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之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起义爆发。广州工人赤卫队为建立和捍卫广州苏维埃政权，英勇抗争、不屈不挠，用鲜血写下广州工人运动最悲壮一页，至今八十个春秋，其精神不息，可歌可泣。反之，为国民党反动派御用之广东机器工会倒行逆施，疯狂镇压广州起义，其5700起义者及市民之惨死，大多数横在广东机器工会之屠刀下，令上千个家庭蒙难，其所犯下之滔天罪恶，实在罄竹难书。

　　"广州起义"之重大事件产生，有当年大革命之政治背景，其背景与广州工人运动息息相关。尤其广东机器工会反共演变，对事件之前后有相当之影响。在广州工运史上，广东机器工会早期革命及后期之历史反作用，也有较重要之篇幅，值得一探。

　　广州工运之先觉

　　提起广东机器工会，可谓落笔沉重！

　　中国之工人运动，源于粤港。晚清末期，清廷之不仁统治，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付之帝国主义压迫及资方剥削深重，故两地机工抗争意识甚浓，并较早追随孙中山先生之民国革命。1908年11月，香港太古船坞多机工因遭资方（西人）欺压而集体怠工相抗，竟取得资方之让步。顿悟团结聚力量之道，遂于1909年注册成立"中国研机书塾"，名为研究学术，实为秘密结社，开中国工人团体组织之先河。之后两月，即5月13日，"广东机器研究公会"于广州成立，乃是"广东机器工会"之前身。

　　"广东机器研究公会"成立之初衷，以研究学术、习机器之技艺为宗旨。故不论资方或劳方，俱以个人名义入会。因黄焕庭（柏洲厂主）及陈桃川（均和安厂主）等机器老行尊其声望，为马超俊力邀加盟，以兴公会之组织与发展，而雇主因有其厂务在身，对公会过问颇少，会务多为机工所主持。

　　进入民国，社会各主义泛起声张，广州工运思潮被牵动。1912年3月，"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先觉改组，更定会章，以求劳工组织之纯粹，并易名为"广东机器研究总会"。香港同行也随之更名为"中国机器研究总会"，会徽共用。亦乡谊之结，两地机工互相帮助、同舟共济，不分彼此，维系多年，遂有1919年河南堑口之"国机会所"筑建，以示机工之力量团结，为"粤港工运是一家"之史证。

　　民国后广州之机器行业发展迅速，机器行业包括车磨、挫钻、铸型、架弛、机器等，均分布于电灯厂、自来水厂、电话局、兵工厂、铁路、造币厂等要厂，为当时之先进生产力，故广州人有学习机器之风气，并造就机工队伍扩大，"总会"会员剧增，并一度成为机工谋生于各企业之综合组织。由于前历史原因，"总会"尚未彻底脱离雇主，劳资双方利益包含，内部难免事事牵制，"总会"实情为劳资混合体组织。

　　1917年，孙中山先生于广州成立西南护法军政府，马超俊把持全国工运事务。马氏提出8项基本原则：1、扶持工会组织；2、规定标准工时；3、提议工资增加；4、倡导工人福利；5、培植工人教育；6、培养政治知识；7、确认劳资合作；8、协助罢工运动等。而第7项为针对马克思主义之阶级斗争学说。马氏认为，现时中国无大资本家，只有外国帝国主义迫害中国工人阶级，故中国劳资双方应调和，促进生产、发展国力云云。上述，意表明马超俊日后在劳工界推行"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之意识及政治立场，而"广东机器研究总会"劳资不分，旨在标榜。在此特别一提。

　　1920年，两地机器行业劳资恶化，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斗争得胜，大大刺激内地同行。广东机工要求脱离雇主、自立自为之呼声日渐，"总会"决策改组。即时在广州诸机器厂相继成立俱乐部，为"总会"之纯劳工基层组织。此时，"总会"上层惟恐俱乐部行为不控而损害"总会"内外之利益，利弊权衡，索性废弃"总会"，实现劳资分家，两月后（1920年4月）另立"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集各机器厂俱乐部机工一身，为马超俊把控。而资方黄焕庭及陈桃川等人在马氏关照下则安置于筹建"国机会所"之董事局，置"维持会"之上，后又安置于"广东总工会筹备会"，故"广东总工会"在劳工界中有"老板工会"之讥，这是后话。

