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向反革命势力的一次英勇反击，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敌强我弱等因素的影响下，广州起义失败了。本文主要从当时党内对广州起义的策略运用上探讨影响起义的几个不利因素。一、广州起义爆发时刚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在党内推行之时，而这种主义的错误是，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不尽力争取群众，反而热衷与依靠少数革命党人举行武装暴动。广州起义从决定到惨败与盲动主义的影响是有关系的。二、当时中国革命总形势和广州形势对于举行广州起义存在有利和不利因素。综观有利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相对大一些。因此，对于发不发动广州起义，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分歧。三、从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策略运用上分析对起义的不利因素，中共中央和起义领导机关在起义过程中，犯了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坚守和退却的问题。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第一次建立了城市工农民主政权，是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伟大的尝试。起义为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起点。在敌强我弱等因素的影响下，广州起义失败了。本文主要从当时党内对广州起义的策略运用上探讨影响起义的几个不利因素。

　　一、广州起义爆发时刚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在党内推行之时，而这种主义的错误是，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不尽力争取群众，反而热衷与依靠少数革命党人举行武装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追随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许多上层小资产阶级也退出革命。国民党新军阀更加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工农运动受到严重摧残，党的各级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在血泊中，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改组中央政治局，由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之后，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不久，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以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革命进攻。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这次会议为党和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斗争道路，但没有意识到，应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反而过分强调进攻，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以后左倾情绪的滋长埋下了根源。

　　在八七会议后广州起义之前，湘鄂粤赣等地先后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由于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和组织的革命力量，加上党尚缺领导武装暴动的经验，许多起义都失败了。而这些起义影响最大的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其教训是深刻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大革命失败的形势已经确定了，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在此形势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是马上夺取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 革命离开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农民积极参加，胜利是不可能"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根据敌弱我强的形势，改变部队进军方向，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进军，保存了革命力量，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新局面。两次起义已朦胧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指明在当时敌弱我强的情况下，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必须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吸取各地起义失败原因，因地制宜地制定正确的策略，组织必要的进攻和有秩序的撤退，以更好地保存和聚集革命的力量。但，当时党内受左倾情绪左右，不认真总结各地武装暴动失利的原因，不把总工作放在争取工农群众和巩固健全党组织上，而是不切合实际地要求各地继续组织暴动。

　　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形成的左倾情绪得到发展，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主要领导地位。他们不具体分析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各地武装起义所遇到的挫折和失败教训，也不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依然强调城市中心论，盲目制定了一个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 "总策略"。并错误指出："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11月会议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党内推行，引起毛泽东和在白区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批评，但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发展起来，导致了许多失败，使很多革命力量遭到破坏。广州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发动的。11月17日，中共中央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总暴动，规定暴动的中心是夺取广州政权。

　　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确实是符合广州革命工人的愿望。但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连接失败，全国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城市工人运动受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大力发展工农群众的组织，而不是盲目的去发动武装暴动。

　　广州起义在中共中央的决定下举行了，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很快被强大的敌人镇压下去，广州的革命力量损失严重。广州起义从决定到惨败与盲动主义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二、当时中国革命总形势和广州形势对于举行广州起义存在有利和不利因素。

　　起义爆发前，全国革命的总形势是，革命仍处于低潮，反革命仍很猖獗。

　　当时广州存在发动起义的一些不利因素。四一二事变后，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破坏，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广州党能领导的只有人数不很多的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手车夫工会等。在农民运动方面，除海陆丰以外，广州周围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并不好。受白色恐怖的影响，广州的学生和市民对革命的热情也大有减弱。在军事上，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有教导团1000多人和近3000人的工人赤卫队等，总共合起来约有5000人的武装，其中工人赤卫队是我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革命热情很高，但毫无军事素养，许多骨干连枪都没摸过。" "甚至在广州暴动前夕，工人赤卫队连一支手枪都没有，步枪更不用说。"  而广州市内和外围的反动部队合计有68000-75000人， 敌我力量相差极大。发动一个大的起义，单靠这些武装力量远远不够。此外，南昌起义南下途中遭到重创，如果举行广州起义，根本没有任何外援。

　　对发动广州起义确实也有有利因素：张发奎的几乎所有部队正在为争夺地盘而厮杀，广州市内敌人兵力空虚。同时，如果等一个短期时间，张发奎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从保住革命的力量的角度说看，举行起义是有一定必要的。

