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冬，北京大学教员张崧年(申府)，应中法里昂大学之聘赴法国，同时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之托，在欧洲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现就张申府老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旅欧中共党组织的回忆，摘录于下：

　　1、1980年《“一大”前后》（二）548页，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1977，1978、9月）中说，刘清扬、周恩来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1、2月。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我们五人成立一个小组。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1922年2月，我和周、刘去柏林，成立柏林小组，最初四个人。下半年又有高语罕、郑大朴、章伯钧等。1922年成立了旅欧总支部，我负责。

　　2、同书220页，张申府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9）中又说，我们五人组成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1922年2月，我、周、刘到了德国，当时在德国的中国党员己有张伯简，他是在上海入的党，他还介绍谢寿康入党。

　　3、1993年10月，张申府老在他晚年出版的《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26页，《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中说，我们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旅法五人小组除陈公培1921年10月因里昂事件被遣回国，其余四人投入组织旅欧青年团工作。1922年4月30日赵世炎给国内吴明（陈公培）信中说，目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章（萧三）、披素（熊雄）——给我信促于五一完成。28页又说，当时在德国的党员还有张伯简，我们四人组成一个党小组，开展活动。

　　4、同书《我的教育。职业。活动》96页中，则有与上述说法明显不同的、较近实际的说法。1922年2月，我们转到德国。去前，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员已有一个张伯简，以后他又介绍老德国留学生谢寿康，以及熊雄（江西人）。我遂与周、刘成立了旅德支部，加上了张伯简、谢与熊，共得6人（谢不久即退出）。到了这年下半年，便又逐渐加多了…。

　　从张申府这四次回忆，1、2、3文中了解到，自1921年初至10月里昂事件前，旅欧中共党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国内入党的）、刘清扬、周恩来（在欧洲发展的）五人，并组成小组。2文说没有正式名称。3文说成立了共产党小组。这就是至今党史界通称的，旅法（旅欧）共产主义小组。

　　但是，这个旅法(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既没有原始资料，也没有其他当事人当年或后来尚存的书信和回忆作证。而只是根据惟一的当事人半个世纪以后的久远的回忆。这种回忆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也可以说，是一个谜吧?

　　1922年3月，张、周、刘转到德国。1文说成立了柏林小组，最初四个人。2文说在德国的中国党员己有张伯简，在上海入的党。3文说，还有张伯简，我们四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开展活动。4文所说，则与上述3次说法迥异。

　　去前，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员已有一个张伯简，以后他又介绍谢寿康以及熊雄。我遂与周、刘成立了旅德支部。加上张伯简、谢与熊，共得6人。

　　这种说法，不仅是增加了一个熊雄，而且是由成立一个柏林小组到变成一个旅德支部。增加一个人是真的。成立柏林小组或成立旅德支部的说法，则是没有史料根据及时间条件的。这种说法，也是一个谜吧?

　　据史料，1922年3月，张、周、刘三人联袂到柏林时，在柏林己有与德国共产党组织发生联系，并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中国旅德学生张伯简、谢寿康（3月22日以后又有熊雄、熊锐、王圭）在旅德华工和留德学生中进行活动。此后，他们才有了联系（见1922年4月下旬，赵世炎给国内几封信。这种联系，极有可能是与张伯简熟悉的赵世炎、陈公培引介的），商量筹组旅欧青年团（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准备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和游俄事。至于中共党组织是否有，是称柏林小组还是旅德支部? 还是一个未知数。至于1921年间建立的旅法(旅欧)共产主义小组和1922年间建立中共旅欧支部，更是一个未知数。

　　1922年4月26日，赵世炎给国内陈公培的信，有这样一段话：

　　“支部暂时决不提及，况现在已有代表团（申府等在德发起的，我亦承认），有事以此与人接洽便是。”

　　这段话，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可不可以这样说，在1922年5月前，旅法的中共党员和以后旅德的中共党员、德共党员，并未在法国在德国成立小组或支部。

　　信中说明的，这个由“申府等在德发起的，世炎亦承认”的“(中共)代表团”。可不可以认为，这是当时旅欧共产党员（指加入中共和加入德共）最初的组织形式。此后，才有中共留德组、中共留法组的出现。中共旅欧支部的名称，直至1925年初后才见到。

　　1922年6月13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党有党员195人，其中留德八人、留法二人。按当时邮船欧洲至中国约35天左右，旅德的张申府或旅法的赵世炎向国内中央报告约在四月底左右。

　　留德八人是，中共党员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德共党员张伯简、谢寿康、熊雄、熊锐、王圭（按共产国际规定，亦即中共正式党员）。张申府这时只发展刘清扬、周恩来两名中共党员，这也说明张申府在法国、在德国的活动范围是很窄的。中共留德组似在1922年6月后建立的。当时的留德组成员，就是上述留德八人。

　　留法二人，一为中共党员赵世炎，另一有说为萧三(萧老自传中未提及此事一一笔者注)。中共留法组的成立，似是1922年秋后的事。这时，法共党员阮爱国（越南[当时称:安南]胡志明——笔者注），为加强法国共产党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联系，介绍“少共”成员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三五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旅居某国的中国人加入某国的共产党，不存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问题，因为某国共产党，也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加入某国共产党，亦即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无须写由某国共产党“转为”中国共产党的字样。——笔者注]

　　1923年4月28日，到莫斯科东大学习的赵世炎在中共旅莫党团员大会上报告工作，称西欧还有四五名党员。那只能是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熊锐，和1922年秋由国内去的廖焕星。其他到德国的国内入党的中共党员似乎均在这一时间(1923年4月)之后。从辞典上介绍高语罕、章伯钧等人的传略，也可佐证。

　　至于旅欧“少共”（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也只能在1923年2月旅欧“少共”改组为旅欧青年团之部以后（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事。赴俄学习的6名青年团员（原“少共”）中的王凌汉、袁庆云两人就是在1923年4月28日旅莫党团员大会上办的“转党”手续，介绍人为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人。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史料。

　　20世纪60年代，赵世兰（赵世炎二姐）曾说，它(旅欧党团组织)牵涉到党团历史…，特别是一些烈士的历史，应该以原始材料和事实为据，不能以某些同志的记忆为据。（见《“一大”前后》[二]545页）

　　附记：1980年夏，我两次访问张申府，他夫人在旁催促他说“熊雄是你介绍的”。当我将“罗亦农1923年春在旅莫党团员会上介绍熊雄是德共党员”这一史料相告时，张老没有作声。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位资深的党史研究者对我说，“张的话不可信”。1983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熊雄传，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胡华教授主持定稿时，采纳史料，认定：熊雄1922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张申府在最后的回忆中，也说到张伯简“介绍了谢寿康，以及熊雄（江西人）”入党，而模糊了张伯简等是德共党员。张老说“熊雄是江西人”，是我访问他时听我说的。其实，谢寿康也是江西人，张老就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