　　早期广东机工之革命

　　广东机工有着令广州人称颂之革命英雄史，值得一提。晚清末年，不少机工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7、08年间，同盟会之革命党人在潮州、惠州、欽廉、镇南关等各役之起义，均有机工响应。兹1910年4月始，先后有同盟会温生财等人刺杀孚琦；又有林冠慈、陈敬岳等自制炸弹炸伤李准；再有李沛基、李应生等多人炸死凤山等行动，均有机工参加，轰动广州、震撼清廷。尤其在1911年3月29日（农历）之著名"黄花冈起义"，85烈士中，有16位为工人，其粤籍机工见12位为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粤港两地机工、海员等组成敢死队，自斥私资购置枪械等，北上协助黄克强（黄兴）革命军抵挡北洋军阀反扑，而汉阳兵工厂之役，顽强抵御，浴血奋战，百人出征，仅二十人归还，其革命之坚决，令后人敬仰。

　　桂系军阀治粤期之1919年，民众力举伍庭芳为广东省长之呼声覆盖广州，广东机工向省议会请愿、电灯厂工人罢工等行动，以示坚决，虽未达所愿，颇惹社会注目。1920年，香港机器工人因遭资方之欺压与剥削，遂举行大罢工，并集体取道返穗，得助于广东机工之悉心接待而持久。资方迫于无奈，只好应允复工之条件。其罢工胜利，皆粤港两地机工共谋而获之。在驱逐桂系军阀之役中，广东机工英勇助战，围歼堵截，控桥梁、铁路、公路，断军阀陆荣廷、莫荣新之供给等等，劳苦功高，盖得孙中山先生之关怀与厚望，故粤港两地机工在河南购地筹建"国机会所"期间，特获孙中山先生之重金资助。又如1921年6月策划广东机器工人大罢工，得到社会广泛支持而得胜。再者，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广东机工全力以赴，支持、策划这次大罢工，两地工运互动，空前数万人离港返穗，造成香港瘫痪，诱发多行业停产、罢工，施其压力而迫港当局就范之，获取罢工胜利，国人鼓舞。同年6月陈炯明叛逆，广东机工秉孙总理之意志，举行大规模罢工，以谨抵抗，令陈不支而遁，孙中山先生返穗立足等等。为孙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立下汗马之功。广东机器工会与民国革命及国民党之命运共同。殆由于斯。

　　广东机器工会之反共缘由

　　1920年底，驱逐桂系军阀之役告捷，国民革命军归穗。陈炯明为省长主政广东，之后，朝野上下鼓吹民主为时髦。更有"劳工神圣"之吹捧，原有之行会、工团也纷纷易名标榜"工会"，社会各政治力量亦争先恐后争夺工团势力，而劳工生活则无改善，地位依然。

　　承广东之革命环境，1921年初，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立足工运。因广东机工有革命之传统与实力，故共产党人努力不懈去争取这支队伍，且通过办工人夜校在机器工人中进行革命之启蒙，而众机工热烈拥之，出乎共产党人之意料，并在机工中重点发展党员，如维持会干事黄裕谦入党一例。共产党人之活动，遂引起马超俊、李德轩等人之警觉与不安，旋即采取快刀斩乱麻，中止办夜校。此失利，令我党一度放弃对机器工人之争取。然而，夜校众机工所接受之革命真谛却在心内得以萌芽，并使其机工内部嗣后之分化。

　　正因广州工运之兴起，"维持会"于1922年初始秘密进行改组，该会高层纠正前期对"俱乐部"之失控，强化组织行动统一，增设内部监控机构、扩充会员、打压叛逆等要事，并易名"广东机器工会"。同时成立"广东总工会筹备会"为龙头，以工运老大自居，扩张势力，大有主导、统一中国工运之企图。

　　与此同期，中国共产党初建，力量单薄，其政见尚未为国人所识，故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亦无在意，曾一度为陈炯明之幕僚而视之。1922年初震惊中外之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国民政府倾力支持，而数万罢工者返穗之宿食也给其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此际，共产党亮出，号召海员将斗争坚持到底，并全力投身发动、组织筹捐等诸多行动，在社会各界相当影响。同年5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出现之共产党人提议、召开"全国一次劳大"，大义得到了孙中山先生之赞赏和支持，令马超俊等不快，后无奈于孙中山先生之开明大义，时势所迫，故广东机器工会（维持会）、广东总工会等属工会也参与大会，并为大会之筹备与召开做了大量事务。至于会议其间所出现的"斗争"，乃是无政府主义派属工会与国民党派属工会之争拗，非与共产党对立。会议所通过之决议案颇为中和。

