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是中国现代史上“开天辟地”式的人物之一。①非常庆幸！由笔者著、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珠海出版社出版的《杨匏安传》得到了社会的大量好评。不过，《杨匏安传》的诞生绝不是笔者等少数人的功劳。她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主要是来自北京的动力，这是本著作写作的力量源泉。其中有胡锦涛等团中央同志的热情支持；有于光远等老一辈革命家、理论家的殷切期望和悉心指导。

　　（一）

　　胡锦涛等团中央同志的热情支持使笔者终生难忘。

　　话要从1979年12月说起。那时，共青团中央研究室、中央团校、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在北京召开关于青年运动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我和团省委的曾建昭、中山大学的黄义祥等人应邀赴会。

　　这次大会给笔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团中央负责人和中国青运老前辈指导性的讲话和深切的期望。大会的组织者温济泽、吴木等青运前辈和团中央研究室郑洸同志，反复向与会者谈到一个意思，就是党和国家的历史开始了新的转折，党、团中央都认为：党和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青年的觉悟和奋斗。中国青年运动过去有很光辉的业绩和丰富经验。用青年的历史教育青年，是使当代青年更加觉悟的重要途径之一。开展中国青年运动史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等等。他们向与会者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目录，还带大家参观了中央团校的图书资料室，说明中国青年运动所留下的历史资料是如何丰富的，其中不少资料就是直接反映广东情况的。这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笔者觉得，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参加开拓青运史研究领域的工作，有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历史责任。

　　这次大会后，笔者即根据在会上获得的部分档案目录，坚持业余到广东省档案馆收集资料，并于1983年与团省委曾建昭同志一起接受广东党史资料征委会的两个课题：弄清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和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的情况。为此，我们俩人于是年8月出差北京。

　　我们这次出差，主要是要到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但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带的介绍信不够规格，进不了中央档案馆。为此，我们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央团校的同志给我们出了个点子：可去找团中央办公厅帮忙，“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们出个去中央档案馆的介绍信？”我们立即飞奔团中央。团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在详细了解了我们的来意后，初时显得很为难：因为我们既没有带直接写给团中央的公函，也没有相关的介绍信，他们说：“要开这样的介绍信，我们还没有先例。”但我们说：我们的身份和办事的证明都齐全，就请团中央破个例，帮个忙。不然的话，我们花了国家的钱，花了时间和精力却办不成事，空手回去，于公于私都是个损失，我们会很难过的。团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能急人所急，为人着想，他们两三个同志一起商量之后说：“考虑到你们来一趟北京也不容易，就请领导给你们特批一次吧！”说着，就有同志去找团中央领导人。

　　我们很幸运，当时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是胡锦涛同志。他亲自来了解情况，与我们亲切握手，然后热情地说：“这是好事，这种积极性应该支持。”然后就吩咐办公厅的同志给我们开了去中央档案馆查相关资料的介绍信，还让有关同志安排我们住进团中央的招待所，以方便工作。这样，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的紧迫难题得到了及时解决，同时也为我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到天津、太原等地收集资料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

　　我们以团中央招待所为活动中心，抓紧时间，四出搜集资料，得到了大丰收，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团中央研究室郑洸研究员在当时和在20多年后一再说我们挖掘的一些第一手资料“填补了历史空白。”①《南方日报》2006年12月6日对此也作了报道。其中就有杨匏安在1922年初参加创办的《青年周刊》及其在该刊上发表的创刊《宣言》和连载的长篇理论文章《马克斯主义浅说》。《青年周刊》创刊号和杨匏安撰写的创刊《宣言》，是我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罗征敬同志提供的线索，跑到太原得到山西省团校岳晓辉等人的帮助，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找到的。这些重要文献使笔者开始深切感到杨匏安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打下了后来写作《杨匏安传》的思想基础。

　　我们这次出差北京的另一个收获，是北京给笔者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们这次出差，接触了许多北京人，上面提到和下面提到的，有名的，无名的，大都与我们素昧平生。但是他们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都给了热情的无私的帮助，给笔者留下的记忆是那样的美好，以致多年来，每当想起，心里都是温暖的。它成了鼓舞和激励笔者努力参加青运史研究工作的一种动力，也成了笔者能较早接触杨匏安史料的重要原因和后来决心写作《杨匏安传》的一种动力。