　　综观有利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相对大一些。因此，对于发不发动广州起义，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分歧。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有部分人是反对起义的。1927年11月29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波赫瓦林斯基在给加拉罕电中明确指出："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 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佩佩尔认为："党曾有充分理由确定武装暴动的方针，而在目前的复杂形式下，尽管直接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组织暴动的问题仍应占据党的任务的中心地位，但是，……立即举行暴动成为不可能"。 越飞在起义前提及，对于广州起义"有些情报人士担心，发动可能为时过早，因为党没有足够力量。"

　　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于发动广州起义，也有争论，在广东省委内部。"大体在香港的时候，对应不应该起义争论比较多；到广州以后，则对起义方式争论比较多。" 聂荣臻和黄锦辉等人是持反对的态度，聂荣臻认为："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 "我们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个教导团，组织这样大的一个起义，光靠一个团怎么能行呢！"而且在广州附近的有几倍于革命力量的几个反动军队，"一旦举行起义，他们必然回掉过头来，一致对付革命，那我们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的。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 聂荣臻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在敌我力量悬殊巨大，我军外围外援很难到达的情况下，在敌人的心脏发动武装起义，是很难把握起义是否成功。

　　三、从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策略运用上分析对起义的不利因素

　　1927年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到达广州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具体研究广州起义的问题。会后，成立了以张太雷、黄平和周文雍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任军委书记），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聂荣臻、黄锦辉、杨剑英等参加了军委的工作。

　　广州起义从决策到发动，从思想动员、群众宣传、力量配合到军需筹备等是经过一番的准备。此外，起义领导机关将起义在选择在粤桂军阀混战，广州敌军空虚的时机；当起义事机不慎泄露时，先发制人，提前在晚上起义，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的打击。这些都很正确。

　　但是，起义领导机关是第一次领导武装起义，缺乏经验，对起义的指挥和部署还不是很完美，是在所难免的。 "在暴动的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没有一个健全组织的机关来指导一切。" "这次军事方面的指导亦没有一个健全的指导机关，叶虽为红军总指挥，而事实上能指挥者仅过来的各部分军队，而赤卫队方面就难执行其命令了，以致军事的指挥不统一。" 中共中央和起义领导机关在起义过程中，犯了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坚守和退却的问题。当广州起义初步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时，当时中央的当家人瞿秋白"兴高采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 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广州当时的实际情况，探讨广州起义下一步的策略问题，以便及时地指导起义，更好地保存革命的力量。据张国焘回忆，张国焘曾经向瞿秋白提议，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立即将广州起义的部队开往海陆丰地区。而瞿秋白对这个合理的建议却置之不理。同时，以张太雷为主的起义领导机关，在起义当天深夜召开的会议上，叶挺分析因外围敌人过于强大，不要坚守，建议趁粤军主力还没回到广州之前，迅速将队伍撤离到海陆丰地区。在场的聂荣臻非常赞同叶挺的意见，认为这样可以避免重大牺牲。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却从城市中心论出发，坚持 "进攻进攻再进攻"的原则，认为应该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退却就是"动摇"。张太雷等人采纳了纽曼的决定。而"这个决定，连同张太雷本身，都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 张太雷第二天牺牲。之后，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动部队向起义军展开猛烈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进行大屠杀，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大败，仓皇退出，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对此，张发奎后来回忆："共产在广州暴动后之后，即成立所谓苏维埃，说明共产党是企图长期占有广州的。但我当时把广州市内共产实力冷静估计一番之后，已经确定可以迅速予以肃清。共产此次暴动之所以能够暂时占据广州，不过乘我广州市区驻军空虚而已。"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广州起义的退却策略运用上确实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为此，周恩来指出："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叶剑英也指出："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当年广州起义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黄平后来也承认"广州暴动靠教导员和赤卫队是可以夺取广州的，但不可能保住广州，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

　　总而言之，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完全失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为了粉碎反动派的猖狂进攻，而奋起向反革命势力的一次英勇反击，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起义虽然失败了，却进一步表明，面对当时反动派在城市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 ，是不可能的。解决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不可能照搬外国的理论，应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在革命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应该是保存革命的力量，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强大革命的力量，靠农村包围城市，夺取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