　　然而，"全国一次劳大"所确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工运领导权，多少动摇了广东总工会等霸主地位。"全国一次劳大"闭会仅几天，马超俊等迫不及待召开"全国劳动联合大会"，意图推翻、取代"全国一次劳大"所确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工运领导地位等等，其声势薄弱、响应廖廖，结果会后不了了之。

　　1923-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之际，各自内部意见不一，无可避免。然而，共产党人较快集中统一应对之。而国民党内部则阻力重重，盖孙中山先生、廖仲凯等态度坚决，终至冯自由等人党籍开除，反对派才有所收敛。嗣经共产党人之倾力协助，改组后国民党之面貌焕然一新。伊始，两党积极共事，广州工运蓬勃兴起，多产业工会纷纷告立。然而，因两党政见不一，内部分歧起伏。而马超俊等阳奉阴违，不断制造、扩大工运分裂，激化两党合作矛盾。如1924年5月1日，广州工人代表会议召开，广东机器工会与广东总工会破坏会场、煽动机工代表退场，并在市区散发反工代会传单等。可谓事事作梗。1924年10月，广东兵工厂事发，时任该厂厂长马超俊因负有破坏工人俱乐部、包庇包工头、无故开除工人等10大罪状，被孙中山斥责而解职。右派势力受挫，马超俊怀恨于心，遂伺后图报矣。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马超俊更是肆无忌惮，以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系统之工会公开标榜反共。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其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拒邀杯葛大会。无奈，大会通过铲除马超俊等19位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领导人物为"工贼"之决议，大会成立之"中华全国总工会"亦把右派工运人物摒之于外。故马超俊视左派工运人物为死敌，在组织上、地盘上分庭抗礼，政见上意识上更水火不相容。上述，为广东机器工会铁心反共之开端。

　　广州起义前期两派工会之斗争

　　1925年6月-1926年6月间，省港大罢工爆发，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南方工运如火如荼。而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央工人部长廖仲凯被暗杀，乃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之初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惟共产党顾全大局，与右派斗争之同时亦有所迁就，尤其在选举中对右派作重大之让步，也使马超俊党籍得以保留，右派势力得以扩张，铸成大错。此间，"广东机器工会"马超俊、李德轩等集反共势力，咄咄逼人，广州工代会也针锋相对，故工运两派斗争无间，冲突加剧。如粤港两地工人、工会之间之多起斗殴及会员被杀等事发；尤其广三铁路、广九铁路、粤汉铁路、手车夫工会、女子车衣等多个属机工行业之工会改组与成立，也形成机工行业之两大派等，为此，右派工会恨之入骨。在工贼李德轩阴谋下，1927年1月2-3日，广东机器工会之反共别动队--"体育队"多次袭击粤汉铁路、广三铁路等多工会宿舍，之后广东机器工会又袭击十多个左派工会等，却没得到当局之追究，助右派气焰嚣张。

　　1927年，继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之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反动派也实行反革命政变，遂解除黄埔军校及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之武装、查封中华全国总工会之穗办事处、驱散工代会等，捕捉、杀害左派工会骨干过千，左派工运领袖刘尔崧、李亦愚、李森、何耀全、张瑞成、邓培等不幸遇难。其血腥镇压一周之久。此时，广东机器工会工贼李德轩又与土匪出身之军阀李福林相勾结，扩充"体育队"武装力量，提供李福林召唤。并多次策划扑杀铁路系统红色工运，迫使2000多铁路工人饭碗被砸。同时，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以及右派势力拼凑之"改组委员会"强占、掠夺左派工会会址及财产，打压左派工会之恶劣行径，遭到社会各界反感及左派工会反抗。广州起义前夕之10月间，穗、港、澳、江门航线轮船的广州海员因反对"新海宁"轮开除工人和"改组委员会"压迫工人而举行罢工、游行，并逐"改组委员"，其3人被殴毙。之后再度发生五金、洋务、运输等多起行业左派工会驱逐、打死改组委员事件，后均遭反动军警及右派工会联手镇压。11月18日，张发奎与李济琛冲突，左派工会趁机集会，并到越秀南"惠州会馆"收回工代会会址时,亦遭到广东机器工会及反动军警镇压等等。广东机器工会、"改组委员会"之横行霸道及国民党右派之倒行逆施，遂引起全社会公愤。同时，知识界、部分中阶层等对国民党不能实践自身承诺之政纲而感到失望，尤其是经济之不景气，也助民怨四起，其反抗情绪，一触即发。上述部分，乃是广州起义前夕之工运形势。