　　（二）

　　写作《杨匏安传》，是许多革命前辈的殷切期望，也得到了他们的悉心指导。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老革命家、中国理论界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光远教授。他对笔者下决心写作《杨匏安传》起了强有力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并给予了非常宝贵的指导。

　　于老是1936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在参加北京“12·9”抗日救国运动后南下广州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时认识了杨匏安烈士的二儿子杨宗锐（杨明）和杨匏安夫人吴佩琪。此后他帮助烈士的家人与周恩来恢复了联系。几十年来他一直与烈士的几个儿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他们的回忆和所了解到相关史料中，深感杨匏安在我们党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有许多动人的事迹，很有教育意义。公开出版杨匏安的传记，是于老一直想看到的事情。他甚至为把杨匏安的事迹搬上银幕而南北奔走呼吁呐喊。

　　我第一次访问于老是在1983年8月23日。那时，我和团省委的同志找他主要是了解“民先”的情况。他在谈话中说到有个活动分子名叫杨明，是杨匏安烈士的二儿子。他说杨匏安是我们党早期很重要的人物，要注意收集他的资料。

　　笔者记住了革命前辈的嘱咐，在此后20多年中一直注意收集和研究杨匏安烈士的史料，在先后主编和合作出版的几部青运史著作中，也注意反映杨匏安烈士的事迹，但却从未专门写过一本关于杨匏安事迹的书。这里主要原因是自己才疏学浅，恐难胜任，而且已有李坚、谢燕章等同志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自己的科研方向又已由历史转到了现实方面上来。这样，笔者对杨匏安的研究和写作也就放了下来。

　　直到2002年，革命老前辈于光远同志在《炎黄春秋》第5期发表《我推荐〈五四前后的杨匏安〉》一文之后，才又逐步激发起笔者写作《杨匏安传》的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赋予了我新的动力。于老在这篇文章中有10多次提到笔者拙作《广州青年团沿革》所写到的关于杨匏安的文字，并说笔者“是广东的一位研究杨匏安的专家”。这使笔者感到很惭愧，惭愧自己已多年中断了对杨匏安的研究，至今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著作，愧对“专家”这个称呼。但这也是一种激励和鼓励，它使笔者感到，杨匏安是不应被人们忘记的，他的事迹有社会教育意义，应该写出一本关于他的人们爱读、好读、能读的著作来。笔者下决心要作这个尝试。

　　为此，笔者带着研究生于2005年8月再次出差北京。我们这次赴京，除了访问杨匏安烈士在北京的亲属和进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外，就是再次专门访问于老。8月9日，我们到于老家中向他详细汇报了我们写作《杨匏安传》的情况，并给他看了部分已写成的书稿，希望他能为《杨匏安传》作序。他特别赞成我们把《杨匏安传》写成通俗易懂、人们爱读、好读、能读的作品。他说他“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请他为书作序的要求。临分别时，他一再嘱咐我们抓紧写作，完善作品，并与他保持联系，为我们亲笔写下了他个人网站的名称。同时，还很有兴致地和我们合影，亲笔签名给我们每人送一本他刚出版的书（《于光远自述》）作留念。

　　在《杨匏安传》基本脱稿准备付梓时，笔者于2005年10月23日第三次访问了于老。他在他夫人梦老的帮助下，环绕《杨匏安传》与笔者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第一，他亲笔修订了他为《杨匏安传》所写的序言；第二，他详细询问了书的出版计划。当他听到笔者说只是在2004年10月18日有个电话约定，未签文字上的出版合同时，他特别郑重地说：“这不行！出版一定要签好书面合同！”他反复叮嘱笔者回广东后马上补办这件事；第三，关于书的内容，他说已注意到了杨匏安的具体形态、语言、动作、习惯，还可更突出些，以便给拍电影、电视剧作参考；关于人物关系，比如杨匏安与四个女人（母亲、庶母、最初恋人、妻子）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还有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关系，比如与孙中山、澎湃、叶剑英等有关系吗？要挖掘；他建议在书后还应搞个杨匏安活动大事记；第四，关于把杨匏安的事迹搬上银幕、电视的问题。他说：老省委书记任仲夷很关心此事。今年5月间，他请我去广东视察东莞、南沙时，谈及此事。他最近身体很不好，我去看望他，又谈到此事。还有广州市委原宣传部长黄崧华、广东科学院的高周武等，也很关心，也可做些工作；第五、关于中央档案馆存有杨匏安由南洋回来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档案馆以有一定的保密性为由不让看全文的问题。他说：我们目前的档案使用制度也有个改革的问题。他说曾庆红的父亲是曾三，原是管档案的，我自己也曾是档案学会的副会长。曾三是我的历史的证明人。我们可以讨论下档案使用制度的改革问题。他叫我们再去中央档案馆联系，看情况如何。（笔者经交涉仍不行，于10月25日上午在电话中向于老作了汇报。于老当时说：他马上要到市郊去，嘱咐笔者把此事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他，他负责反映。笔者照办了。）；第六，关于杨匏安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他表示想去参加。在交谈3个多小时后，不觉已到傍晚6点多钟，但于老谈话的兴致仍很高，还坚持用左手在电脑上把谈话的一些要点打下来以作备忘。他还叮嘱书的清样一出来即寄给他，看还有啥要改动的。

