了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的粤东起义、闽西起义、粤北始兴起义，以及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等银行的起义等。综上所述,《华商报》在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成就是辉煌的。在公开战线和秘密工作方面，都为新中国的创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