　　广州起义前后之广东机工

　　广州起义，乃是中共省委审度时势、顺应工人阶级之强烈愿望而策之。事前，谁都感觉到有夺取广州之把握，事实也如此。故广州起义之号召，工人热烈响应，非被动执行也。然而，夺取广州后又如何巩固、维持，其风云诡谲，又有多少人知晓。退一步而言，倘若省委放弃起义计划，有可能将被视其软弱而导致众多之不满甚至分离。然而，三天之红色政权，其血之代价，实在太大，却无可避免。历史如此。

　　广州起义爆发后，广东机器工会极力参与策划、镇压活动。广东机器工会工贼李德轩在河南纠集千余歹徒举行"讨共"宣誓，并隔江射杀起义人员。次日，以"体育队"为先锋，仗地头蛇之利，分多路潜入市区作里应外合，故张太雷不幸死于"体育队"乱枪之下。之后，广东机器工会率引李福林部渡江，疯狂追杀、捕杀工人赤卫队及起义人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广州惨状之空前，犹如人间地狱。此况，史料匀有大量记载。

　　广州起义中工人赤卫队之组合，除来自各行业之工人外，还有来自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下属之工会部分机工。广州起义后次日，也有不少机工响应起义，故起义失败后，均难逃"体育队"之捕杀。更甚者，没有投身起义之进步机工，因前拒于广东机器工会之外，其也难免被害。如机工黄元被"体育队"拉去毒打后，再将其绑于大石而沉于白鹅潭；机工杜溪则被吊在机器工会之旗杆上数日，任风寒折磨而惨死。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上述两例，为解放初期机工揭露所得。

　　广州起义失败后之1928年1月，马超俊调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后，抓紧对共产党势力清洗之同时，解散左派工会组织110个，甚至隶属广东总工会内之中立工会组织也被解散。资本家趁此反攻倒算，恢复商团、推翻条约、变本加厉压低工人工资，增加工时等等。现有之工会则严密监视和改组，工人动辄则以共党论之而枪杀，广州工运陷入低潮。

　　广东机器工会为工贼把持，平日对其众机工则以欺骗之手段拉拢入会，不成者，则引几个流氓组织前来打吓，并强征月金供其"体育队"花销。广州起义失败后，其会之机工不但没多得好处，而且把原有之利益统被取消。为此，广三、广九、粤汉三铁路之机工起来抗争，当局则出重兵镇吓，并解雇七百多人，而广东机器工会工贼却无动于衷，众机工方悟到其利益被马超俊、李德轩等工贼所出卖，忿忿不平。广州起义前夕，机工们曾要求国民党政府合併小厂，实现集体劳动之组合等等，却没有得到理会。在广州起义期间，当机工们读阅共产党人关于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之宣言时，为之触动，特别是宣言中关于大企业国有化、小企业组合之表述，有其切身利益之关注，感概良久，遂叹之：我地无帮共产党，笨也！

　　遗憾的是，当年我们一些同志没把广东机器工会中一小撮工贼、爪牙与广大之机工区别开来，没有因势利导发动众机工之革命，其工作之过失，事后也引起内部不少埋怨和反思。正如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中第9节谈到失败原因时总结到："本党从前的工作之，实在对于机器工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充分的（地）去宣传吸引他们，使他们脱离那些法西斯蒂的首领"；再如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1928年8月15日）关于广州起义之报告中所言：这种对待机器工人的错误态度，已有不下五年的历史了。……严重的、真正的错误在于此我们没有很好地对取代我们的那些机器工人做工作，认为在起义期间机工队伍是反对我们的，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因为反对我们的不是机器工人，而是这个资本家--机器工会头子的雇佣兵。等等之深刻反省，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