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至12日，纪念广州起义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隆重举行。

　　这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联合主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广东省军区副政委唐朝转，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晓玲等领导同志出席了研讨会。朱小丹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唐朝转代表广东省军区在研讨会上作了讲话，李忠杰代表主办单位作总结讲话。研讨会由林雄主持。

　　这次研讨会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和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文化局、广州警备区政治部联合承办。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领导、广州起义领导人与参加者的子女、亲属冯海龙（张太雷外孙）、叶向真（叶剑英女儿）、刘煜奋（苏兆征外孙）、陈寒枫（越南籍洪水儿子）等特邀嘉宾，以及广东省、广州市有关单位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等，共150多人，收到论文98篇（其中入选研讨会的论文89篇）。

　　这次研讨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广州起义在当年就产生了很大反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行动。广州起义是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为了挽救革命而举行的，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的屠杀政策的一次英勇的反击，以实际行动开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新局面，是中国革命史壮丽的一页。

　　（二）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创建新型人民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建立的一个完全新型的革命政权。这个政权是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在世界的东方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现的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人民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为后来新型的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民军队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起义前，共产党虽然掌握了少数革命武装，但这些武装并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而是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组织系统到领导机构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共产党没有独树一帜。广州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对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的重要标志。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工农红军，不仅具有无产阶级性质，而且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上完全区别于过去的一切军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广州起义保留下来的力量，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初组成部分。领导及参加广州起义的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后来成为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家，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探索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广州起义也同样如此。当时的秋收起义还没有见最后分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没有完全形成。广州起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广州起义也应该占有一定位置。

　　一些专家学者探讨了广州起义对广东革命斗争的重要影响，指出，广州起义余部在花县组建红四师后进入东江地区，在海陆丰与南昌起义军余部组成的红二师胜利会师。红四师对东江地区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产生较大影响，对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后来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广州起义对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贡献

　　一些专家学者对广州起义对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贡献进行了专门探讨，认为：

　　（一）广州起义是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而举行的，它作为“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无疑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的重大的反击。广州起义是广东“四一五”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继续，也是中国革命在转折时期的一个新的起点。

　　（二）广州起义第一次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先例。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比较，广州起义则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第一次有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参加的武装大暴动。

　　（三）广州起义促进了全国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兴起。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和海陆丰苏维埃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兴起。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的胜利及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展示了工农兵三大力量联合的威力。

　　（四）广州起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从中心城市转移到农村，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打下了基础。广州起义后，广东省委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农村，领导和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割据包围中心城市的思想。

　　（五）广州起义的革命实践，使全党逐渐认识到，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企图首先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坚守反革命势力强大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模式是不适宜中国的，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也是它的重要历史贡献之一。

　　三、对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研究

　　有的专家学者对广州苏维埃政府进行了专门研究，包括她的特点、历史意义和影响。认为广州起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揭开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篇章，开始进入工农兵三大力量联合革命的新时代。广州苏维埃政府虽然只存在了三天，但在中国和世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广州起义后，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以及党的领导人，多次发表宣言、纪念文章，宣传广州起义，宣传广州苏维埃政府建立的历史意义，宣传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号召广大劳苦大众，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二，广州苏维埃政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树立了一面旗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不屈精神，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对于广州苏维埃政府，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其具有以下历史特点：

　　第一，鲜明地高举苏维埃的旗帜。《广州苏维埃宣言》公开明确地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国民党的旗帜，走苏维埃的道路。苏维埃政权是同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工农民主革命政权。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充分代表工农兵贫民的利益，使工农兵摆脱受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获得解放。这个宣言旗帜鲜明地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和奋斗目标。 第二，形成了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结构。广州苏维埃政府机构的设置与后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是基本相同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对此后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三，广州苏维埃政府成员包含了工运领袖、农运领袖、党的著名活动家、北伐名将等，是集中了各种类型杰出人物的坚强领导群体。第四，广州苏维埃政府有着鲜明的城市特色。工人成分在广州苏维埃政府中占绝对多数。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工人及城市贫民的生活待遇，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上。广州苏维埃政府管理大城市的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将来治理城市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关于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八七会议的关系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尤为密切。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广州起义从决策到发动直至最后失败都与共产国际、联共（布）息息相关。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广州起义不仅多次发布指示，对起义予以具体指导，同时还派代表直接到广州参加起义的策划和领导工作，是广州起义的实际决策者和指导者。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广州起义过程中，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指导意见，对起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在指导上也存在着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给广州起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当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于是否举行广州起义的争论比较激烈，但是，“实际上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即诺伊曼）。”

　　有的专家学者对八七会议与广州起义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广东是中央关注和部署起义的重点地区，广州起义是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重大实践。