　　于老当时已年过90周岁，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但他对宣传革命烈士的事迹却具有那样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与执着，对我等晚辈的指导是那样的无私和悉心！真使笔者有说不出的感动！笔者从中获得了写好《杨匏安传》的强大动力，也学到了一些做人的准则。

　　（三）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辜负来自北京的期望。

　　由笔者著、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珠海出版社出版的《杨匏安传》正式发行不久，即获得了社会的大量好评。杨匏安烈士的亲属和史学工作者都一致说：“《杨匏安传》是一本难得的好书。”①

　　杨匏安烈士的表弟、著名雕塑家、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潘鹤说：“表哥匏安的生平革命事迹和陈善光所书，实属一样，读后我又像聆听到长辈的回忆，表哥作为革命活动家、优秀理论家和中共优秀领导人及诗人的光辉而高大的形象，又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杨匏安传》的出版，有助于“让他的崇高理想和高贵品质培育出更多的后来人！”②

　　杨匏安烈士的第三儿媳妇、中医儿科著名专家何广贤说：“我从《杨匏安传》中，见到了家翁，家姑和祖母的光辉形象。”尤其感到养成良好家风的重要性。“读读《杨匏安传》这本书，对如何培育良好的家风，对妇女如何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是大有裨益的。”③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杨匏安的专家谢燕章说：“杨匏安烈士是我国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式的人物，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和中共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他是与李大钊齐名的重要人物，但由各种原因所造成，多数国人只知李大钊而不识杨匏安。今有《杨匏安传》的出版，会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读《杨匏安传》，令人耳目一新。”该书“史料真实丰富、可读性强、思想性好，是难得的好书。”④

　　于光远院士说：“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一直希望有人把他光辉的一生写下来，以纪念先烈和激励后人。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杨匏安传》的公开出版，心里感到很欣慰。”他认为“《杨匏安传》不是小说，但像小说一样好读。”它“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感染力，读起来引人入胜，爱不释手”，“是一部史料性、思想性和可读性都比较强的读物。”⑤

　　中央和广东地方党史专门研究机构对笔者的研究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笔者把《杨匏安传》的相关内容整理成题为《杨匏安与中共三大》的论文，参加不久前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重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对中共三大有关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有的同志研究了过去重视不够的一些人物，比如对杨匏安等，进行了新的挖掘，促进了深化研究。⑥中央和省两家党史专门研究机构把笔者论文的观点写进了《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综述》中，他们指出：“有的专家学者探讨了杨匏安在中共三大召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现在他率先研究和宣传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共三大制定国共合作政策做了思想准备；参加三大的具体筹备工作，为三大的顺利召开作了贡献；为实现三大确立的国共合作政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的试点工作；为贯彻国共合作政策，在国民党内做了出色的工作；并为捍卫国共合作政策，在国民党中央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历史是不应忘记杨匏安的。”⑦

　　社会的好评，使笔者感到欣慰的同时，最想说的话就是要衷心感谢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而上面提到的来自北京的支持和帮助则十分宝贵，这是写作《杨匏安传》的动力源泉。

　　①开天辟地[N].人民日报,2001-6-25(8)

　　① 曾建昭. 青运春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2

　　①②③④黄穗生.《〈杨匏安传〉是一本难得的好书》[J].广州党史.2006. (4).12

　　⑤于光远.《喜读〈杨匏安传〉》[J].广州党史. 2006. (4).13

　　⑥ 李忠杰. 在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A]——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6.30

　　⑦李森翔,刘宋斌. 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综述[A] ——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6.585