　　五、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的比较研究

　　一些专家学者对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专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同为三大起义之一，两次起义既有共同点或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两次起义都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重大举措，都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政策的激烈反抗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战胜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实行政治路线转变的产物。两者之间前后呼应，一脉相承。尽管他们走过的历程不尽相同，在探索中也各有成败得失，但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最终都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新道路。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共同为探索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起着先导示范作用，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积累了经验，给全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起义所采用的武装暴动方式来看，这两次起义基本上还是沿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方式，即首先以夺取大城市、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为主要目标，搞城市武装暴动。其区别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一）两次起义所举的旗帜不同。南昌起义时举的仍是国民党的旗帜，而广州起义则彻底抛弃了国民党的名义，正式公开亮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帜；（二）两次起义队伍的成分构成不同。南昌起义的队伍成分几乎是“清一色”的士兵，而广州起义队伍的构成则多元化，是工人、农民、士兵携手举义，联同作战；（三）两次起义发动的广度与深度不同。南昌起义没有农村武装力量的配合。而广州起义是城市与农村同时举义，形成了城乡配合、互相策应的局面；（四）两次起义成立的革命政权的性质不同。南昌起义成立了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广州起义则第一次在大城市中创建了苏维埃政权。此外，广州起义发生于八七会议之后，因而广州起义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问题上的认知，都较南昌起义更明确、更深刻。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一直以来无论政界还是史学界都对南昌起义的重要性、军内的地位推崇有加，相比之下，对广州起义的历史地位似乎重视不够，评价也简略得多。作者围绕两次起义的历史背景、结果和贡献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两次起义的历史背景有着相同性和延续性，都肩负巨大的形势压力，无孰轻孰重；两次起义的结果都是失败，但都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要历史地评价广州起义失败的问题；要真正理解“八一”建军纪念日的本义，正确认识广州起义第一次打出“工农红军”旗帜和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意义。

　　六、关于广州起义人物的研究

　　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直接领导、参与广州起义的张太雷、叶挺、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杨殷、叶剑英、游曦、陈铁军、黄平、邓发、何潮、陶铸等人物进行了研究。也对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陈独秀等间接参与或相关的人物进行了研究。

　　有的专家学者探讨了周恩来对广州起义的历史贡献。周恩来继领导南昌起义后，又参加了广州起义的决策和领导工作他因要参与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没能来粤领导广州起义，但始终关注和指导着广州起义的筹备和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肯定和赞扬了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意义，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并纠正了在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上“左”的错误。

　　有的专家学者探讨了邓中夏对广州起义的评价及其意义。邓中夏从实际出发，敢于批评“左”倾思想指导下作出的中共中央和原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并较客观地初步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其意义在于，坚持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打击同志的政治原则，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为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提供了思考。

　　有的专家学者对陈独秀在广州起义前给中共中央的信进行了专门探讨，认为陈独秀对广州起义提出的五条建议是正确的，预测也十分准确，表现了陈独秀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有的专家学者对作为广州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三人成员（张太雷、黄平、周文雍）之一的黄平进行研究。

　　七、关于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攻占大城市的时机尚未成熟；对强大敌人的反扑思想准备不足，没有及时进行战略转移；广东国民党反动派强大力量的反扑；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起义时间提前导致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

　　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在广州起义失败的多维成因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八七会议的历史局限对广州起义产生的消极效应。八七会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策略、革命力量的片面判断等方面间接影响了广州起义领导层在革命时机把握，发动革命力量、组织战略退却等方面的决策，这也是我党早期对民主革命规律认识不足的真实缩影。

　　另外有的专家学者还从当时广州工人阶级的状况，探究了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的阶级根源。也有作者从目的、细节和起义主体等角度研究起义失败的原因。

　　八、关于广州起义的争论和评价及其研究

　　对广州起义的争论和评价也是由来已久，从起义失败后开始，直到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起义是否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该不该举行等方面。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的专家学者从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产生不同意见的原因及争论的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共中央大量的篇幅去论述起义的意义和影响，只用很少的文字去分析失败的原因。说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过分服从，使得其未能在起义刚失败后立即意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有的专家学者将自广州起义失败至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及其有关人物等对广州起义的评价进行系统的探讨。将其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州起义失败之初，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评价基本上是抽象肯定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时更多的则是指出其具体的失误和不足。第二阶段，中共六大前后，在否定广州起义是“盲动主义”的前提下，对起义的评价迅速升温，由“退兵时的一战”发展为“苏维埃阶段的一面旗帜”。第三阶段，在“左”倾错误泛滥时期，将广州起义与巴黎公社齐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其缺点和失误则逐渐被淡化。作者认为，只有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对广州起义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湘赣边起义都是大革命失败后贯彻党中央关于四省秋收起义部署的重大举措，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尽管广州起义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有“左”的影响，但都不能否定其主流和大方向，更不能指责为“左”倾盲动主义。

　　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广州起义的发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被迫发动的，但广州起义的战略目标——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则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产物。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它也成为指导广州起义的战略思想。所以，既要正确看待广州起义发动的必然性，又要正确看待广州苏维埃的历史，正视广州苏维埃的“左倾”根源，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此外，这次学术研讨会还就与广州起义有关或有影响的中共广州市委、工农运动、红四师等进行了研究，拓宽了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